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月报》的"国故"研究与新文学刊物的重心转移

本文以<小说月报>在1921至1923年间有关"国故"话题的讨论与酝酿,以及体现<小说月报>"整理国故"集中成果的1927年17卷号外"中国文学研究"为考察对象,通过对这份杂志上一度呈现出的"国故"色彩的辨析,试图呈现出这一新文学重要刊物上关注未够的有关"中国文学研究"的重要方面,并由此透视新文学刊物在屡被言及的新文学创作与外国文学译介两方面成绩之外的话题转移,并牵涉出"五四"文化语境流变的复杂背景.     

《性自命出》篇心性论大不同于《中庸》说

郭店楚简<性自命出>篇的心理心和<中庸>"至诚"本心不同,其气性论和<中庸>"德性"论也不同.从心性论角度看,<性自命出>篇不属于思孟一派,更接近荀子.或可说它介于孔子和荀子之间,为<荀子>心性论的渊源之一环节.     

论傅斯年五四时期的文学革新观

傅斯年是五四文学革命的坚定支持者与宣传者.1918至1919年间,他先后发表了<文学革新申议>、<戏剧改良各面观>、<怎样做白话文>、<白话文学与心理的改革>等文章,提出了强调发展变化与新陈代谢的"进化的文学"观、以思想启蒙为主旨的"人化的文学"观与开放的而非锁国的"欧化的文学"观,系统地表述了他关于中国文学革新、发展的方向及一般进程的可能性选择的思想.所论与胡适、陈独秀的文学革命主张异声同调,对五四文学革命的开展起到了推波助澜的积极作用.     

《西游记》“真经”与道教《真经歌》

<西游记>中的"真经"与历史上唐玄奘所取得的"真经"有非常显著的差异,它有一些谜是运用文学、历史和佛教知识都不能够解答的.实际上,<西游记>"真经"是脱胎于道教内丹经书<真经歌>中的"真经",其实质就是道教内丹学中的"真金"(即元气).     

《老子》之"道"的现象学诠释

本文认为,要把握<老子>"道"的实质,必先理解<老子>提出其"道"的方法和原则.<老子>提出其"道"的方法就是比参法.通过这一方法,不仅认识了存在者的存在状态,也认识了存在者之存在的存在本质,这就是<老子>那个"寂兮寥兮"的"道".     

评《招魂》为“屈原自招”说

<招魂>内容和先秦典籍再次证明,<招魂>所陈乃"人君"礼体,上帝所"辅"当为"君王",非人臣屈原所可当得;<招魂>所招失魂归返的"恒干",乃在郢都"故居",而不在"江南",与身在放逐之地"江南"的屈原"自招"方位完全不同;"屈原自招"说不能圆说<招魂>序言"牵于俗而芜秽"之义,更缺少推翻王逸所记"宋玉作<招魂>"的事实证据,因而难以令人信服.     

"古史辨"派与20世纪的《春秋》性质研究

孔子所作<春秋>是一部蕴涵作者"微言大义"的政治学著作.20世纪初期,"古史辨"派在学术界发起并主导了一场关于<春秋>性质问题的讨论.在当时社会反封建思潮的鼓动下,"古史辨"派继承并发挥了传统今文经学家的怀疑精神和古文经学家的"六经皆史"说,得出"孔子不作<春秋>"、"<春秋>为史学著作"等错误结论."古史辨"派的<春秋>性质研究对整个20世纪的<春秋>研究产生了消极影响,也制约了此间经学史、史学史领域相关问题的研究.     

严复任职北洋水师学堂期间若干史实再考证--兼与马自毅先生商榷

针对<历史研究>2004年第2期刊登的马自毅先生<"总教习"还是"洋文正教习"--严复任职北洋水师学堂期间若干史实考证>一文中的某些观点和见解,本文提出了不同的看法,与之商榷.     

影响的焦虑--《长恨歌》与《传奇》比较研究

本文认为,王安忆的长篇小说<长恨歌>是一部优秀的作品.文章指出,面对张爱玲的作品,王安忆有一种无可置疑的"影响的焦虑"与张爱玲的<传奇>相比,<长恨歌>有着宏大的艺术建构,但在思想与形象的结合上,却有明显的不足.     

曹植《释疑论》应系葛洪所杜撰

葛洪所说"陈思王著<释疑论>"并不可信,所引<释疑论>文字应是他本人所杜撰.所谓<释疑论>,仅见<抱朴子>论述神仙道术时所引片断;遍考各种曹植文集及其他典籍,再无片言可见.考之文章,<释疑论>对待方士道术的立场与曹植<辨道论>根本对立,<释疑论>关于此中缘由所作的交代又与事实不符.并且<释疑论>对<辨道论>的否定表现得极为直接,也显得不合情理.考之作者,<辨道论>表明曹植属于无神仙论者,而葛洪说他是"初皆谓无,而晚年乃以为有",除此<释疑论>之外别无依据.事实上,葛洪其人素来惯于作伪,<抱朴子>托名杜撰处屡见不鲜;为抵消曹植<辨道论>的影响,进而宣扬神仙道术,葛洪托名杜撰<释疑论>是完全可能的.     

论《小说月报》改革的必然性和必要性

1921年《小说月报》的改革,不但反映了一份杂志在新旧共存、文白互争的民初的最后命运,而且,作为民初文学的一个典型个案,它也反映了整个民初文学融入新文学的途径:那就是革命式的改革。这一革命式的改革发生的直接根源就在于改革前的《小说月报》,包括整个民初文学,虽然一直在做着种种新变的努力,但是,它们并没有以理性的自主的追求建立起足以构成新文学因素的现代性。以传达的基本精神、使用的文体以及与世界文学潮流的关系为基本衡量尺度的考察表明,改革前的《小说月报》仍然属于旧文学的范畴,它只能通过革命式的改革而融入现代文学。     

论1921年《小说月报》的改革及其意义

1921年的改革作为一道分水岭将《小说月报》的历史划分成了两段。改革前后的《小说月报》尽管在期刊范式和对读者接受的重视方面有许多传承的地方。但是,由刊载内容、文体以及主体队伍所构成的巨大差异表明,它们分属于两个不同的文学时期,具有着截然不同的传媒特征。     

社会转型时期期刊翻译文学的社会性解读——以民国初期《小说月报》为例

作为翻译文学的一个主要源头,期刊翻译小说研究远未展开。将上个世纪初大型文学期刊《小说月报》翻译小说作为一个独立的文本,以生态翻译学的叙事方式,对其译本生成的"适应"与"选择"作出客观的描述与解释,是期刊翻译研究的一种新尝试。"文学功利性"、"家族翻译行为"、"译入语杂合"、"演译"是民国初期译者适应社会转型时期的文学、语言生态系统的优化选择。     

“兄弟作坊”与“夫妻档”：《小说月报》翻译行为解读

上个世纪20年代,鲁迅、沈雁冰、耿济之兄弟及郑振铎夫妇,开创了《小说月报》“兄弟作坊”与“夫妻档”的翻译模式。这种特有的家族式翻译行为所带来的西洋名家小说、世界文学潮流,孕育了中国新文学的萌芽,也使得《小说月报》迅速成为新文化运动中最有影响的刊物之一,对翻译文学的发展做出了特有的贡献。     

翻译的对话伦理研究——以霍克斯译《红楼梦》为例

翻译的对话伦理是由道格拉斯·鲁宾逊（Douglas Robinson）在其第一本翻译研究著作《译者登场》（The Translator’sTurn）中率先提出的,是在翻译身体学、翻译对话性和翻译修辞格的基础上进行伦理阐释。基于对话伦理的理论背景,结合翻译活动的主客体关系,探索对话伦理的内涵,对霍克斯译《红楼梦》中的言语表达、人际关系、品德智能、情感意志等寓意丰富的四字词语从三个层面,即主体之间、客体之间以及主客体之间,进行了对话模式解读。     

燕大时期顾颉刚的学术事业与禹贡学会

中国历史地理学的诞生发展与燕京大学有着密切联系,顾颉刚长期执教燕京大学是历史地理学在此扎根的重要前提。顾颉刚与燕大的结缘是待遇、人际纠葛、燕大中国化等多方面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在燕大执教期间,顾颉刚的古史辨伪逐渐转移到以沿革地理手段对《尚书.禹贡》的地理研究之上,由此直接促生了禹贡学会和《禹贡》半月刊。同时,在国难当头的时局下,顾颉刚的学术事业出现了"以文字参加抗日"的价值新取向。禹贡学会及《禹贡》半月刊是"国故整理"、"民众教育"与"边疆开发"等主题的融汇。     

论《岳阳楼史话》的史学性、美学性与文学性简

关于岳阳楼历史的研究,已有很多成果,其中存疑者众多。而何林福新著《岳阳楼史话》,却在地域体、专门性的历史地理学的范式内,别开生面,将史学、美学、文学熔于一炉,开拓了“史话”一类体式的新天地。     

《梦境时分》的分层构思解读

美国女作家凯特.肖邦的短篇小说《梦境时分》是一部具有很高审美价值的经典作品。她频繁地转换不同的视角对人物和主题进行分层次描写,运用了反讽和象征等表现手法,通过短小的篇幅,让读者进入了女主人公内心的真实世界,体会到了一个处在男性社会中的女子的痛苦。     

顾颉刚创办《禹贡》半月刊的学术启示

历史学家顾颉刚于1930年代创办的《禹贡》半月刊（The Chinese Historical Geography）,是中国第一份以“历史地理”一词命名的学术期刊。《禹贡》在学术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页,也给当下学术期刊主编诸多的有益启示：一是研编并举,互为促进;二是长袖善舞,广结人脉;三是扶植新人,造就新人;四是无间新旧,兼容并包;五是引领学术,创建学派;六是经世致用,学术救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