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锋的延续、叙事的演绎及其历史化——论毕飞宇笔下的“历史叙事”

毕飞宇的＂历史叙事＂,作为20世纪90年代＂新生代＂作家中一种独特的叙事类型,曾为考察先锋文学经验在90年代的继承、延续提供了重要例证。围绕时代背景、作家观念,从毕飞宇小说创作的主题、技艺、经验和人性等角度展开探讨,不但可以印证文学史前后的沿袭关系,而且能够呈现90年代历史叙事的演变与拓展。毕飞宇的创作曾为历史叙事注入了活力,并在历史化的过程中提供了新的经验。     

毕飞宇小说：历史·启蒙·叙事

毕飞宇小说叙述的是寓言形态的历史和蕴涵于普通民众生活中的历史。通过这种历史的叙述,毕飞宇意在显示思想文化启蒙的艰巨性和急迫性。毕飞宇小说的叙事是在叙事中解构叙述历史和异类叙事。     

毕飞宇《叙事》的叙事特色

从毕飞宇小说《叙事》的叙事分析来看,毕飞宇历史小说在历史叙事上有着自己的独特风貌:多个层面中的多重叙述,跳脱叙述的历史沉思,叙述历史的当代回应。叙事的特色凸显其闪耀历史蕴藏的同时兼备现代哲思的突出品格。     

异乡生存之痛——毕飞宇小说“疼痛”母题解读

毕飞宇自20世纪90年代初登上文坛以来,其创作风格不断变化,但＂疼痛＂却是其小说创作中贯穿始终的母题。毕飞宇以异乡人的生存处境作为切入现实社会和个体生命状态的一个角度,紧紧围绕异乡人的基本生存问题展开叙事,淡化现实生活中物质层面的苦难,主要致力于在文化碰撞与城乡冲突中表现异乡人在生存过程中体验到的疼痛,展现异乡人的生存处境与普遍命运,在对异乡人生存困境的冷静逼视中,审视历史与文化,拷问人性,体现了作者对转型时期当代中国的深层思考。     

毕飞宇《雨天的棉花糖》的叙事特色

《雨天的棉花糖》是毕飞宇最出色的中篇之一,也是毕飞宇小说叙事技术走向娴熟的代表作品之一。分析《雨天的棉花糖》的艺术特征,具体表现为映衬式的双重叙事形式,多变的叙事视角,有意味的时间设置,跳脱叙述的人生感悟。     

后现代历史叙事学视野中的金圣叹史传文评点

依据后现代历史叙事学的眼光观照金圣叹的史传文评点,可以更深刻地认识其评点中蕴含的叙事思想。金圣叹在评点中肯定了＂文＂对历史事件的加工、重构和渲染,强调了＂文＂在史传叙事中的重要作用以及文人通过＂文＂参与历史评价、揭示历史发展规律的主体精神,揭示出作为文人的史传叙事应具有的观念：文人不只是客观地＂再现＂一个过去的世界,更是借助历史叙事投射出他对未来世界的构想。     

论毕飞宇小说中的张力叙事

"张力"是作为一个诗学概念被引入到叙事学理论的。作为一种艺术思维和批评手段,张力的核心思想为辩证思想。英美新批评学派和俄国形式主义流派指出:凡是存在着相互制衡又相互作用的力量之间,都有张力的存在。优秀的文本往往是汇聚了各个层面文学张力的平衡体,毕飞宇的小说在叙事语言、叙事方式、角色等方面都存在着张力,张力叙事使毕飞宇的小说拥有了轻盈舒缓、丰沛沉郁的审美内涵和阐释的多种可能性。     

东房与"再生"圣地——从冠礼空间看中国神话历史

作为神圣叙事和认知模式的神话与史前宗教信仰、仪式活动、历史叙事同态共生,是文化的基因编码和文史哲的共同源头。早期历史与典籍叙事呈现出鲜明的＂神话历史＂特征,神话、仪式与历史叙事的会通视野是重新解读上古中国礼仪活动本源和根脉的重要门径。本文即以冠礼仪式圣地＂东房＂的本源象征探究为例,说明神话历史对礼制文明探源的重要意义。     

“漂移”的先锋——论苏童笔下的“历史叙事”

苏童笔下的＂历史叙事＂具有较为鲜明的艺术特色。作为一种观念的演绎,苏童的＂历史叙事＂呈现了地域文化对创作的影响,主题构成的多义性,而从艺术表现上,则呈现出循环的结构及其象征意味。关于＂历史＂的叙事＂漂移＂,最终使苏童的创作进入生存境遇与人性剖析的层面,而这不但是其小说给予读者的启示,同时,也是当代小说从1980年代到1990年代的一种发展趋势。     

“宗族史”与“社会史”的衔接：论《一千八百担》的叙事意识

吴组缃的小说代表作《一千八百担》通过叙事时间的精心设计,将＂宗族史＂和＂社会史＂相衔接,对于宗族社会的叙述由此获得了历史性,显示了20世纪30年代宗族叙事的发展趋向,即以大家族的生活和历史来揭示＂时代与社会＂的趋势,演绎社会发展的＂规律＂。置于现代文学以来宗族叙事历程中考察,可以籍此感知时代思潮与文学叙事之间具体的内在联系。     

荡气回肠的人格尊严——毕飞宇的小说《推拿》论析

毕飞宇的长篇小说《推拿》塑造了一群有高度尊严感的盲人推拿师形象,在题材的开拓上具有重大意义。作者站在人文主义的立场上,通过描写盲人推拿师的日常生活和情感追求等,对健全人格极力张扬,对尊严高度礼赞,对犬儒主义风气严厉批判,显示出高度的责任感。     

先锋与传统的共谋——毕飞宇近期小说叙事论

毕飞宇一直在探寻着一种别具一格的叙事风格,用他独特的方式讲述他对文化的反思和人性的思索,并始终贯穿着人文关怀。毕飞宇叙事风格的发展和转变,暗含着作者自身对于生命的理解与感悟的过程。他近期的小说创作中,不仅延续着一种先锋的精神,也饱含了传统古典文学的神韵,从而使其小说在思想深度和创作技技巧上都达到了更高的水准。     

先锋的延续、转变及其历史认同——苏童、毕飞宇比较研究

作为自先锋文学开始就为文坛所瞩目的作家,苏童与毕飞宇虽分属于20世纪80和90年代的文学阶段,但两者在诸多方面的共同之处,决定了他们可以作为考察自先锋文学以来中国当代文学发展脉络的代表作家。在考察两者生存空间与创作历程之后,如何介入历史叙事、展现创作技巧和写作题材,以及适应为时代而进行写作的转变,构成了二者之间的共同之处,并产生了证诸文学历史的可能。     

论毕飞宇的小说美学

毕飞宇小说创作的成功源自其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的写作策略的调整,这种策略调整是源于一种小说美学的追求。在小说立场上,从工于小说叙事转向以塑造人物为中心;在写作伦理上,从热衷于历史想像转向更为关注日常生活中的世态人情;在小说的史诗性品格上,区别于传统的英雄史诗而探索平民大众的史诗,通过对日常生活小格局中小人物的内在精神上的提升来展现一种大人生的美学理想。     

《边城》空间叙述探析

沈从文《边城》构建了一个有形的可视空间和心灵意义层面的无形的模态空间。在描写自然山水和人物时呈现出的和谐的＂丫＂或＂三＂型空间结构之有形空间中,浸透着作家有关人性、文明以及社会人生的悲剧意识,由此而展现出一个深层次的悲剧式的审美空间,并超越历史凝成永恒的审美理想和经典印象。     

父权阴影下的女性之痛——毕飞宇《玉米》系列小说论

毕飞宇的系列中篇《玉米》、《玉秀》、《玉秧》是一个常讲常新的话题。从女性主义角度看,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中国乡村的这三姊妹承载着千百年来的女性痛楚,沉默而无望地挣扎在阴森压抑的父权阴影之下。玉米是父权伦理最后的悲情守护神;玉秀作为父权文化的欲望客体根本无法逃脱被消费被毁灭的天罗地网;玉秧虽然跻身＂城里人＂行列,但终究跳不出滋生权威人格的文化土壤,被吞噬乃是必然的结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