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保障价值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是对强制性侦查取证行为进行限制的结果规范,其根本价值在于保障侦查机关严格遵守强制性侦查取证的程序性限制的行为规范,从而实现该行为规范的指引价值.基于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该保障价值的定位,我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适用范围应加以调整,以是否违反强制性侦查取证的程序性限制的行为规范为标准来判定是否为应排除的非法证据.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虚化防范——以新《刑事诉讼法》为视角

新《刑事诉讼法》在举证责任和排除程序上对非法证据排除制度进一步完善.但是,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仍与国际人权保障标准有一定距离.更重要的是,在配套机制不健全的情况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实践中的运行有困难.我国应该在规定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同时,完善其他遏制刑讯逼供等非法取证行为的制度,以预防冤假错案的发生,保障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的基本权利,树立司法的公正和权威.     

隐私权保护之下的私人不法取证问题

偷拍、偷录等私人取证行为是否侵犯到他人的隐私权,要以行为人是否享有隐私权,以及对自己的隐私是否具有合理的隐私期待来判断.以侵犯隐私权获得的不法证据虽然不适用于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但如果一概承认其法律效力必然造成不法取证行为因他人的模仿而泛滥,冲击以公力救济为导向的法秩序,并最终使社会因此而受害.对不法证据的取舍应在利益权衡理论之下构建不法证据分类排除机制.     

侦查取证规则基础理论研析

随着刑事诉讼体制改革的深化,证据规则将逐渐建立,而作为其中必要组成部分的侦查取证规则严格规范侦查取证行为,有效防止违法侦查的发生,从而从源头上避免非法证据的产生,同时,确立侦查取证规则符合刑事诉讼发展趋势。侦查取证规则有其特有的、不同于其他证据规则的法理基础。侦查取证规则的构建应遵循一定的原则与模式,并主要围绕强制侦查行为即讯问犯罪嫌疑人、询问证人、搜查、扣押、勘验检查与鉴定展开。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中的相关问题研究

在具体的刑事诉讼中排除非法证据具有极强的操作性, 然而理论界的研究却多停留在理念层面,对操作中的问题探讨不多.作者从适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涉及到的刑事诉讼中的主体入手,探讨了该规则实施中的一些重要的理论问题,涉及到被告人、被害人、证人等提出非法证据排除的资格,法官的相关作用;在决定排除非法证据方面,法院与检察院的不同职能,法院程序的设置;侦察人员作为非法取证人作证人出庭的理由;控辩双方在探明取证合法性中的证明责任和证明标准等.     

刑事程序性违法行为之证明责任分配机制研究——兼论我国非法证据排除程序中检察机关的证明责任

刑事程序性违法行为之证明责任分配机制是刑事程序性制裁理论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其制度设计方面，应包括技术性程序违法行为的证明责任分配，以及侵权性程序违法行为的证明责任分配。对于技术性程序违法行为的证明责任分配而言，任何当事人均不承担证明责任，只需补救即可。补救方式除了现行法律所规定的补正、解释之外，还应包括重做。对于侵权性程序违法行为的证明责任分配，被告人需要承担提供证据责任，被指控实施程序性违法行为的控诉机关需要承担证明责任。通过考察我国非法证据排除程序中检察机关承担证明责任的具体表现，可见检察机关承担非法证据排除的证明责任具有坚实的立法和实践基础。     

对《非法证据排除规定》的解读与反思——以遏制刑讯逼供之功能为视角

《非法证据排除规定》的颁布对我国证据法和刑事诉讼法的完善和发展有重要意义。其在内容上对如何认定和排除非法证据作了较为详细的规定,但是能否在实践中摆脱被搁置和规避的命运才是值得反思的地方。学界普遍期望该规定的出台能够遏制刑讯逼供的产生,而在事实上,做为一种事后程序性制裁机制,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并不当然的具有吓阻刑讯逼供的功能。     

我国刑事诉讼中的非法证据排除问题探析

我国刑事诉讼法和相关司法解释对非法证据排除问题的规定存在若干缺陷。在现有立法和司法解释的基础上,我国应对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加以改革和完善,对"非法证据"作出明确界定,对非法取证的方式作出明确规定,并针对不同证据种类采取不同的排除规则。同时还应明确非法证据排除的证明责任和证明标准,并建立起相关的配套程序机制。     

英国非法证据的处理规则与我国非法证据取舍的理性思考

在英国,证据本身的非法性对证据的可承认性不存在必然的和直接的影响,法官所关注的是证据本身的证明价值和它对诉讼的正面意义,故对非法证据的处理实际上以倾向于或总体上适用为原则。而在这一总的原则之下,又通过设置非法证据应具有真实性和其适用不损害实质意义的程序正义这两个限制性条件来确保非法证据适用的安全性。笔者认为,英国这一非法证据的处理规则对我国具有重要的借鉴和参考价值一方面它符合我国司法运作的低水平现状,具有较强的实用性和可操作性;另一方面它也具有科学性和合理性。文章最后提出我国在坚持非法证据总体适用的原则下,因非法证据的适用对实质意义的程序正义的损害而应确立的排除非法证据的标准。     

技术侦查中大数据取证的法律规制

进入大数据时代,侦查机关通过技术侦查措施得以接触更为丰富的数据集合,并在其中提取出有利于案件侦破的刑事证据。由于取证手段的特殊性,其所获取证据材料的争议性也更突出。技术侦查过程中的大数据取证行为亟需严格的法律规制。在侦查过程中应当进一步强化取证监督,规范“信息数据”的提取流程;审查起诉环节实现对“证据材料”的筛选查验,破解证据使用的异化情形;在审判阶段,通过严格的证据审查、特殊的质证制度以及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对“定案根据”予以认定,以此倒逼技术侦查中大数据取证规范化。     

监察案件中非法证据排除规则适用实证研究——以贪污贿赂和渎职犯罪为视角

通过对136份申请排除非法证据的监察案件刑事裁判文书分析后发现,申请人申请排除的主要是被调查人供述,申请排除被调查人供述的主要原因是被刑讯逼供或采用威胁、引诱、欺骗等非法方式取证,审判机关在监察案件中对“相关线索或者材料”的认定总体上比较严苛,决定排除非法证据的比例较低。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监察案件中的适用,存在着非法证据认定标准被不当提升、非法证据排除调查程序启动困难、非法证据排除的庭审程序流于形式等问题。为确保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监察案件中的有效适用,应当继续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完善监察非法证据的认定标准,并合理设定辩方提供相关线索或者材料要求的内涵。     

庭审实质化背景下监察调查取证规则的检视与完善

深化监察体制改革是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有效举措,监察调查作为监察体制改革的核心内容,其在理论基础、实践载体及现实保障方面与庭审实质化要求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契合基点。由于监察调查在实践中囿于取证方式相对固化、取证过程相对封闭、证据转化相对缺位、证明标准相对单一等因素,导致监察调查取证规则与庭审实质化要求之间仍存在诸多不相宜之处。应当以庭审实质化要求指引监察调查取证,完善反向制衡与引导调查规则、证据合法性调查规则、证据补强调查规则、权利救济调查规则。     

跨境取证中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适用

随着跨境刑事案件的不断增多,为了有效惩罚犯罪,一国或法域的部分刑事取证活动必须在另一国家或法域进行,本国法上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域外效力问题日渐凸显。传统观点认为,域外取证是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例外之一,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不适用于执法者在域外进行的刑事取证活动。这一观点忽略了本国法律适用的整体性和涉外刑事审判的公正性问题。应当以公正审判为基础,承认在一定情形下,我国刑事诉讼法上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具有域外效力。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决策心理学解读——以前景理论为研究进路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被认为是有效遏制刑讯逼供等非法取证行为的一把利剑。但是,决策心理学认为,警察的决策参照点是破案而非公诉,这就决定了警察更在意破案的成败而不会关注公诉的成败,因此,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遏制效果十分有限。     

论我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本土化构建

2010年7月1日实施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定>标志着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我国的真正确立,但从其规定来看,无论是排除程序的启动,还是举证责任与证明责任的分担或非法证据的认定程序等,由于没有相应制度的保障或支持,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表现出水土不服之状.因此,我国有必要对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进行本土化构建,使其能够真正发挥排除非法证据、保障人权与促进刑事司法文明的功能.     

探析民事诉讼非法证据排除规则障碍及其程序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刑事诉讼中是研究的重点内容,2012年我国修改刑事诉讼法时确定了非法证据的范围,并制定了相关的非法证据标准及程序,成为我国司法实践的指导和依据,具有较强的操作性。然而我国的民事诉讼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比刑事诉讼的形成和发展晚,同时在司法实践中,实际执行民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困难很多,因此研究民事诉讼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运行的障碍及其具体运行的程序规则,对完善我国民事诉讼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具有重要的作用。     

刑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结构功能及其完善

就新修订的《刑事诉讼法》文本自身而言,由于检察机关的客观公正义务难以履行,被告人及其辩护人的申请难以实现,非法证据调查程序难以实质化,非法证据的排除殊属不易.从相关的制度环境观察,因侦查权力约束不足以及取证规则不健全等,非法证据排除的实施缺少相应的制度环境.走出当下制度改革的困境,需要立足刑事诉讼的基本原理,按照结构功能主义的要求,推进刑事诉讼和证据制度的系统化建构,即重新回归刑事诉讼法治理论的“元叙事”,转变诉讼理念,改革审前程序,完善取证规则,推进庭审的实质化,并辅之以相应制度系统的完善.     

论刑事违法的独立性

在“行为-责任”的犯罪论体系中,阻却违法事由属于排除刑事责任的客观情况,违法性不作为一独立的判断层次。德日等国三层次犯罪论体系从整体法秩序的角度,凸显违法性独立的必要意义。我国犯罪构成理论则是建构在主观违法论基础之上,并将无刑事责任能力之人实施的危害行为以及正当化事由排除在违法与犯罪成立的研究之外,导致在某些问题上不能提供合理的解说以及刑罚处罚上的间隙。     

确立我国刑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思考

非法取得的证据材料,能否作为对被告人定罪的根据,是刑事诉讼理论与实践中较为复杂的问题。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不仅是一个对非法证据加以排斥,并运用证据查明案件真相的认识过程,还是法律价值选择与诉讼目的实现的过程。在确立刑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时,必须兼顾控制犯罪与保障人权两种价值观。应掌握好实体真实与程序公正之间的度,建立起适合我国国情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论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限度

随着刑事证据两个规定的颁布,我国初步确立了非法证据的有限排除规则,并未采用非法证据的自动排除规则。当前,世界主要法治发达国家对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限制各有自己的模式,各国对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态度的不同受到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理论基础、各国诉讼模式以及成本收益等因素的影响。中国在未来建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体系时,应坚持有限排除主义,严格限制非法证据的排除范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