越人石室土墩墓与华南悬棺葬

分布在苏南浙北一带的石室土墩墓是先秦越人的墓葬 ,分布在华南地区的悬棺葬是战国以后越、濮、僚、人及其后裔的墓葬。两者在时间上前后相继 ,在文化上一脉相承。从石室土墩墓和悬棺葬的时空分布可以看到古代越人的迁徙和越文化的传播。     

濮族研究

濮族研究魏德明如同大家已知，在汉文史料里记载佤德昂民族是古代濮（蒲）人的后裔；濮与越一样是中国古代南方两个大的族群，部落林立、不相统属，故有百濮与一百越之称。但对百濮，现在学者各有见地。大体有两种观点：一是百濮原本是一个族系，后来分化融合于其它各族；...     

云南原始文化族系试探

本文通过对云南不同类型新石器文化的系统研究,提出滇西北地区的新石器文化系氐羌先民创造的原始文化;洱海地区和金沙江中游地区的新石器文化是氐羌文化和百越文化结合的产物,其中氐羌文化因素占主导地位;滇池地区、滇东北、滇东南及西双版纳地区新石器文化的主人主要是百越族系的先民。同时,在新石器时代,滇池、滇东北地区也有氐羌先民居住;澜沧江中游地区新石器文化的主人是百濮先民。     

上古族群称谓与先秦民族史重构

上古族群称谓,颇为复杂。从语言学角度而论,夷、蛮的原始语义分别相当于用作泛称的"人""民"。和用作泛称的"夷""蛮"略有不同,戎、狄、濮、氐则分别为山岳地带城居的部族、居住在森林中的部族、滨水而居的低地族类、居于水滨或低地平原的族类。戎、狄、濮、氐等族群的区别在于所处环境不同并由此导致生活方式和文化上的若干差异所致。华夏族的形成、发展和壮大的历史构成先秦民族史的主线。在华夏族的形成过程中,各族群之间迁徙混融从未停止过,先秦时期并未形成严格固定的东夷、西戎、南蛮、北狄族群概念和夷夏五方格局和夷夏之防的文化观念,将华夏与古代文献和甲骨文、金文中所见夷、蛮、戎、狄、氐、闽、貉、氐、羌、濮、越、僚、胡等族群强为区分,不仅不符合先秦时期的历史实际,而且与经典作家所表述的"具有学术性、科学性和普遍性"的民族概念,相去甚远。随着历史学、考古学、民族学等研究的持续深入,科学的先秦民族史理论体系的重建和先秦民族史重构,必将成为先秦史和民族史学界无法回避的全新学术命题。     

左江岩画的族属问题

在广西左江及其支流明江和平而河沿岸的断岩峭壁上,先后发现古代岩画点六十一处。分布于宁明、龙州、崇左、扶绥四县境内,绵延达二百公里。岩画全部用赭红颜色画成,规模巨大,气势雄伟。它是广西重要的古代文化遗产。这批珍贵的古代岩画,学术界比较一致的看法认为是壮族先民创作的。但究竟是壮族先民中的哪一个民族,又有不同的意见。有的学者认为是骆越;有的学者认为是西原族。此外,还有的同志认为是乌浒人,并认为乌浒人不是越族,而是属于僚族(指濮族后裔的僚族)。以上三种不同的看法表明:左江岩画族属问题的讨论,不仅涉及到是越族系统中的哪一个民族,而且涉及到是否属于越族系统。因此,进一步弄清岩画的族属是有必要的。一、关于岩画的年代     

论古代滇文化的民族属性

古代滇人留下的光辉灿烂、独具风格的青铜文化并非部分学者认为的那样,是越人或氐羌民族先民创造的,而是以云南古代濮人(即莫-孟人)为主,并有较多氐羌和部分百越族系参与形成的。     

从“黑”“白”看民族文化的共通性和差异性

主要以汉族、藏族、纳西族以及少量阿尔泰语系民族为例,通过对颜色词“黑”和“白”在不同民族语言中的联想意义的比较,透视不同民族的文化共通性和文化差异性,并浅析部分原因。     

以马克思主义文化观兼论潮汕文化中的精英文化和大众文化二重化向度

文化有两个方面的作用,一方面维护其产生的现实基础,另一方面推动社会的发展进程。中国有许多民系,其中如潮人民系、客家民系、广肇民系、闽南民系等。潮汕文化是汉文化的重要分支,也是岭南文化的一个部分,其内核是潮人民系。潮人民系名气显著,它有明显的语言特征,就是讲潮汕的方言。潮汕文化就是以潮汕方言为主要特征的,包括海内外的潮汕人共同创造、传承和发展的具有鲜明文化特色的文化共同体。潮汕文化也根据其传播群体的不同分为精英文化和大众文化,这两种文化在历史结构的变迁中此消彼长,互相融合发展。潮汕的精英文化除了由外而内的传播继承而来,还有潮州内部士以上阶层的由内而外自发形成的。潮汕的大众文化丰富多样、异彩纷呈、内涵丰富、涵盖面极广,成就了潮汕文化,进而成为了中华文化的多元化格局中的一大文化因子。     

骆越的来源和迁徒

骆越,乃百越的一支,历来认为骆越乃广西土著民族;其实不然,骆越起初是由两个不同的民族结合而成,即骆人自黄河南迁到江南后,与早巳先由黄河南迁到江南的越人群落中的一支结合,逐渐形成了骆越。骆人系出黄帝之后的任姓,越人则为夏禹之后,夏禹亦为     

南诏《德化碑》文化初探

乌蛮黑爨在巍山垅屿图山崛起,唐支持南诏统一六诏,建立了少数民族地方政权,唐册封南诏为云南王,南诏建都大厘城,南诏强大,在文化上有它的渊缘背景。我们研究南诏文化不能离开古滇文化和爨文化,必须从这个历史实际出发,才能找到南诏文化的根。本文试图从文化角度上论述南诏《德化碑》与滇、爨文化的渊缘关系。一、滇、爨、南诏夷汉文化渊缘在庄礄入滇和汉朝开发西南夷地区之前,本地区还没有汉民族居住,如史籍上所称的“南中昔盖夷越之地,滇濮、勾町、夜郎、帯唐侯王国以什数。编发左衽,随蓄迁徙,莫能相雄长。”后经庄礄入滇和汉…     

以濮人、孟高棉民族为中心的云南古代族际关系考释——结合少数民族遗传基因的多学科研究

濮与孟高棉虽为异源,但这两大族群在历史的发展中形成了复杂的族际关系,濮与孟高棉相融合形成闽濮,同时濮和孟高棉分别与氐羌、百越族群相交融,但两者在融合的程度上有明显差异,孟高棉语民族与百越族群的交融具有直接性特点,与氐羌族群的交融具有间接性和有限性的特点。     

傣泰民族起源与傣泰民族文化圈的形成新探

中国古代不存在一个可成其为民族的越人族体,泰人也不是越人演变而来的,傣泰民族在汉代以前的历史的追溯已无意义。傣泰民族可追溯的源流在汉代云南滇中,并随后向南迁移到今天的云南南部及东南亚一带。由于傣泰民族在长期的历史迁移与发展中保持了水稻种植、“勐-阪”制度与文化的复制模式,使傣泰民族的先民们能在长期的迁移过程中定居并壮大起来,从而在今天形成了一个傣泰民族居住的文化圈。傣泰民族文化圈是一个文化地理概念,基于共同的民族渊源关系,人们互相理解、宽容、合作、开展社会与经济的交流,共同促进民族与文化的发展,是当代理解傣泰民族文化的新思维。     

论先秦文学中的少数民族使者形象

先秦文学中出现一批少数民族使者形象,其中的东夷族使者博闻多识而又略带神秘;西戎使者知书达理,不卑不亢;南越使者则是从容应对,不辱使命。这些使者身上折射出周边各族的特色,同时也反映民族融汇的某些规律。先秦文学对于少数民族使者所作的艺术显现,是对传统礼仪中世俗偏见的拨正,同时也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     

火把节与"火把节文化圈"的形成

火把节起源于汉藏语系藏缅语族先民祭祀火神的“火节”，通过民族的迁徙与分化、民族间的经济文化交流、历史战争等因素，逐步扩展成我国西南地区诸多民族的一个共同的综合性节日；火把节也由一种单一的文化现象，逐渐演变成为了一定地域的共同文化节日，这正是各民族长期相融、相互影响的结果。     

论我国朝鲜族加入中华民族大家庭的历史过程

我国朝鲜族加入中华民族大家庭的历史过程,始于清代,经民国、伪满、解放战争时期,直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最后成为我国公民。在这一过程中,朝鲜族人民与其他民族一道,在开发东北边疆和反帝反封建斗争中,患难与共,结成了深厚的友谊和不可分割的关系。朝鲜族人民不断吸收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逐步发展成为当之无愧的我国56个民族之一。     

梁启超的中国民族史研究及其对中国民族史学科发展的贡献

在20世纪初期中国边疆危机和民族危机的大背景下,梁启超开始了中国民族史研究。其目的是想激活中国人的自觉意识、激发中国人的爱国精神,但客观上却在民族概念、民族源流、民族关系研究等方面取得了众多学术成果,为中国民族史学科的建设和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他最早提出中国民族史的学科概念,把民族史作为中国史研究的核心,认为中华民族的起源是多元的,中国各民族共同创造了中国历史。     

论蒙元时代"乐府文学"的流衍及元人"乐府文学"观的建构

金亡至南宋灭亡(1234-1279)前的蒙元时代,就词曲嬗递过程的文学生态而言,“乐府文学”流衍的含义系指存在着一个“亦词亦曲”的阶段;其次则指在曲体体式形成、确立后,仍复有一个词曲并行而同被目为“乐府文学”的时期。词曲的合流为“乐府”而并行是一个自然的过程,而又因其所属音乐体系并非同一个,这种“并行”、“合流”也必然是阶段性的。元人广义的“乐府”观中是包含着那部分在蒙元特定时期仍然可歌的词体文学的,元人明确区分词曲的自觉意识乃萌生、形成于元代中后期。元人“乐府文学”观的建构的一个基本导向就是严雅俗之辨及其下的尊体意识,元人“乐府观”中的尊体意识最终结出的是“大元乐府”与唐诗、宋词有同等文学史地位的“鼎足论”。     

唐至清代傈僳族、怒族流变历史研究

聚居于怒江、澜沧江上游地区的傈僳族、怒族为远古氐羌系统民族,由中国西北向西南迁移后演变而来的,这已在学术界达成共识。但自唐以后如何沿滇西北民族迁徙走廊迁移到怒江地区并演变为两个民族共同体,其分化融合的历史过程如何,则引起学术界长期的争论。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作者从文献史料入手,结合民族学和语言学的材料和研究方法,首次考证了两个民族同源而异流的原因,并梳理了其流变的线索。     

塔勒德镇汉、哈、维三族关系比较调查与试分析

塔勒德镇是新疆伊犁一个多民族聚居的乡镇,主要居民为哈萨克族、汉族、维吾尔族等民族。文章结合田野调查资料,通过对民族意识、文化整合、民族平等观及异族交友、通婚等四个变量进行分析,认为伊犁乡镇民族关系呈良性发展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