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萧红散文的艺术风格

萧红是我国三十年代文坛上崭露光华的新星。她的小说《生死场》和《呼兰河传》,曾得到鲁迅、茅盾和胡风的高度评价,已经成为中国文学宝库中为人们所注目的精神财富。对于她的散文,鲁迅也是很看重的,曾说她比谁都更有前途。的确,萧红称得上一位优秀的散文家。尽管她不同意人家称她为散文家,而偏要写小说,但她的小说还是象散文。茅盾就曾说:“《呼兰河传》不象一部严格意义的小说,而在它于这‘不象’之外,     

诗学阐释:文体风格与叙述策略--《呼兰河传》新论

本文从文体风格与叙述策略的视角对《呼兰河传》进行了文本细读和诗学阐释 ,认为《呼兰河传》是“抒情性写实小说” ,它鲜明地体现出萧红感性的小说诗学思想与理性自觉的文体意识 ,是一次独特的小说新美学实践。在叙述策略上 ,萧红极富创意地设定了三层叙述结构、两种叙述视角和两套叙述话语并使之融为一体 ,合力建构了《呼兰河传》的先锋叙事。文章进而认为《呼兰河传》是中国现代小说史上一部传世的经典杰作     

为情绪立传——论《呼兰河传》的情绪性审美特征

一部《呼兰河传》几乎可以看作萧红短暂一生的回眸中所生情绪的总汇。主要表现为＂叙事者的心绪总是在悲凉和温暖两极之间循环＂。当沉浸在关于祖父和后花园的美好记忆时,调子是温暖的;而一旦落入严寒混沌的小城世相,悲凉的情调便氤氲起来。这构成了整部小说的贯穿性主调。《呼兰河传》真正的主角不是＂呼兰河＂,也不是萧红,而是作者的情绪。     

论《呼兰河传》启蒙与民间的双重立场

萧红的作品近年来很受关注,《呼兰河传》作为萧红的代表作,它是一部散文体的诗化小说。《呼兰河传》体现了启蒙与民间的双重立场。启蒙与民间的双重立场和谐地统一在一起,使得《呼兰河传》刚柔并济,既有批判的力量,又有对民间、对故乡的柔情。     

《呼兰河传》与萧红的“小说学”

萧红是一位“内观和自传体型的作家”，她的《呼兰河传》就是一部有着浓郁的抒情色彩和自传性质的长篇小说。木文作者根据《呼兰河传》对呼兰城这个病态社会的描绘及其“情感性重于形象性”的艺术特点，结合萧红的“小说学”，揭示了作家的富有个性及独创性的艺术风格，即所谓“萧红体”的形与神。     

《呼兰河传》：萧红真正意义上的“代表作”

文学史谈论女作家萧红,总是首提其成名作《生死场》,并视之为“代表作”重点评介。其实,从思想性与艺术性俱佳而又具有独特性而言,萧红后期的《呼兰河传》则更能真正“代表”她小说创作的水平和风格。     

论《呼兰河传》的空间形式

探讨了萧红小说《呼兰河传》空间形式的创造对于传统小说诗学的突破。作为一部典型的空间形式小说,其主旨并非“追寻失去的时间”;分析了整一的空间情境、并置的空间结构、时间流动的中止是其空间形式建构的主要体现,并因此使得《呼兰河传》具有了现代品格,最终成为现代文学的经典之作。     

《呼兰河传》与《城南旧事》在女童视角中的比较研究

萧红的《呼兰河传》和林海音的《城南旧事》是两部采用女童视角的自传体小说。在女性视角和儿童视角的融合中,萧红更多地介入了成人化的思想,使得其视角缺少像《城南旧事》中的成长感,这也同时让《呼兰河传》的视角更为静态,更为客观。而同样是视角的变迁,萧红在作品中采用的是多视角合一的手法,林海音则选择了单一视角的视点转换来实现。通过女性话语、女性意识的融入,两位作家在作品中营造出了不同的“阴性”空间。     

苦难与拯救--论《生死场》和《呼兰河传》主题意蕴的对应性

现代女作家萧红最具代表性的作品当属《生死场》和《呼兰河传》,《呼兰河传》与《生死场》有着主题意蕴上的对应关系.作者的写作意图其实是一以贯之的,由揭示苦难到寻求解脱之道,从观照现实到回归自我.荒原的苍凉、幽径的深邃中都积淀着作者对生死两极之间"人"的思索.     

荒草没残碑,百年有余情——论萧红的《呼兰河传》

萧红的《呼兰河传》批判了呼兰河城一些骇人听闻的日常生活、落后的民俗传承、愚昧的习惯势力、泯灭的生命意识;同时赞美了小城人民卑微生命的坚韧和顽强,充满了对自由平等幸福美好生活的向往和怀念。小说实则讲述了一个关于生命本身的故事,对普通人痛苦的极度敏感和对他们不幸命运的挚烈关注使萧红产生了一种强烈的激情去询问他们生命的价值和属于他们的幸福,小城人民的生与死,他们原本暗淡无光、微不足道的一生,在萧红的关注下焕发出奇异的艺术光彩。《呼兰河传》是诗化小说的精品,具有空间小说的结构,以及浓厚的散文意味和自叙化的抒情特点,感觉化、超常规的语言,传神细腻、力透纸背。     

试谈《呼兰河传》营造的寂寞氛围

萧红的《呼兰河传》通篇笼罩着一层浓厚的寂寞氛围。本文透过萧红平静而客观的叙述，分析呼兰河的实质，以及作者深藏在这寂寞之后的含泪的微笑，并力图说明在悲壮的斗争的大时代，萧红创作《呼兰河传》绝不仅仅是为了私人怀旧的抒情。     

肖红研究摘编

李重华同志在《<呼兰河传>是<生死场>的姊妹篇——略论<呼兰河传>的思想性》一文中说:《生死场》和《呼兰河传》是肖红创作前后期的代表作。《呼兰河传》描绘的是人们“甘愿做传统思想的奴隶而又自怨自艾”、刻板、单调的生活。这和《生死场》描绘的“人和动物一起忙着生,忙着死”的社会现实没有区别,只是作者思想感情较之写《生死场》时又“忧愤和深广”了。它所表达的仍然是作者写《生死场》时急欲希望改变中国人民的生活状态的美好的心理要求。     

返回传统与走向现代——《桥》与《呼兰河传》比较研究

废名和萧红在小说创作中走上了返回传统与走向现代两种不同的道路,因而在叙述策略、文体风格、语言技巧、乡土色彩等方面形成了不同风格。文章通过《桥》和《呼兰河传》的比较,对二人的小说创作进行了对比探讨。     

《呼兰河传》中多重反讽形式的整体性建构

长篇小说《呼兰河传》是女作家萧红文学创作的巅峰之作。从语言学和修辞学的角度来看,作者在小说中将"反讽"这一修辞手段运用得炉火纯青。通过多重反讽形式的整体性建构,形成整体性反讽系统,以喜剧的形式演绎悲剧,达到以喜写悲而悲更悲的艺术效果,从而以"于无声处听惊雷"的方式表达了作者对故乡呼兰河"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情感态度,引起读者对国民性的理性思考和对人的终极关怀。     

《呼兰河传》的生命悲剧意识

读《呼兰河传》,心里静静地淌着一条生命的河。流水潺潺,凄婉悠长。在这里,生亦悲,死亦悲。死,不知其惨然;生。不知其乐然。一切都麻木了。女作家萧红用她那双纤细的手把那怡然自得下令人发指的悲剧意识谱成了呼兰河边一首歌——一曲生命的挽歌。《呼兰河传》生与死的悲剧意识源于萧红的人生悲剧体验。1942年,年仅32岁的萧红被战争的灾难、婚姻的不幸、生活的漂泊,疾病的折磨夺去了年轻的生命,     

论萧红晚期小说中的家园眷恋

萧红的晚期小说《后花园》《呼兰河传》《小城三月》是她阅尽人生沧桑后对曾深切体验过的世事的重新书写。这些作品一往情深地回望家园与童年,回归鲜活的个体生命体验,蕴含着对任性青春的反省和忏悔,显现了对女性解放的启蒙话语与革命话语的疏离与反思。这种带有个人体温和气质的写作溢出左翼文学的宏大叙事洪流,提供了了解抗战时期知识分子精神世界另一向度的心理切片,展现了历史巨变中新女性的抗争、迷茫和"疼痛"以及左翼文学内部的差异性和复杂性。     

《呼兰河传》的文人自觉与功能实现

《呼兰河传》可以说是最能体现萧红文人自觉的一部作品。作者以独特的散文化艺术风格和充满女性关怀的视角,以＂寂寞独语＂的叙述方式,勾画了松花江岸呼兰小城的风土人情以及那里人们的愚昧麻木的生活,发出了＂改造国民性＂的呼喊。整部作品就像一条静静流淌着的小河,看似波澜不惊,却处处暗涌着情绪。《呼兰河传》有着巨大的审美张力,其＂散文化＂和＂诗化＂的叙事特征,造成了小说语言的陌生化,也造成了故事当中的许多＂空白点＂,激发了读者阅读与探究的兴趣。另外,《呼兰河传》里还充斥着反讽的叙事特征,使小说以一种＂含泪带笑＂的方式来完成国民性的批判,以此实现作者对现实世界和人性世界的深层揭示和哲学反思。     

伪满乡村社会与民间文化广场——《生死场》、《呼兰河传》与伪满前后东北地域文化解读

抗日救亡时代主潮的影响、现代知识分子的精英意识等促成了以《生死场》为代表的萧红前期小说创作中的反帝爱国特色的形成。四十年代,女性作家的情感记忆压倒了占据时代主导地位的男性话语,伪满前后的东北地域文化以民间狂欢节的形式在《呼兰河传》等小说创作中鲜明地呈现出来,拓展了人们对特定时期东北乡村社会及地域文化的认识和理解。     

从《呼兰河传》看肖红的创作主题

肖红的《呼兰河传》在四十年代初发表后,文学评论界对它的评价历来众说不一。有的说这是肖红在“悲壮的斗争的大时代”,由于在香港时的孤寂“无力”而转向“私人怀旧的抒情”。也有甚者说《呼兰河传》是一大退步之作,是文学上的败笔,并且说作者完全脱离群众和斗争。而比较具有权威性的是茅盾先生的评价,但茅盾先生在赞美它“是一篇叙事诗,一幅多彩的风土画,一串凄婉的歌谣”之后也指出:“如果让我们在《呼兰河传》找作者思想的弱点,那么,问题恐怕不在于作者所写的人物都缺乏积极性,而在于作者写这些人物的梦魔似的生活时给人们以这样一个印象:除了因为愚昧保守而自食其果,这些人物的生活原也悠然自得其乐,在这里,我们看不见封建的剥削和压迫,也看不见日本帝国主义那种血腥的侵略。而这两重的铁枷,在呼兰河人民生活的比重上,该也不会轻于他们自身的愚     

萧萧落红觅归处──论萧红小说中的色彩意蕴

萧红小说有着鲜明的色彩特征。笔名“萧红”二字,微言大义,是开启萧红作品题旨的钥匙。以红、黄、绿为代表的有彩色和以黑、白、灰为代表的无彩色在萧红小说中出现频率最高且处于对立状态。萧红的色彩心理表现为：喜爱红黄绿,厌恶黑白灰,这与地域文化环境、童年记忆和个性、人生经历有关。《生死场》时期是萧红创作的“红色时期”,中心色彩为红黑;《呼兰河传》为萧红创作的“灰色时期”,中心色彩为灰。有彩色与无彩色由对立而趋于融合,折射出萧红创作心态的流变：由“离家”到“渴望归家”。这种“归家”意指回归本真之家,形而上之家,具有广泛的文化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