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个案事实本身——对个案代表性问题的方法论思考

以实证研究基本逻辑为视角,本文讨论了个案的代表性、典型性和扩展性个案方法问题。基于概率样本代表性的立场,将个案代表性视为问题,发展个案的典型性原理以及扩展性个案方法的路径,错误理解了代表性概率抽样原理,更混淆了实证研究基本逻辑中不同环节与方法。个案研究没有个案代表性问题,它缺少的是基于特定个案材料,发现个案因果事实的方法。个案研究并非要走出个案,而应回到个案事实本身。     

理解费孝通的研究单位:中国作为“个案”

研究者的分析单位与最终探讨的研究单位有时相同,有时不同。因此存在两种理解何为"个案"的可能,以及三种方法论的进路——分别是"个案本身的研究"、"个案之中的个案归纳"、"收敛性的个案研究"。费孝通先生一生的研究几乎涉猎从微观至宏观所有的分析单位,并且分别沿着三条进路最终向"中国"这个终极关怀靠拢。而利奇、弗里德曼以及诸多当代关注个案研究的学者,简化了费孝通的方法论框架,忽略了其个案体系的复杂性、连接性与扩展性。     

个案研究“代表性”的方法论考辨

个案研究是包括社会学在内的社会科学的重要研究方法,但个案研究也面临着很多批评。人类学界围绕＂微型研究法＂、社会学界围绕＂个案代表性＂问题一直没有停止过争论。事实上,个案研究所从属的人文主义方法论决定了其并没有代表性的属性,但实证主义的强势以及政府决策部门的需求,导致了对个案研究代表性的刻意追求。虽然不必追求代表性,但这也并不妨碍个案代表性的呈现。当前,开展扎实深入的个案研究,有助于建构本土的社会学理论。     

个案研究：教育研究范式的新转向

个案研究的兴起反映了教育研究范式的新转向。个案研究是对某一个案进行深入而细致的研究,它是一种研究方式而非具体的研究方法。开展一项个案研究一般要经历确定研究问题和选择个案、资料的收集和分析、撰写个案研究报告三个基本程序。个案研究对于解决某个具体问题或与之相类似的现象有着积极的意义,同时也存在一些弊端。     

归有光对汪曾祺的影响

不论是从年龄还是从文风上来看,汪曾祺都是20世纪80年代文坛的一个特例,是一个有意思而且有意味的个案。鉴于此,通过分析其在80年代的创作中与传统方面的衔接,发现汪曾祺的创作在单纯的文化品格、服务于＂今世＂的现实意义、＂常有隐于民间＂、真诚朴素而有回味的艺术美等四个方面受到传统文人归有光显明的影响。     

山区农村的生态现代化路径探讨——基于皖南山区小坑村的实践

通过对皖南山区小坑村的个案研究,分析和总结其成功实现生态现代化转型的经验：通过发展＂生态茶叶＂种植,个案社区把地区资源优势和生态优势间接转变成了经济优势,成功实现了由谋求生存而破坏环境到保护环境而发展经济的生态现代化转型;通过构建＂生态家园＂,不仅有效处理了生活垃圾,而且节约了能源,使日常生活也形成了生态循环系统;通过尝试发展＂生态旅游＂,直接把生态环境效益变成了经济效益,并开启了可持续发展的新模式。     

权利位阶在中国司法中的运用与克制

权利位阶讨论在我国学界的兴起与我国民法20世纪80年代强调义务本位,90年代回归权利本位的学术大环境相映成趣。权利位阶理论对于立法、司法均有重要作用。立法将立法者业已形成的价值判断通过法律进行固化。权利位阶理论在立法层面的运用多体现在立法过程中和立法者的价值判断形成中,其在司法层面的适用可根据是否有法可依分为在法律解释中的适用与在个案平衡中的适用,适用中要保持克制。在现实中,通过对立法目的解释的充分尊重,对法律解释中得出的结论谨慎类推,对个案平衡得出的结论原则上仅适用于个案等多种途径实现权利位阶在司法中适用的克制。     

高校新入职师资培训的实证分析——以天津大学2008年创新能力与职业发展培训为例

教师是高校发展的核心力量,教师能力水平的提升对于高校实现战略性目标至关重要。天津大学通过师资创新能力与职业发展培训来实现对新入职人员的全程跟踪培养,是促进个人和学校共同发展的重要＂牵引＂。通过对天津大学2008年新入职人员培训调查问卷的数据进行整理统计,并兼具访谈、个案研究等方式综合佐证,在提升学员满意度、培训内容多元和精品建设、培训安排科学规范等诸多方面进行经验总结和较为细致的数据分析。     

试论人大对个案监督问题

人大进行个案监督具有必要性,它是在我国现行司法体系和司法状况下实现司法公正的必要的有效手段。在个案监督过程中应遵循监督不办案原则、补充性原则、适度性原则、事后监督原则以及坚持监督质量的原则。     

个案社会工作介入突发事件精神救助的意义及其策略

社会工作作为现代社会解困救难的专业化手段,在突发事件精神救助活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尤其是个案社会工作以其一对一的方式能够有效地进行危机心理的干预和辅导,促进当事人心理与社会的康复.个案社会工作介入突发事件精神救助活动一般要经历接案、资料收集与诊断、制定并实施服务计划以及结案与转介等步骤.     

乡村本位：理解中国村庄区域差异的一把钥匙——评王习明《川西平原的村社治理》

个案研究是中国农村研究采用最多的方法,但个案研究始终面临着如何处理好特殊性与普遍性,微观深描与宏观背景之间的关系问题。伴随着农村现代化的逐步推进,个案研究在解释日趋复杂的农村社会时似乎更加捉襟见肘。在这种背景下．王习明新著《川西平原的村社治理》就个案研究在中国农村研究中的地位和研究策略给出了新的注解：立足个案．并超越个案,由个案反观宏观因素,通过“个案”到“类型”进而到“整体”的研究策略,使个案与宏大场景水到渠成地发生联系。     

后印象派“简炼”手法之我思

＂真实＂是一种艺术真实,是对客观世界的＂再现＂。＂印象＂便是强调在艺术创作中艺术家要在充分调动生活经验与情感经验的基础上,以主体意识介入和把握的方式,通过对生活的选择、提炼、加工和改造使艺术形象的创造带上普遍概括的意义。在后印象派的作品中,这种＂选择、提炼、加工和改造＂便突出地体现为一种＂简炼＂的风格。没有简炼,就没有后印象派的存在,因为艺术家创造的是有意味的形式,而只有＂简炼＂都能把有意味的东西从大量无意味的东西中提取出来。从色彩、线条和构图三方面来分析后印象派＂简炼＂手法。     

论人大常委会个案监督

人大常委会个案监督是指人大常委会对司法机关办理并已生效但属违法又不依法纠正的案件进行监督。各级人大常委会对同级司法机关实施个案监督,是强化各级国家权力机关监督职能的新生事物,也是当前社会各界普遍关注和议论的热点问题。如何认识和实践人大常委会个案监督,使其成为一种合理合法、行之有效、富有生命力的监督方式,是各级人大常委会应该着力研究和解决的一个重要课题。     

一部知识分子心态史的启示

在学术界，对于知识分子的研究向来没有停止过，与此相关的著作与文章也实在不少。遗憾的是，许多学者都倾向于整体性地研究和形而上地诠释，缺少个案研究与形而下地关照，结果是研究过程通常流于知性化和教条化，乃至无法处理各种很复杂的问题。而在个案里面通常各种复杂的思潮、观念、心态交织在一起，更有一种逼真感，更能达到某种分析的深度，历史的还原性也更好。只是因为个案研究少不了繁琐细碎，需要可靠举证和审慎判断，花费的时间与精力自然很大。     

个案监督存在的问题及重构

个案监督产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当前个案监督存在着诸多问题,需要着重分析个案监督自身的局限性。对个案监督的重构具体应遵循党的领导原则、依法监督原则、同级监督原则、回避原则、集体行使职权原则、以程序监督为主的原则、个案监督程序公开原则、坚持事后监督原则、规范性原则等,以期推动个案监督得到更好发展。     

个案管理:社区戒毒工作的新模式

个案管理是为那些有多种需求却无法有效利用社会资源的案主提供社会福利援助的一种社会工作方法。运用个案管理方法在社区戒毒人员中开展工作，能够协助他们解决生活中面临的多重问题，提高他们使用社会资源的能力，实现回归社会的目标。个案管理模式对整合社区资源，提升社区戒毒工作的专业化服务水平具有重要意义。     

人大对法院个案监督制度辨析

当前我国有的地方出现了人大对法院司法监督的一种新形式——个案监督。本文通过对该制度的成因的探析 ,指出个案监督与实现司法公正的初衷可能产生背离 ,掌握得不好 ,甚至会干涉法院的独立审判 ,削弱司法权威。人大的司法监督权是有宪法保障的 ,但当下中国实现司法公正的关键不是更多的监督 ,而是“法院何以成为法院”[1] ,法官要成为法官——司法独立     

社区矫正中个案社会工作方法运用的经验实证研究

本文对一年来上海社区矫正中个案社会工作方法的运用状况进行了分析。文章认为个案社会工作与刑法执行是一个统一的过程,对于发挥社区矫正的有效性有重要作用。但目前个案社会工作方法的运用还存在不少限制,整个社会还必须为社区矫正工作中个案社会工作方法的运用创造更多的条件。     

典籍原生态语气表达英译对等策略探析

典籍中古汉语具有原生态特点的语气系统,可以《愚公移山》的中英文译文对比为个案,找寻源语翻译成恰切目标语的路径和方式,从而揭示古汉语语气表达系统和英语语气表达形式,存在着对比和对照。典籍古汉语原声态的语气特点,不仅作为语助之学体现出来,而且对应着英文中相应的情态和修辞等表达方式,即典籍中古汉语语气表达的原生态特点,在译成英文相应的语气表达时,能够通过归化和异化的方式,转换为符合目标语特点的表达方式。     

个案工作=心理咨询？

个案工作与心理咨询是两门密切相关的学问,揭示它们的异同之处很有必要。它们的相似之处主要表现在：产生背景相似;构成要素相似;都具有“心理性”;都强调专业关系的重要性及助人者的品质;服务方式与手段相似;理论模式相似;服务领域相似等等。它们的不同之处表现在：理论基础不同;服务对象不同;服务内容不同;服务目标不同;专业化程度不同;服务对象来源不同;助人理念不同等等。在日后的发展过程中,两者只有相互协作,取长补短,才能更有效地为受助者提供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