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异及其变异:"五四"文学的审美思维矢向

“五四”作家怀疑和批判的文化立场决定了“五四”文学审美思维的求异矢向。创作者否定性的视角、逆反的思路、“扬恶”的颠覆理念,以及审美思维结构中对立冲突的原则,直接挑战了以肯定性为主导的传统审美精神。但是,“五四”审美意识的变更尚无法彻底摆脱传统认同性思维的渗透,这不仅体现在作家对文学功利目的和伦理价值尺度的强调,也反映在他们思维过程中对主观想像力的排斥以及在人生终极命题探索时的浅尝辄止。求异性思维在突破传统过程中的超越和变异,致使“五四”新文学的审美选择呈现出多重复杂的特征。     

《“五四”文学审美精神与现代中国文学》评介

葛红兵所著《“五四”文学审美精神与现代中国文学》一书由中国文联出版社１９９８年９月出版了。该书收录了作者的博士毕业论文和近几年来从事现代文学研究的部分论文，以开阔的文化视野，个性化的批评风格，深入探讨了“五四”文学的审美心理与形式，鲁迅的“殉道者”人格，周作人杂诗的独创性，许地山小说中“贞女”与“圣女”的内在矛盾，沈从文的原始人性批评观，苏江、胡秋原的文艺自由论，梁实秋的新人文主义批评方法等诸多现代文学研究领域急待突破的问题。无论是宏观把握，还是微观描述，该书都有独到的见解，极富启发意义。《“五…     

“五四”小说中颓废情绪的发生

颓废的心理情绪,是“五四”特定的历史文化语境所决定的一种精神性情绪形态,它较广泛地存在于“五四”文学之中。本文从西方世纪末颓废思潮的影响、传统文化审美心理的制约及“五四”特殊历史现实土壤等方面,着重分析了“颓废”在“五四”小说中发生的根源,认为传统文人放浪形骸的没落士大夫情结是“五四”作家接受西方世纪末颓废思潮的传统依据和心理基础,而“五四”黑暗的社会现实以及文化转型的特殊历史语境,则是“颓废”心理情绪适宜的生长土壤。     

论“五四”文学思潮的审美特征

“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兴起,促使中国文学踏上与世界文学同步的现代化进程。在文学领域,一种真正具有现代意义的思潮,一种从本质内涵,审美特征,到表现形式皆判然有别于封建文化观念和形态的文学新思潮出现了。这是以近代资产阶级民主主义与科学思想为理论基础,以“人的自觉”与“文的自觉”为表现特征的现代文学思潮。因其诞生于“五四”运动前后,可概称之为“五四”文学思潮。它成为中国文学现代化的第一束光,照亮了漫漫曲折的历史隧道。 “五四”文学思潮随着文学革命的爆发而崛起,又协同着它的深入而拓展,相辅相成,互为发明,短短几年中扬波激浪,成为一股蔚为壮观的历史潮流。就纵向而言,它是中国传统文学思想的创造性转化;就横向而言,它又是20世纪时代精神在中国的自然衍化。胡适说:“我们的中心理论只有两个:一个是我们要建立一种‘活的文学’,一个是我们要建立一种‘人的文学’。前一个理论是文字工具的革新,后一种是文学内容的革新。中国新文学运动的一切理论都     

赵树理·张爱玲·五四文学传统·民间立场

在五四文学传统视野中的赵树理和张爱玲,赵与五四文学传统的关系是:(一)对启蒙(救亡)立场的传承;(二)艺术形式方面的民粹立场,则绕过或远离了五四文学创作传统的主流。张与五四文学传统的关系则表现为:(一)基本上排斥和放弃了五四知识分子(作家)的启蒙立场;(二)呈现出一种反“现代”的态势;(三)艺术形式上既吸取了中国传统小说全知全能的叙事方式,又广泛借鉴了西方的意识流和心理分析等艺术手法,形成了一种新“传奇”体小说。另外在民间理论的观照下赵树理和张爱玲创作中的民间立场及其形态得到了呈现。     

论林译《茶花女》何以成功登陆中国文学

林译《茶花女》之所以能够成功登陆中国文学,既与其文本所蕴含的深刻人生哲理有着紧密的联系,又与和中国古典文学、特别是《红楼梦》有着审美趣味上的相似性有着一定的关联.《茶花女》正是以此为中介,契合了接受主体既有的审美心理文化结构,进而引发了风靡一时的效应.林译《茶花女》的风靡一时,对“荡子”的生命意识觉醒和情感复苏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它不仅揭开了西方文学登陆中国文学的序幕,而且还构成了五四文学创作主体的“人”的情感与意识的复苏,为五四文学的发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恨”与“风流”：韩国传统美学的两大范畴

韩国古典美学中的各种概念和范畴,包括“文以载道”“性灵说”“神韵论”等都是借用中国美学的概念和范畴,这是中国文学在中世纪东亚具有的独特的历史地位所决定的。但是,韩国也有民族特色比较鲜明的美学概念和范畴,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恨”和“风流”。“恨”作为弱者和弱小群体的审美心理形式,以韩国民间艺术为中心绵绵流淌在韩国文学深层,显现出了鲜明的大众化和民族性的特征;“风流”作为贵族和士大夫阶层的审美心理形式,被反映在以汉文学为中心的中世纪各种艺术形式中,具有温文尔雅的美学特征。     

启蒙回转与审美召唤——关于晚清至五四时期的“文学”界说

自19世纪中叶以来,启蒙一直是中国未竞的事业,也是知识分子的主要追求,但审美在中国现代性中同样具有重要意义.从晚清到五四时期的“文学”界说表现出启蒙与审美的博弈,这种博弈体现了中国知识分子对现代性的思考,也体现了中国文学现代转型的复杂与艰难.晚清到五四时期的“文学”界说的发展表现在三个方面,即文学定位从“经国新民“到“游戏的事业”,文学功用从“文以栽道”到“美术之文”,文学范围从“杂文学”到“纯文学”.“文学”界说的发展衍变体现出中国现代性带有内在矛盾性的发生发展.     

关于现当代文学史写作的几个问题

用“中国 2 0世纪文学”的概念来涵盖现当代文学的概念不如用“中国五四新文学”更为科学和合理。考察现当代作家作品 ,都要把其放到五四新文学这个大的源流中来分析和定位。文学史可以有普及型和研究型的两种类型。评价一部作品 ,应主要从审美、价值和道德三个方面来衡量 ;评价一个作家 ,应该和同时代作家来做横向比较并考察其对后世的影响     

中国文学的现代转型及其意义

中国文学在五四时期开始了现代转型 ,而非五四时期之前或之后 ,具体地说是 1 91 8年。这一转型是在欧洲文艺复兴以来以现代的人学思想为核心的现代性文学的综合影响下实现的。从此 ,中国文学在一定程度上卷入了世界现代性文学的潮流 ,并与传统的古代文学形成明显的区别 :这不仅表现在文学观念的变化 ,也表现在文学创作的主流倾向上。五四文学的现代特质主要体现在 :以人的解放为目标 ,以人的生活、生命和心灵为本原 ,以人的个性化表达为准则。“五四”开始的中国现代性文学 ,比传统的古代文学更自觉、更充分地实现了文学的“人学”和审美的双重本质。因而 ,将五四文学确立为中国文学现代转型的开端 ,有着重要的理论意义。     

中国现代自由主文文学话语之建构

在思想层面,西方文化在“五四”时主要-是以自由主义、个人主义的精神重构了“五四”时期的新文学话语。白话除了在语言形式和思想思维方面参与建构中国现代自由主义文学话语以外,从是否使用白话这方面我们也可看出“五四”时期文人学者对传统文化的态度。相对于因救亡把文学当作武器的革命文学对于文学性本身的忽视,中国现代自由主义文学更注重于文学本体、文学审美的追求。中国现代自由主义文学除了对于创作主体自由和文学本身独立的要求外,自由原则与自由文学本身的位置和立场必然表现出对主流政治文化的疏离以及反抗和批判。本文把中国现代自由主义文学话语分为四种表现形态。此外,中国近现代自由空间没能强大和持续的原因是：中国的近现代民间发言场所是兴起于报纸杂志的,民间报纸杂志成为主流文化传播基地的角色转变是中国现代知识分子没能开创一个完善的批评空间的重要原因;另一方面,《新青年》的激进传统使“五四”知识分子构造的文化空间容易被知识分子对于价值选择和文化选择的道德性、时效性所覆盖。本文是第一次试图从白话、文学独立意义、批评空间的开创三方面阐述中国现代自由主义话语之建构。     

启蒙现代性与五四文学的历史规定性

本文认同于五四文学思潮本质上不是现实主义或浪漫主义而是启蒙主义的观点,并从五四文学革命、五四文学创作和五四文学理论三个方面考察五四文学的现代性追求,对这一观点作了进一步的论证。本文认为,五四文学革命是适应启蒙运动的需要、作为思想启蒙的重要手段而发生和发展的,显示五四新文学实绩的鲁迅白话小说,就是启蒙主义的“遵命文学”,而五四新文化人建构的文学理论,也是以文学工具论为核心的启蒙文学理论。现代性包含两种不同的内容,一为启蒙现代性,一为审美现代性;前者表现为启蒙精神及其展开,后者表现为艺术自主性和自律性的确立。五四文学所追求的是启蒙现代性,而不是审美现代性。五四文学的这一历史规定性,决定了五四文学思潮的启蒙主义性质。     

新民的塑形与作为修辞的父子冲突叙事

作为现代中国文学现代性书写的一个显著标志,新民的塑形通过作为修辞的父子冲突叙事,先后经历了召唤新青年、想像革命者、再造新农民的话语转换与历史变迁.由于“新民”概念命题深受晚清以降不断革命的时代语境的影响规约,现代中国文学对于新民的意识形态表达,一方面明显表现出五四知识精英与左翼政治精英文化心理与艺术旨趣的巨大差异,另一方面也有力地坐实了左翼小说革命叙事模式的客观存在与后世影响.这种将父子冲突叙事当作思想或政治启蒙话语的表现形式,从而参与中国现代化历史进程中对于现代民族国家和现代个人主体的双重想像,深刻反映了现代中国文学重内容轻形式、重教化轻审美的典型特征与叙事困境.     

从"史传"模式到现代叙事——"文"、"史"观念的分离与中国现代小说的成熟

“五四”时期中国小说的现代变革,在很大程度上可以描述为从“史传”模式到现代叙事的转型,这其实也就是一个“文”的观念独立的过程。“五四”时期,中国小说在审美对象、审美方式、时空观念等方面一系列的变化,都是通过与“史传”模式的分离表现出来的。     

对五四语言革命的再认识

五四文学革命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就是以白话文取代文言文的语言形式上的革命 ,但白话文不能作为新旧文学的分水岭 ,通俗易懂更不能作为新旧文学的分界线。五四语言革命的主旨是民主与科学精神的体现 ,而绝非仅仅是因为白话文比文言文更通俗易懂。五四文学革命由于肩负着沉重的救亡图存的使命 ,所以在走向通俗化的过程中并没有很多审美上的考虑 ,科学化的语言追求无疑付出了很大的审美代价     

中国20世纪文学理论批评审美感悟价值取向论

中国20世纪文学理论批评审美感悟价值取向是一种从文学作品本身看取其价值存在,强调文学的审美特质而形成的价值趋赴。它在20世纪大致经历了世纪初的萌生、“五四”时期的建设、1930-1940年代的深入、新时期的发展等四个历史阶段。感性形式、审美意蕴、批评模式三者之间的相互关系构成其知识话语结构。它对文学审美之维的探求,深化了中国20世纪文学理论批评对文学本体的思考,但也存在忽视审美意蕴的开掘、以美学的研究代替文学审美特性的把握、理论建构的西化倾向等局限。     

新古典主义的成熟与现代性的遗忘——对中国20世纪文学中“十七年文学”的一种阐释

与五四以后至20世纪上半叶中国文学的现代性追求相比 ,“十七年文学”在面对现实的态度、艺术的运思方式、以及对生活的感知方式和形成的美感特征上 ,都呈现出了不同的特点 ,从而使之在某种程度上重新呈现了中国文学古典化的素质 ,形成了新古典主义并最终成熟。把“十七年文学”放在20世纪文学进程中来考察 ,我们就会发现 ,中国文学现代性的进程并不是直线式或递进式的 ,而是迂回性的 ,具有自我律动的特点 ,这说明在一定的生存环境下 ,一种文学会按其自身规律发展并不断强化特定历史文化所赋予它的审美特征 ;同时我们也会看到 ,“十七年文学”中的新古典主义美学原则并没有彻底消失 ,它仍然会在当前新的文学环境中得以存在。     

文学思维方式的革命:论80年代末先锋作家的文学思想观念

本文从“文学价值的转型”、“语言意识的觉醒”、“‘形式’的独立”三个方面 ,考察了先锋作家的文学观念。认为其所持“反对非审美因素对文艺的干扰 ,以此还原文学独立的审美价值”的文学主张 ,有助于维护和伸张文学的特殊性和自主性 ,使文学文本的审美特征得到更加充分的显现 ,体现了作家个性与文学个性的双重觉醒 ;但先锋作家试图完全排除文学的社会性 ,只追求文学的纯粹审美本性的认识是极其片面的     

“欧化倾向的五四文学语言”辨析

文学语言的欧化发展,从晚清开始经历了一个由书面语建构到文学作品语言转移的倾向,不断为文学所捕获、赋形,成为了五四文学语言最为显著的外部特征.我们不应绝对以“文言”到“白话”的转换,而应在相当的程度上以“既有传统白话”到“现代白话”的现实嬗变来展开对五四文学语言的描绘,在其中关键的驱动力就是“欧化”.“欧化倾向的五四文学语言”凸现了五四文学语言建构所能达到的精神领域、灵魂探索和诗性空间,展示了五四文学语言建构超越一般书面语变革所达到的话语力量,进而集中彰显了“欧化倾向的五四文学语言”之于中国现代文学发生,以及对中国文学语言现代转型所具有的意义.     

当代文学史研究与"十七年文学"

说到“十七年文学”，至今还是有人停留在２０世纪８０年代的知识型构之中，仍然以政治/艺术的两极对立的评价模式，简单地否定其所具有的文学史研究价值，因其强烈的政治色彩而将它与“文革文学”一起摒弃在２０世纪中国文学研究之外，不承认它与五四新文学传统的内在连续性。我认为，孤立地从所谓的“文学性”或“审美价值”的单一角度来处理“十七年文学”与“文革文学”显然是意义不大的。因为所谓的“文学性”或“审美价值”本身就是需要质疑的。什么样的“文学性”或“审美价值”？这样一种标准是从哪里来的？是怎样历史地形成的？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