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与中华文明的现代转型

辛亥革命不仅是一场政治革命,也是一场深刻的社会革命。它剪掉延绵2000多年的中国封建帝制辫子,实现了中国社会形态的华丽转身,同时推动了中国经济的现代转型,完成了中国思想文化的激进变革,使中华文明开始由传统走向现代。辛亥革命是中国现代化的开端．开启了中国走向富强、民主、文明的历史进程之门。     

以中华文明主体性视野理解“中国道路”的内在理路

"中华文明主体性"是一个创造的概念,之所以提出这一概念,一方面是为了标识出中国道路的演进是一个不断强化文化认同与文明复归的过程。另一方面,也是为了说明中国道路所展现出来的文明特质。通过对"中华文明主体性"概念的解读,阐释了中国道路的历史文化渊源,比较了由中国道路开启的中华新文明与现代西方文明之间的差异,进而论证了中华新文明的优越之处。     

龙文化与中华文明的传承创新

从厘清相关概念入手,从形象、民俗、景观、理论四个方面,对龙文化的传承创新进行考察,可以看清龙文化与中华文明的参与、见证、标志、整合、助推、引领关系,进而明晰中华文明就是一定意义上的龙道文明,而龙道信仰则是中华文明的中枢系统.     

中国传统哲学和文化中“德治”与“法治”的理论博弈

中国传统哲学和文化中儒家主张"德治",其德治思想异常丰富、完整;而法家则主张"法治",因而形成了"德治"与"法治"的理论博弈."德治"思想强调道德在处理人际关系过程中的重要作用,因而有其一定的合理性,但存在忽视法律重要作用的错误倾向,其结果必然导致"人治".而法家"法治"思想虽然与今天的法治理论有重要区别,但它看到了法律在治理国家、维护社会秩序、处理人际关系中的重要作用,因而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其缺陷是不理解法律与道德的关系,因而轻视道德的重要作用.现代社会,道德和法律二者不应是博弈的关系,而应是相互蕴涵、相互补充、相互配合、相互促进、共同发展的关系,只有秉持这一理念,我们才能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移民运动与中华文明的整体升华

东汉末年以后,战乱频繁发生,致使魏晋南北朝时期陷入动乱割据状态,并不断发生移民运动。汉族移民倾向于从中原奔向周边地区,因此汉族文化也呈现从长安与洛阳向四周播散的状态;原居于周边的少数民族,则大量地涌向中原或其他地区,并带入了异彩纷呈的文化。移民运动推动了民族融合与文化交流,丰富了各民族的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从而使汉族古老的传统文明具有了强劲的新鲜活力,随着安定统一局面的逐步形成而得到整体升华,成为代表广泛的民族文化的中华文明。     

论《史记》所谓“不绝”——兼及中华文明连续不中断因素的思考

《史记》多有言及“不绝”的文字。《史记》所谓“不绝”,可以从史学史的视角思考中华文明数千年持久发展、长期连续不中断特点的历史缘由。考察、理解司马迁有关“不绝”的表述和说明中华文明之所以连续不中断,探寻其中的相关历史文化信息,可以发现汉代杰出史学家就宗亲关系、祠祀礼俗、文化权威、道德精神及艺术传统等方面的重要提示均值得重视。     

中华古史上的玉器时代——中华文明探源之一

确立中华上古史的玉器时代,需要在文化多样性、区域性与不平衡性的思维统摄下,突破某些“约定俗成”的认识模式:首先,应突破历史阶段三段论的局限与束缚。其次,应突破文明三要素论的局限与束缚。这两论均不符合中华文化史与文明史的历史实际。第三,应突破对历史文献学怀疑论的局限——主要指对《史记·五帝本纪》的怀疑,正确认识司马氏的巫史家世、文史积累和对石室金匮——历代图书资料的搜集与占有,使其对五帝史的编纂,具有高度科学性、权威性。第四,认定五帝时代就是玉器时代,根据考古史料重新勾勒玉器时代的时空架构,指出在中华大地上玉器的普遍性与广泛性,新石器时代早期(距今9000年左右)即已进入玉器时代,直到公元前2000年进入青铜时代,玉器时代纵贯五千年之久。最后,提出玉器为精神文明载体的命题,在石器时代与青铜器时代之间存在一个以玉器—精神文化生产为主体的时代,也是中华古文明的诞生时代。     

中华文明起源研究的新动向与新进展——以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第一阶段：2004-2005年）为中心

一、中国文明起源研究的近期动向(一)古代文明研究中心纷纷成立上个世纪,中国学术界对文明起源的研究多是学者个人“单干”,缺乏有组织、有计划地“协同作战”。进入21世纪以来,这种情况有了明显的改观,为了团结全国以及国外的研究力量,深入开展中国文明起源的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河南省、山西省、上海大学等单位相继成立了“古代文明研究中心”,编印学术刊物和论文集。     

墨家逻辑及其在中华文明话语体系建设中的重要作用

一套可信度高、具备强大说服力、能把道理讲清楚并表达出核心价值观的话语体系,其背后一定有彰显民族特质的逻辑思维能力和科学论证方法作为强大支撑。中华文明话语体系背后的逻辑之魂,主要就是墨家逻辑。在语形层面上,墨家“故、理、类”“三物”逻辑思想构成了中华文明话语体系的说理方式;语义层面上,墨家“明是非”的取“当”求“是”思想构成中华文明话语体系中分析理性与辩证理性的统一;语用层面上,墨家“两而勿偏”的权衡思维原则构成中华文明话语体系中具有鲜明政治伦理特征的应用逻辑。     

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与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和发展

中国传统思想文化是毛泽东思想的思想来源和形成发展的重要条件。它是毛泽东思想的载体并使其具有民族特色,它也促进了毛泽东思想的发展。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与世界文明发展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发展道路,马克思主义的特性决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离不开人类文明发展的大道,是参与经济全球化并对人类文明有巨大贡献的道路。     

中国传统和谐思想与宋代司法的特质

中国传统和谐思想对宋代司法审判影响很深，主要表现在审判中注重情理法相结合、允许亲族相讼、“鞫谳分司”的司法机构设置、注意保护弱者的权益、重视教育说服和息讼等五个方面。和谐思想是宋代司法的一个重要支撑。     

论中国花卉文化的繁荣状况、发展进程、历史背景和民族特色

我国是一个花卉文化极其繁荣灿烂的国度,无论是园艺种植、花事观赏,还是文学、艺术创作都极为丰富繁盛。我国花卉文化的历史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即先秦的始发期、秦汉至盛唐的渐盛期和中唐以来的繁盛期。从审美认识水平着眼,我们将这三个阶段分别称为“物质实用时代”、“花色审美时代”和“文化象征时代”,三个阶段间呈不断累积演进之势。我国花卉文化的繁荣发展,有着我国自然条件、社会文化广泛的历史基础。我国地大物博,植物资源丰富,给花卉园艺的发展提供了极为优越的自然条件。我国发达的农耕文明对花卉园艺生产促进良多。我国传统士大夫阶层构成了花卉文化创造的主力,无论是外延的拓展,还是内涵的提升,都主要得力于他们的奉献,也主要体现他们的生活方式、生活情趣和文化理想。我国古代“天人合一”、物我一体、崇尚自然的文化观念对花卉观赏的影响从来都是正面、积极的,历史上从未出现其他民族那种基于特定教义对花卉使用的严格限制,西方中世纪普遍禁止那样的现象。这些因素共同作用,有力地促进了我国花卉文化的繁荣发展,同时也决定了我国花卉文化的民族风格。我国观赏花卉以我国原产的木本和经济应用品种为主,形成了独特的名花、名树体系。我国人民比较重视自然生长、园艺种植的植物生姿,特别欣赏植物的生机天趣,西方社会那种花环、花冠等采结献赠为礼的方式在我国并不多见。在花卉象征上,我国士大夫阶层最终形成了“比德”、“写意”传统,即通过花卉形象寄托人的道德品格和高雅情趣,体现了我国崇尚伦理道德的文化精神,与西方花卉象征多具宗教意义颇有异致。我国花卉象征中的吉祥寓意,体现着我国民众独特的幸福观,有着鲜明的民间、民俗色彩,可以说是中国特色的系统“花语”。     

政治制度文明与经济发展

政治文明对指导当代中国的改革是非常重要的。政治文明最终必须落实在政治制度层面上 ,政治文明、政治制度的进步与落后最终在于能否促进生产力的发展、经济的发展。政治制度文明对经济发展有至关重要的作用。政治制度文明的稳定性、连续性与合法性给经济发展提供了一个长期的、可靠的制度保证。     

诗意地栖居——生态文明与全球气候变化

全球气候变化严重威胁人类的生存与发展,这一问题已成为全球共识。人类与自然的关系、气候变化与生态文明的关系成为现代人不得不面对的问题。国际社会反思危机的根源,提倡生态文明建设并采取行动。在这种大背景下,中国传统文化的“天人合一”思想重新回到人们的视野,其包涵的丰富的生态伦理文明思想成为现代生态文明的有益补充与借鉴。     

科学发展与生态文明

经过改革开放三十多年的发展,我国经济建设取得了巨大成就,但粗放型的增长方式也带来了资源浪费、环境污染等问题,成为我国经济、社会持续发展的制约因素。本文以国情分析入题,提出转变发展模式的动议;通过比较历史上的"发展观",得出了我国经济建设必须走可持续发展道路的结论。此外,本文还遵循可持续发展的要义,阐述建设生态文明、环境文化的现实意义,充分体现出蕴含在中国传统儒家、道家思想之中的生态伦理智慧。     

以人为本与推进科学发展、社会和谐

党的十七大提出"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的重要战略目标。人的全面发展是实现这一战略目标的最高原则,共同幸福是实现这一战略目标的根本目的,尊重保障人权是实现这一战略目标的基本要求,诚实友爱的人际环境是实现这一战略目标的重要条件。     

Cultural Feedback and Intergenerational Transmission in Artifact Civilization

“文化反哺”是理解处在急速变迁时代中国社会代际关系的一个本土性概念, 它 在由全球化和社会转型所共同引发的变迁维度上理解中国社会代际关系的颠覆或倒置 现象, 将急速变迁时代所发生的年长一代向年轻一代进行广泛的文化吸收现象视为新 的文化传承模式。在新兴食品、移动电话和电子计算机三类现代器物的传播与选择过 程中, 突出表现出代际倾斜、去中心化和数字鸿沟趋势, 而在器物文明传承过程中 出现的这种代际颠覆现象, 是30年改革开放或社会变迁带给中国人的心理体验的一部 分, 它在精神层面上赋予中国经验以完整的价值和意义。

关键词: 文化反哺 器物文明 代际传承 中国体验

“Cultural feedback” (wenhua fanbu, literally “cultural reverse feeding”), an indigenous concept coined to facilitate the understanding of intergenerational relations in China’s drastically changing society, focuses on the subversion or reversal of conventional intergenerational relations in the light of changes triggered jointly by globalization and social transformation and views the extensive absorption of emerging cultural elements by the older generation from the young generation as a new mode of transmission. The process of the dissemination and selection of three kinds of modern artifacts—new foods, cell phones and computers—highlights the intergenerational tilt, the phenomenon of decentralization and the trend towards a digital divide. The subversion of conventional intergenerational relations in the process of the transmission of artifact civilization, as a significant part of Chinese psychological reactions to over three decades of reform and opening up, is indispensable to the psychological integrity of Chinese experience.     

文化反哺与器物文明的代际传承(英文)

“文化反哺”是理解处在急速变迁时代中国社会代际关系的一个本土性概念,它在由全球化和社会转型所共同引发的变迁维度上理解中国社会代际关系的颠覆或倒置现象,将急速变迁时代所发生的年长一代向年轻一代进行广泛的文化吸收现象视为新的文化传承模式。在新兴食品、移动电话和电子计算机三类现代器物的传播与选择过程中,突出表现出代际倾斜、去中心化和数字鸿沟趋势,而在器物文明传承过程中出现的这种代际颠覆现象,是30年改革开放或社会变迁带给中国人的心理体验的一部分,它在精神层面上赋予中国经验以完整的价值和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