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徐光启《诗》学及其贡献

明代是《诗经》研究由经学向文学转变的一个重要时期,徐光启代表了这个时期《诗经》文学研究的最高成就。他于汉儒“美刺”“比兴”说与宋儒“纲常”“义理”说之外,从《诗经》文学的本质出发,提出了“《诗》在言外”的《诗》学理论,为《诗》学研究的转向,完成了理论上的重大突破。并以此理论为核心,对《诗经》作品从多个角度作了认真、细致、全面、深刻的分析,在晚明产生了很大影响,对中国《诗》学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徐与乔《增订诗经辑评》考论

徐与乔的《增订诗经辑评》是清代《诗经》会评本中有代表性的一种,其评点杂采诸家,附以己意,而尤以钟惺《诗经评点》及戴君恩《读风臆评》为主.徐氏对"赋、比、兴"的独到解说有较高理论价值,对于《诗经》的艺术手法进行了详细的梳理总结,应引起《诗经》研究者的注意.     

用“诗”的眼光读诗——论闻一多古典文学批评的现代性视野之三

在古典文学批评中,闻一多极力反对只从政治、伦理的角度去解读古代文学典籍的非文学化批评,他认为文学批评应该回归文学本体,应该“用《诗经》时代的眼光读《诗经》”,“用‘诗’的眼光读《诗经》”,深入挖掘文学的审美本性。     

论唐宋弃妇文学

弃妇文学由来以久 ,自《诗经》以来就有不朽的佳作流传。到词体文学的兴起 ,词人不仅继承了《诗经》弃妇诗“愁”与“怨”的基调 ,而且在弃妇中贯注了个人真实的思想感情 ,并寄予其对人生、对社会的感慨。     

《诗经》入选文学总集的历史考察

在以经学作为主流意识形态的中国古代社会,《诗经》被尊奉为人伦教化的神圣经典,与文学总集分途著录,形成了浓厚的尊经意识和文学总集不录《诗经》作品的学术禁忌.随着经学内部的嬗变和《诗经》文学阐释的发展,从隋唐“续经”到来熹提出《诗》入总集的构想,最终在明代后期出现了选录《诗经》作品的文学总集,《诗经》暂时走下了经学的神坛,融入了多姿多彩的文学世界.晚明总集选录《诗经》并不是偶然出现的文学现象,而与当时《诗经》文学阐释的繁荣局面相呼应,是《诗经》文学身份得到凸显和认可的最直观、最集中的体现,是现代《诗经》文学主体身份最终确立的精彩预演和关键步骤,在文学史上具有重要价值和意义.     

日本汉诗引用《诗经》的方式及其学术意义

日本汉诗推崇《诗经》,常用《诗经》的语言和表达形式进行创作,主要表现为对《诗经》中的诗题、诗句、诗词、意象的引用和化用。日本汉诗引用《诗经》形式的多样性显现出,日本汉诗对《诗经》从刻意模拟、融会创新逐渐到适合日本文化审美需要的不断探索。日本汉诗引用《诗经》时不仅重视继承《诗经》所蕴含的文学灵性,而且在内在精神上与"温柔敦厚"的诗教具有一脉相承的关系,显现出对《诗经》政治教化功能的继承。这种学中有创的引用《诗经》的方式使得日本汉诗修辞优雅、婉转含蓄,丰富了日本汉诗的表达方式,提升了其表现力和文化内涵,彰显了《诗经》在日本的文化影响力,在中日文化交流史上的具有重要意义。     

阳明“心学”与明代《诗经》研究

阳明心学对明代《诗经》学发展有 积极影响。明代前期《诗》学,衍义“朱传”,殊少新意;阳明心学兴起之后,形势大变, 新见叠出。尽管阳明心学对文献研究曾有过不良影响,然其影响于《诗》学,则使新《诗》 著、新见解、新流派大量涌现,且亦促成了《诗经》学由经学向文学的转变,开辟了一个新 的《诗》学时代。     

上博楚简《诗论》在《诗经》批评史上的地位

上博楚简《诗论》代表了先秦儒家文学教化思想向两汉经学化儒家文学思想过渡的一环。虽然《诗论》注重诗的教化作用 ,体现了儒家功利主义文学观 ,但相对于后世《诗序》、《诗谱》来说 ,它对诗义的阐释比较客观、对诗的情感把握较为真切 ;只是到汉代以后 ,《诗经》才被更多地附会上了历史教化色彩     

探求孔子、孟子和荀子三家说《诗》的特点及原因

儒家学派三位大师的孔子、孟子和荀子对《诗经》都有深刻的研究，但三家说《诗》的内容和目的也不尽相同，孔子说《诗》着重于道德教育，孟子说《诗》重点在于辩难，而荀子说《诗》却重点放在其文学价值上。     

金圣叹与清前期《左传》文学评点

清前期《左传》文学评点是《左传》评点学史上的全盛期,这一时期的《左传》文学评点有着一个重要的美学特征上的发展,即由感性的"悟"上升到理性的"法"。文章通过分析金圣叹前后期《左传》评点之不同美学特征,结合《古文观止》《左绣》《左传义法举要》等清前期《左传》评点学发展史上具有关键意义的《左传》文学评点著作,揭示金圣叹《左传》评点在清前期《左传》文学评点史上的特殊地位与价值。     

明清科举文化对《诗经》评点的影响

经书的评点、八股文体、八股文选评、高头讲章、衬解体例等等这些与科举应试制度密切相关的因素,都对明清两代《诗经》的接受产生过大的影响。一方面催生了《诗经》文学性评点这种《诗经》学上的新的批评方式,一方面也影响了批评内容本身。深入研究这些因素,将有助于理清《诗经》在明清两代的接受情形及其对于传统文化产生的作用。     

历史与伦理--"古史辨"《诗经》学的理论问题

“古史辨”在从事《诗经》研究时 ,首先预设了《诗经》是文学的观念 ,并在此基础上展开了对汉代《诗经》学的批判。在反驳汉代《诗经》学时 ,“古史辨”提出了历史与伦理的分野。他们认为 ,汉代《诗经》学把《诗经》当“经”而不是诗 ,乃因于汉儒的伦理观念所致 ,而“古史辨”恢复《诗经》的文学面目正是尊重历史的表现。因此伦理观念可以被排除在历史研究之外。这一看法与“古史辨”的历史观———“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密切相联 ,并为反思“古史辨”《诗经》学的理论问题提供了有效的切入点。     

情：王船山《诗经》文学诠释的核心范畴

王船山围绕＂《诗》道性情＂这一命题,以情说《诗》,将《诗经》与其他经书区别开来,从情着眼,肯定《诗经》中的说理诗、叙事诗,突出《诗经》情景描写中的情。船山以情为出发点与联络点,发展了孔子的＂兴观群怨＂接受理论,视情为《诗经》实现其社会功能的媒介。基于对情的正确认识,船山充分肯定了《诗经》中情爱诗的价值。可以说,情,是船山诠释《诗经》的核心范畴。     

论文学视角下的《诗》《书》关系

先秦典籍常见的《诗》《书》并称现象说明,在《诗经》和《尚书》之间存在着紧密的内在联系:从历史渊源看,二者具有相同或近似的历史起源;从现实功用看,二者在西周时代的礼乐活动中共同发挥着近似的作用。从文学视角探究《诗》《书》关系,可以揭示先秦诗歌和散文之间相互影响、相互作用乃至相互转化的关系,这对认识先秦时代《诗经》与《尚书》的生成与功用,对认识《尚书》的诗化特征均具有重要意义。     

试论《诗经》中“鸟兽草木”的价值蕴涵

《诗经》中有大量动植物方面的内容，这些“乌兽草木”是《诗经》中“风、雅、颂”三类诗部分内容的传达载体，反映了先民早期的风俗民情，尤其是突出地表现了对动植物崇拜心理与情爱意识，成为一种情感符号。这类内容的价值还表现在它是《诗经》赋、比、兴形式的传达载体。这既是一种文学现象，也是一种文化现象，对以后的文学、美学等古代文化的发展都产生了深层影响。     

是现象还是规律——对“周代学术发展论略”一文的质疑

《学术月刊》一九六二年第十期发表蒙文通先生“周代学术发展论略”一文。蒙文企图解决周代学术发展的规律问题,并提出了学术分期。蒙先生说:“当时的《诗经》和《尚书》常被当作一书”。而《诗经》和早期的《尚书》均属于文学作品,因而在《诗经》以前应属于文学时代。在《诗经》结束的年代,《春秋》、《语》、《国语》等书相继而起,而《语》、《国语》均属编年的历史著作。“这正说明了《春秋》的记载是衔接着《诗》的。这不正符合孟子所提‘《诗》亡然后《春秋》作’、以《春秋》继《诗经》的说法吧!”由《国风》变为《国语》,从而由文学时代转入了史学时代。蒙文又云:“到了     

谢灵运妙用《诗》典与六朝《诗》学新变

《诗经》作为重要的文本参照与典故来源,参与到谢灵运的模山范水与游览遣怀.大谢用《诗》之妙,既得益于自身才华,也与当时学术风气密切相关.考察《诗经》在六朝的传播,官学不振、私学兴盛影响到文化学术的家族化.而缘情绮靡的文学风尚,又促使《诗经》的接受抛开了政治伦理的拘囿,朝着“诗赋欲丽”的方向一路高歌.上述《诗》学新变,在谢灵运山水诗作中,得到了充分印证.     

《史记》文学经典化的重要途径——以明代评点为例

《史记》评点是《史记》文学经典化的特殊形态和重要途径之一。明代由于文学复古思潮的涌现、印刷技术的不断发展、史抄史评风气的浓厚等因素,《史记》文学评点随之出现兴盛局面。"点"给读者以提醒,达到"此时无声胜有声"的效果。文字评论涉及《史记》章法、叙事、写人、语言、风格等诸多方面。这些评点,形式灵活多样,多角度阐释《史记》的文学内涵,引导读者细读《史记》,寻找文本中的"密码",参与作品价值的实现。《史记》评点体现了评点者的思想、立场和文学素养,对于《史记》的文学经典化起到了积极作用,同时,评点所提出的许多理论问题也促进了古代文学理论的发展。明代的《史记》评点对后来的《史记》评点产生了重要影响。     

《诗经·关雎》英译之我见——兼论语篇把握在汉诗英译中的重要性

《诗经》是我国文学史的光辉起点,也是我国现实主义文学的开端。作品以抒情诗为主流,开拓性地运用了赋、比、兴等表现手法,具有很高的艺术成就,对后世文学创作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关雎》是《诗经》中具有代表性的作品,是汉文化文学宝库中的珍品,因此,翻译工作者都不遗余力地将它译介国外。许渊冲先生、韦利先生是《诗经》翻译的佼佼者,分析研究他们的译诗策略,对于总结汉语古典文学西译的经验,构建现代翻译理论,自然有着不可忽略的益处。     

从荀子论《诗》看荀子的《诗》学观念

荀子与《诗经》的关系非常紧密,《荀子》一书除了大量引《诗》之外,还有一些论《诗》的内容。荀子论《诗》是在"圣人之道"的统摄下进行的,《诗》及所有的文学都是载道的工具。在这一前提下,荀子持有"诗言志"的观点,提出了"中声"说,还涉及到读《诗》的方法,也对《风》、《雅》、《颂》有一些具体的评论,其中我们可以看到荀子的《诗》学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