湘江流域生态环境多元共治机制及路径研究

推进湘江流域生态环境治理体系现代化是打造湖南"三高四新"新发展格局和实现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分析湘江流域生态环境多元共治发展现状,发现在现阶段湘江流域生态环境治理实践中存在多元主体协同治理的目标差异、社会主体和市场主体的参与度较低以及多元主体之间的合作机制有待完善等问题,影响了湘江流域生态环境多元共治机制的有序运转.为破解上述难题,从系统论的视角出发,通过论证各参与主体与生态环境之间的责任关系以及各参与主体之间的协同关系,分别从政绩考核制度、生态补偿机制、社会主体参与渠道以及多元主体的合作方式等四个方面设计了湘江流域生态环境多元共治的优化路径,为湘江流域生态环境多元共治机制的有效实施提供保障.     

论甘肃省酒泉市生态文明示范区建设

在全面分析了酒泉市人口与资源、节能减排、生态环境保护与治理、污染控制等生态文明示范区建设的基础上,根据生态文明先行示范区建设的总体要求、主要目标和酒泉市生态文明示范区建设状况,提出了进一步加快酒泉市生态文明示范区建设的措施:推进国土综合整治,加强国土空间开发管控和土地用途管制;推动绿色发展,提高发展的质量和效益;推动循环经济发展、调整优化产业结构;大力发展新能源产业;加强污染综合防治,实现由污染物减排总量控制向综合改善环境质量转变;加快推进环保基础设施建设,全面强化环境安全管理;坚持保护生态环境,打造丝绸之路经济带生态保护屏障区;加强生态文明体制机制建设、管理制度创新。     

湘江流域重金属综合治理中公众参与机制创新探讨

公众参与是湘江流域重金属综合治理不可或缺的途径之一。它不仅有助于增强公众的生态环境意识、保障公众的生态权,更有助于促进治理的民主化,从而促使湘江流域重金属综合治理实效的提升。分析公众参与湘江流域重金属综合治理存在的主要问题,进而从参与主体、参与内容、参与方式、参与效果等层面构建了创新湘江流域重金属综合治理公众参与机制的基本框架,最后从民主协商、信息沟通、公众参与渠道、自愿性激励措施、非政府组织培育等方面提出了创新湘江流域重金属综合治理公众参与机制的对策着力点。     

理论性与实践性兼备的力作 ——评《流域水资源行政交接治理机制及实践》

流域是生态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人类生存与发展的前提与基础.自古以来,人类文明就发端于水!中国的长江和黄河、印度的印度河和恒河、巴比伦的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埃及的尼罗河、古希腊的爱琴海等,无一例外都是水文明.中南林业科技大学傅晓华教授针对中国流域治理问题,结合湘江流域考察实践从水权交接的"行政权威"和生态补偿的"市场效率"提出水权交接理论,撰写了《流域水资源行政交接治理机制及实践——兼论流域环境治理与生态补偿》一书,由湖南科技出版社梓印刊行.该书作为湖南省科技计划重点项目"湘江水资源行政交接治理模式研究"的结题成果与湖南省社会科学联合会智库课题"湘江流域水权交易法律制度研究"的阶段性成果,既是一部以生态正义视角考察流域治理的理论作品,也是一部立足于湖南"一湖四水,绿色优先"绿色发展战略和生态安全的实践著作,还是一部能够为全国流域治理提供决策依据的力作,确具较强的学术价值和实际指导 意义.     

提升流域污染治理能力的资源环境体制机制创新——以湘江为例

以湘江流域为例,将流域利益主体划分为区域之间和流域与区域之间两个层次,通过对这两个层次利益主体行为选择的博弈分析,考察流域污染治理的内在体制要求.分析显示,流域管理的干预是实现区域共同治理流域污染的途径,创新流域污染治理的体制机制,是从根源打破治理不力僵局、发挥长效治理作用的关键.创新湘江流域行政管理体制、探索湘江生态补偿机制等是体制机制创新的政策着力点.     

基于灰色关联度的城市生态文明程度综合评价——以长株潭城市群为例

以2008年长株潭城市群相关统计数据为依据,在建立城市生态文明程度综合评价指标体系的基础上,运用灰色关联度分析法,对长株潭城市群生态文明程度做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长沙市在生态经济、民生改善、生态治理、生态文化等四个一级指标方面都排名居首,而生态环境指标排在末位,长沙市在生态环境改善方面任重道远.株洲与湘潭两市生态文明程度差别不是很大,湘潭市略呈优势,但作为长株潭城市群中的另外两个重要城市,株洲、湘潭两市在经济、社会、科学文化发展等方面的任务很重.     

长株潭两型社会林业生态建设研究

长株潭两型社会获批给区域生态建设提供了良好契机,林业生态建设是目前生态建设的首要任务,两型社会建设和林业生态建设的最终落脚点是生态文明。目前该区域局部环境状况恶化、森林覆盖率、城市绿化率低于全省平均水平,城市社会发展不可持续。在提出构建环境友好型两型社会的背景下,沿湘江流域和三市结合部布局生态公益林带,加强林业生态建设和都市生态圈建设,对保护湘江水质、改善区域环境、支撑两型社会建设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流域重金属污染治理政策工具 选择的政策网络分析：以湘江流域为例

从生态文明和问题导向的视角来看,加强湘江等流域重金属污染治理已刻不容缓,而政策工具选择是其重要环节和内容。为解决流域重金属污染治理政策工具选择整体性分析框架缺失和实证分析不足的问题,采用政策网络理论和方法,构建出流域重金属污染治理“六元一轴”政策网络与政策工具选择的整体性分析框架。经湘江流域实证分析,证明其不仅具有解释力,还具有建构性和实践性,可以作为流域重金属污染治理以及其他类似领域政策网络分析和政策工具选择的整体性分析框架。最后,从行动者、行动者关系、资源配置、互动规则、价值认知等方面提出了针对性的政策建议。     

弘扬生态文明推动江西经济跨越式发展

发展生态文明,推动江西跨越式发展,是江西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战略的重要内容。江西具备发展生态文明的基础,但也存在许多问题。加强生态文明建设,实现经济、社会和生态的协调发展,应该加强生态文明的教育,提高全民族的生态道德素质;治理并培育优美的生态环境;构建绿色食品产业集群发展模式。     

多视角下农村禁养差异化管理探析

自国家实施农村禁养以来,农村生态环境大为改善。禁养制度的研究有助于促进农村禁养水平,但既有研究多侧重于污染防治和养殖政策,对农村禁养运作、管理有所忽视。通过采取规范分析、实证调查等方法对禁养制度及实施的研究发现:现有禁养制度受理念不清、制度建设不均的影响,存在执法不严、依据相冲突的现象,最终导致制度精准性有所欠缺。而从法律实施角度观察,可以发现:现阶段农村禁养存在行政滥权现象,“一刀切”的环保方式对农村的环境质量、生态经济、农民的生产生活带来一定的影响。对此,从禁养法律思想、禁养范围划定和禁养标准制定三个方面提出构建农村禁养差异化管理思路,以完善多元主体联动机制为前提,立足于本地区实际情况,构建合理的指标体系、实施体系和发展机制,完善农村禁养差异化管理制度的有效性。     

洞庭湖流域初期社会复杂化与文明化进程研究

洞庭湖流域初期社会复杂化是从大溪文化时期开始的,历经屈家岭—石家河时期在一相对独立的文化区内独立进行。同史前时期其它区域相比,澧水流域和沅江下游一带,稻作农业的长足发展、聚落的分化与大型城址的出现,均表现出颇为鲜明的地域特色和一定的先进性。石家河文化中期以后,该地区的史前文化不知去向,洞庭湖流域初期社会复杂化进程突然中断。至迟在西周中期,以湘江下游地区为中心的洞庭湖流域已出现了早期方国,基本具备城市、青铜器铸造、礼乐制度、文字等文明的要素,开始步入文明时代。扬越和三苗族是洞庭湖流域青铜文明的主要创造者,中原地区的商周文明都曾对洞庭湖流域的文明化进程和文化面貌产生过重要的影响。西周中期以后,当地文化获得空前发展,并逐步将商周文化的影响排斥在外。西周晚期以后直到春秋中期楚文化进入湘江流域之前,湘江下游地区宁乡、望城一带,是否发生了早期国家解体抑或政治中心转移,有必要深入思考和研究。从春秋中期起,以湘江下游地区为中心的洞庭湖流域的青铜文明完全纳入楚系青铜文化圈,从而构成源远流长的湖湘文化的源头。     

谷文昌生态治理高效动员方法及现实启示

生态文明建设是破解环境问题的根本举措,绿色发展是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路径.谷文昌生态治理高效动员方法仍然是我们今天生态文明建设、绿色发展的重要利器,值得学习和借鉴.目前,广大群众治理生态的积极性和参与性不高,但生态治理是一项长期浩大的基础工程,需要广泛动员群众、凝聚人心、依靠群众,才能汇聚形成强大的生态治理合力.为了提高生态治理动员方法实效性,我们深入研究谷文昌生态治理高效动员方法,为建设"美丽中国"和生态文明尽绵薄之力.     

湘江流域水权交接生态补偿的路径研究

流域生态补偿是河流综合治理的发展方向.湘江流域水权交接能够有效解决水资源“行政外部性”矛盾,生态补偿可以解决水资源“经济外部性”问题,两者的有机结合的水权交接补偿机制是湘江流域综合治理的有效手段.设计湘江流域水权交接生态补偿机制,还需要针对湘江流域特点,在界定交接点的基础上找准水权交接生态补偿机制的路径与方式,才能有效运作.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系统方法论要求——坚持全方位全地域全过程开展生态文明建设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将山水林田湖草沙冰看作是一个不可分割的生态系统和生命共同体,要求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冰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坚持全方位、全地域、全过程开展生态文明建设。全方位即要系统治理生态文明全部组成要素,全地域即要系统治理生态文明全部空间结构,全过程即要系统治理全部生态文明时间结构要素。全方位、全地域、全过程开展生态文明建设,就是要按照系统工程方式建设生态文明。这是唯物辩证法系统方法论在生态文明建设领域的创新运用和发展,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对唯物辩证法的重要贡献。     

生态文明建设背景下县域治理的结构转型

生态文明建设是中国协调经济社会发展的战略目标,是推动可持续发展的关键举措.在生态文明建设实践的影响下,中国县域治理结构出现了全面转型.县域治理结构的全面转型包括目标转型、事务转型、关系转型和治理限度,县域治理的总体目标从追求经济GDP转向追求绿色GDP;县域治理的事务类型从专门型事务转向整体型事务;县域治理主体中的部门关系从分立到互信,政企关系从合谋到合作,政社关系从悬浮到嵌入.然而,由于生态文明建设具有系统性和长期性的特点,不是一时能够完成的临时性任务,财政约束、高标要求和企业瓶颈构成了县域治理的限度.因此,在生态文明建设的具体实践中,要着重考虑县级政府的任务承接压力和地区发展压力,给予地方政府一定的缓冲空间和过度地带.     

我国城市雾霾天气治理中的生态文明建设路径

城市雾霾天气越发严重,凸显了我国生态环境的严峻性以及传统发展模式的难以为继。通过从利益、行为、制度及激励四个方面剖析生态文明建设缺失导致雾霾天气的成因,进而在理论分析基础上从协调经济与生态利益、实现主体行为转变,完善生态制度保障以及明确激励方向四个方面提出城市雾霾天气治理的生态文明建设路径。     

规模化养殖污染治理的思考

本文回顾了我国规模化养殖的发展现状,分析了规模化养殖造成的污染情况,并总结了治理规模化养殖污染的各种措施。归纳针对不同养殖规模的畜禽饲养场的治理模式,最后提出了政府应该承担规模化养殖污染治理的成本。这对宏观经济、食品安全和产业经济都有重要的意义。     

新形势下公众参与生态文明建设法治保障研究

我国正处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定性阶段,生态环境保护事业的推进已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所需面对的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发展、稳定任务之重史无前例,矛盾风险挑战之多亦空前未见。俗语言:"众人拾柴火焰高,三家四靠糟了糕。"生态文明建设是属于全中华民族的事业,生态文明建设更是关系到广大人民群众切身利益和根本利益的事业,公众参与是生态文明建设得到实现的基本保障,生态文明建设必须紧密结合公众,依靠公众。因此,就新形势下公众参与生态文明建设法治保障展开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     

基于生态文明的流域治理机制研究

我国流域治理机制与模式存在着治理功能“碎片化”、治理主体“单边化”、治理制度“单一化”以及治理没有考虑环境友好等问题,针对这些现状,提出了我国流域治理机制与模式创新取向,构建了基于生态文明的流域治理机制的内涵与框架,为基于生态文明流域治理模式与路径的改革创新奠定了基础。     

生态合作治理制度建设：价值、困境与对策

生态合作治理制度建设是生态文明制度建设的重要内容。生态合作治理制度建设对于政府与企业、社区、生态型民间组织以及社会各界公众形成合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具有十分重大的价值。要认真正视生态合作治理制度建设的主要困境,采取生态合作治理制度建设的有效举措,遵循生态善治的原则,以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和价值共同体所组成的生态治理联盟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加强生态信息公开制度、生态治理协商民主制度、生态治理集体行动制度等一系列制度设计和制度创新,促进生态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走向生态文明新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