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权益得失与城市化进程的关系分析

城市化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也是一个国家走向发达的必由之路。在我国城市化高速发展进程中,如何扬长避短,对城市化涉及的核心群体——农民权益的“得”与“失”是不容不认真考虑的问题。在城市化中,农民总体上属于弱势群体,如果政府及相关部门不能及时采取有效措施,其“失”甚至可能更重于“得”。城市化的社会经济特点、强势群体的掠夺以及政府利益介入、农民自身的缺失等都有可能成为农民权益“失”的原因。政府高度重视城市化与农民受益的一致性,并通过立法规范土地利益的分配制度,进而提高农村的聚集效应、提高农民的自身素质等是城市化建设健康发展的必要保障。     

城市群公共危机——中国城市化发展中的潜在危机

蓬勃发展的城市群成为中国城市化的主要形态,也酝酿了一系列潜在危机,城市群公共危机开始进入中国政府管理的视野.     

艺术探索的得失——张抗抗小说创作琐谈

近年来,反映青年题材的作品日益增多,许多作家写出了不少描写青年生活的好作品。随之而来的,在创作理论上的探讨也日渐活跃,目前报刊上开展的关于当代青年形象塑造的争鸣,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在当代作家的行列里,张抗抗几乎是专门致力于反映青年生活的一位作家,在她创作的为数可观的中短篇作品中,塑造了一系列青年人的形象,为如何反映新时期青年人的思想、特点、道德风貌,进行了可贵的探索和尝试。直到目前为止,对她在艺术探索中的得失,在评论界和读者中认识虽不尽一致,但大家都承认这样一个事实:张抗抗是一个勇于探索的青年作家。随着时代生活的不断前进,作为感应时代脉搏,反映人民情绪的作家,都在进行着各种不同的思考与探索,无疑,张抗抗的创作也面临着许多新的课题。怎样正确地评论张抗抗的创作,对她艺术探索的得失如何估价,无论对张抗抗本人今后的创作,还是对当代青年形象塑造的争鸣都是有益的。     

十年一剑——访上海大学文学院社会学系副教授庞树奇先生

记者:庞先生,您是国内社会学界公认的社会学恢复研究以后第一位开设、讲授社会学概论课程的学者,长期以来,您一直在社会学教学第一线辛勤耕耘,请您谈一下这些年来您的感受,好吗? 庞树奇:我似乎没有在贵刊上大谈“感受”的资格。我倒很希望跟你相互探讨和交流一些思想和看法,进行一次对话。记者:但愿我具有这样一种对话的能力。我所感兴趣的第一个问题是社会学恢复之初,当时您对中国社会学和它的前途以及您对您自己有着一种怎样的把握? 庞树奇:社会学恢复已有十二年了,这些年来,我既做教师,又做学生。确切地说是半个教师、半个学生。我教的第一个班级共有28个人,加上我这半     

以弘扬中华文化为己任——访姚美良先生

他,年仅38岁,却接连被写进4本世界名人录,被誉为“发展事业和弘扬中华文化方面作出卓越贡献的海外华人杰出青年实业家。”他就是全国政协委员、香港南源永芳集团公司董事长、马来西亚太平局绅(j.p)姚美良先生。在全国政协大会期间,记者在姚美良先生下塌的友谊宾馆客房里采访了他。姚美良先生个子不高,但很壮实,戴着一副眼镜,双目炯炯有神,镜片里透出一股英武之气。姚先生在商不言商,谈吐不俗,一开口便有惊人之语:“对金钱的追求是没完没了的,大不了一千万后面再加个零。我不想以此来引起社会的共鸣。我只想阐述一个事实,华侨的移民史是中国近代史中特殊的重要部分,华侨是中华民族兴亡盛衰的一面镜子。我们中国曾在相当长的时期中独步世界,清代道光之后,政治腐败,外侮日甚,民族灾难步步加深,     

中国人要有中国人的观点——汪向荣先生谈日本问题研究

汪向荣先生是中国著名的中日关系史专家。1940年入日本京都大学,专攻东洋史。现任中国中日关系史研究会常务理事。1979年至1989年,汪先生共出版了12本学术著作。其中《邪马台国》、《日本教习》已被译成日文出版。近几年,汪先生闭门读书,与外界少有接触。最近,记者在北京建国门外他的临时寓所中见到他。     

百年中国学人域外访书琐谈

长期以来,国内学者大多把目光集中在“域内”汉籍的研究上,而对“域外”汉籍,则很少涉及。近20年来,一些有识之士开始关注这一领域,在域外汉籍的整理和研究上已取得了可喜的成果。本刊此次邀请七位这一领域的“拓荒者”,他们对域外汉籍的界定,域外特别是东亚的汉文小说、诗歌和戏剧的具体情况,域外文人对中国原作的拟效,国内汉籍的东传以及百年来中国文人对域外汉籍的寻访,都作了精练而全面的介绍,并提出许多尚待研究的问题。本期刊发域外汉籍研究的一组文章,就是希冀能引起更多学者对这一问题饶有兴趣的探索、讨论和研究。     

城市化道路:中国城市化及战略

中国城市化进程自1996年后进入了加速时期,在这一时期,中国将会有4个亿的乡村人口向城镇转移。经典发展经济学倡导的两种城市化战略选择不足以解决中国4亿乡村人口的转移问题。中国的城市化战略选择空间不能局限于“大城市战略”与“小城镇战略”上,从城市带及城市带内部产业布局的角度来确立城市化战略可以有效地满足中国城市化加速时期的经济发展要求。     

纵论现代化与社会学——访北京大学社会学系讲师孙立平先生

孙立平,1955年生,现任北京大学社会学系讲师,应用社会学教研室主任。近年来一直从事现代化与社会发展的教学与研究工作。目前主要的研究领域为:后发外生型现代化;转型期社会的政治与社会冲突;现代化受挫;比较现代化和现代化理论。主要著译有《社会现代化》;《发展的反省与探索》;《当代社会学理论》等多种,在报刊上发表论文约100万字。     

精诚合作谋发展——访联合国老龄所所长特鲁伊斯先生

2007年11月18～24日，由民政部社会福利中心（以下简称福利中心）、联合国老龄所和中国老年学学会养老与护理专业委员会共同举办了“中国养老机构高级管理人员培训班”。来自全国12个省（市）的40多名养老机构的高级管理人员参加了培训。学员对培训的内容，尤其是对邀请的联合国老龄所所长特鲁伊斯先生、印度老年医学教授爱巴吉特·戴和中国人民大学杜鹏教授的授课给予了高度的评价。     

东方艺术的探索者——访中央美术学院教授常任侠先生

中央美术学院教授常任侠先生是我国著名佛教艺术研究家。他出版过30多种著作,研究过汉代砖刻,日本的绘画、戏剧、文学。1922年,常先生进入南京美专学习,1928年进入南京大学文学院,学习古典文学、历史、日语和梵语。1935年春,他东渡日本,进入东京帝大文学部。在东京,常先生与郭沫若交往     

中国城市化亟需提速

世界的历史和现实已清楚地表明:工业化、现代化与城市化是互为因果的,工业化要求并促进人口向城市聚集.虽然,我国的城市化率已达到30.9%(<中国城市统计年鉴>,1999),但目前我国仍有420万个自然村,183万个行政村,54万个集镇,约70%的国民仍在农村居住(G·怀德、K·戴维斯,2000).相反,有些发达国家城市人口已经达到85%.我国若要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城市人口至少要达到国家人口的50%以上(<1995·世界开发银行报告>,1996),可见,我国城市化提速的课题,已显得越来越紧迫.     

中国城市化历史进程审视

英国工业革命以来,城市化成为广泛而复杂的全球转型过程,具有内在动力机制和演变共性.国情差异决定城市化模式多样性.中国城市化动力机制可从纵向和横向演变分析,主要表现在农村工业化推进、比较利益驱动、农业剩余贡献和制度变迁促进等方面.其进程可划分为改革开放前起步、大起大落和停滞阶段;改革开放后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同步,即城市化恢复、平稳和加速发展阶段.与国民经济发展同步,目前我国进入加速发展阶段,在较长时期仍将保持较高增速,城镇体系初步形成,城市化东中西区域发展不平衡.     

创新·管用——也谈《文章构成法》的得失

写作教材《文章构成法》,确如绪论部分所说的那样,既未丢掉我国写作学的传统理论与实践经验,也不拒绝外国先进的科学的理论和方法,“力争在创新和管用上下功夫”。这一点是做到了的。从陆机《文赋》和刘勰《文心雕龙》,到刘熙载《艺概》和林纾的《春觉斋论文》,是一份丰厚的写作理论遗产。尽管不少论述往往偏重于经验的直录,且多囿于单向性和封闭性的思维形式;     

世纪末的焦点访谈──访于光远先生

【于光远小档案】于光远（１９１５──）,上海人。著名经济学家、社会学家、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抗战前曾在陕甘宁边区从事经济研究和教育、文化方面的工作。１９４８年起在中共中央宣传部从事理论宣传和科学研究的管理工作。历任国家科委副主任、国务院政策研究室负责人、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等职。在党的十二大和十三大上当选为中顾委委员,十四大和十五大为特邀代表。 主要研究领域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和经济学,同时涉猎社会学、教育学等。主要著作有：《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探索》１～６卷、《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经济》、《社会主义…     

开创有利于世界和平的中日关系——访中国佛教协会会长赵朴初先生

中国佛教协会会长赵朴初先生既是佛教人士,又是诗人,在这样一位淳淳长者面前,让人既感到他那诗人的气质,又感到一种智慧的力量。 赵朴老旁征博引,回顾了中日文化交流的历史。他说,中日文化交流由来已久,最早可追溯到汉光武时代之前。到了隋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