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制中国的两种基本"公""私"观及其制度表现——一个从制度回溯观念的尝试

在帝制中国的政治制度背后隐含着两种不同的"公"私"观和制度设计原理,一则肯定君权的绝对性,以是否满足君主个人意志以及皇家利益为"公"私"标准;一则以是否符合儒家式"天理"与"民心"价值观、是否符合较为抽象的国家共同体利益为"公"私"分野.两千多年的专制制度演变史,可谓两种"公"私"观相互摩擦、渗透的过程.尤其是儒家式"公"私"价值观对专制制度的濡染与重塑,在很大程度上造成了某种平衡、约束君权的机制,使得专制国家往往能够逸出"私"的原初目标而兼具公共性和自主性.     

从“崇公抑私”到“尚公重私”——儒家公私观的现代转化

儒家传统文化从"天下为公"的政治维度、"重义轻利"的利益维度和"公善私恶"的道德维度提出了"崇公抑私"的思想,在道德意识和政治理念上要求人们"大公无私",使得"崇公抑私"构成了中国儒家传统文化的主流。然而,儒家传统的"崇公抑私"的公私观具有明显的时代局限性:为封建统治阶层服务的"天下为公"导致"天下为私";抑制个人私欲的"以公灭私"导致"假公济私";将公私等同善恶的"公私对立"导致"公私两无"。在时空变迁和语境置换之下,现代社会转型时期必须重视"私"的合理性与正当性,为了构建公民社会,儒家传统的公私观需要转化为"尚公重私",以适应社会和谐发展的需要。     

试析明末清初的民权思想

明末清初思想家在批判君主专制合法性,反对君权任意侵害民众利益的基础上,提出了他们的民权思想,阐释了民众利益符合天理,肯定人民利益追求的正当性;论证所主张民权思想的合理性,并设想通过改革封建专制制度,限制君权,来保障民权的实现。     

论“公”与“私”的矛盾运动及其规律

“公”与“私”有时是统一的,有时又是对立的,“公”与“私”的矛盾斗争规律表现为“此消彼长”、“此长彼消”的反比例关系;道德品质的形成过程就是“公”与“私”的矛盾斗争过程,“公”与“私”矛盾斗争的结果是使人具有了不同的道德层次;“公”与“私”的矛盾斗争贯彻于人的一生,“公”与“私”的矛盾斗争规律说明了良好道德品质的形成具有长期性、艰难性等特点。     

从“灾异”到“瑞应”——简论东汉生态现象的政治化

较之西汉,东汉生态现象的政治化,在追寻生态现象和社会政治关系时,其随意性更大,所谓“瑞应”明显增多.儒家经典中的鬼神内容、西汉儒家人物以天命限制君权的意图和谶纬学说,是生态现象政治化的依据.汉代生态现象政治化,为限制君权而生,却发展成为君主服务的工具.通过生态现象政治化的演变,我们可以看到儒者从企图限制君权到终于被君权奴化的过程.     

中国17世纪前后公私观念的新变化

在我国古代 ,公私之争由来已久 ,且大多数人主张以公胜私。到了 17世纪前后 ,随着社会政治与经济的种种变化 ,进步思想家们提出了不同于以往的公私观。具体表现在以下 5个方面 :1)他们在“私心自然”基础上 ,对传统的私观念“一分为二”;2 )主张“众私之和”为公 ,公通过私表现出来 ;3)主张天下为公 ,斥责绝对专制君权是天下之“大私”;4)公私性质具有时空上的相对性 ;5 )比较客观地评价了“私”的历史作用     

荀子“从道不从君”的思想探析——以道统论为中心

荀子提出“从道不从君”的思想,以仁义礼之道作为社会的终极价值和处理君臣、君民关系的标准。强调君主的权位应服从于仁义礼之道,这是荀子对儒家道统思想的重要贡献。并把“从道不从君”与君主得道必须得人联系起来,提出立君为民,以对民的态度作为判断君主是否符合道、是明君还是暗君的标准。荀子“从道不从君”的思想颇具特色,在历史上产生了重要影响,成为儒家道统论的一个显著特点,而具有一定的制约君权的意义。     

家族制企业中的“公”与“私”

在当前家族制企业中 ,普遍存在“公”与“私”交错混同的问题 ,具体表现为公为私所缚、公为私所用、公为私所累、公为私所蔽等方面。这一现象的存在不仅影响了企业的正常运作 ,而且和现代企业活动的要求有诸多差距。如何改变这一现状 ,使“公”“私”分明 ,以促进企业现代管理模式的形成 ,是一个关系企业未来发展的问题。     

儒家社群主义文化与“东亚经济模式”

儒家社群主义的基本思想可以概括为:以“仁爱”与“性善”为本质的个人观,以家庭(家族)为中心的群体观,群己合一、以群为重的群己观,“重德轻法”的治国观.儒家社群主义作为东亚地区传统文化体系的核心内容,表现出了明显的地区特质性,与西方自由主义思想观念形成了强烈的反差和巨大的差异,构成了独具特色的“东亚经济模式”的文化根基和思想基础.通过对“东亚经济模式”宏观层面的“政府主导”、微观层面的“宗法式企业制度”两个基本特征的历史考察,可以清晰地洞悉儒家社群主义的文化传统对“东亚经济模式”形成所具有的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差等与平等：儒家“仁爱”与墨家“兼爱”之比较*

儒家和墨家都主张爱人,儒家主张“仁爱”,墨家主张“兼爱”,二者有着质的不同。儒家“仁爱”强调“差等”,而墨家“兼爱”则强调“平等”。“差等”说顺遂人之常情,切合以家族为本位的血缘宗法制社会的实际,也利于封建大一统社会的父权、君权统治,因而逐渐被一般民众所接受,也为封建统治阶级所认同和尊崇;而“平等”说不合人之常情,不切合以家族为本位的血缘宗法制社会的实际,也不利于封建大一统社会的父权、君权统治,因而难以见容于后世。“差等”和“平等”这两种不同学说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儒、墨整个伦理学说的历史命运。     

严复的“私”观及其现代价值

清末民初启蒙思想家严复对＂私＂的看法是其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承袭传统与汲取西方文化的结果,反应了那个时代的思想变化。严复肯定＂私＂,认为＂私＂是人的自然本性,是西方富强的原因之一;主张＂公＂＂私＂协调,反对＂因公害私＂和＂以私害公＂;提出通过人人＂私其国＂来＂爱其国＂,从而达到国家富强的目的。就如何达到人人私国的目的,严复提出了通过实行西方民主制度,达到人人私国的政治主张。严复的＂私＂观所蕴含的精神和原则在现代社会能具有重要意义。     

论儒家的“人治”与法家的“法治”

“人治”与“法治”是我国春秋战国之际、从封建领主制向封建地主制社会转变时期出现的两种政治观,它反映着两种不同侧重面与特色的治国方法。“人治”是儒家的政治观,主要依靠贤人的贤能来治理国家,它侧重于“任人(贤人)”与礼德“风教”,以仁政(王道)惠民为特征;“法治”是法家的政治观,主要依靠法律的威权来治理国家,它侧重于“任法”、“任罚”,以霸道刻民为特征。梁启超在其《先秦政治思想史》中,首次以“人治”、“法治”概称儒法两家的政治观。尽管以此概称,并非精     

井冈山时期连带的“公”对社会公德教育建构的启示

在新型冠状肺炎疫情防控过程中,社会公德彰显社会文明程度,反映文化底蕴、社会意识和个体认知。社会公德教育包含行为引导和道德内化的要求,作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手段,在新时代发挥着重要作用。井冈山时期连带的“公”作为中国特色的公德观,与新时代社会公德的价值旨归是一致的,新时代社会公德与井冈山时期连带的“公”均以维护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集体主义、中华传统美德、个人自律慎独为价值旨归,二者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井冈山时期连带的“公”所内涵的价值旨归在建构新时代社会公德教育的氛围、导向、内核、范式中起到重要作用。     

从"公室告"与"家罪"看秦律的立法精神

在秦律中,当父家长的侵害对象是家庭中的卑幼时,这种行为属于"家罪"或"非公室告",禁止卑幼控告,但不禁止家庭成员以外的人控告;当父家长的侵害对象超出家庭卑幼的范围时,这种行为就属于"公室告",家庭卑幼也有义务和责任举报,甚至可以将其捉拿归案以免自己受到株连."公室告"与"家罪"的有关规定,源自法家之君权高于父权、官方利益高于家族利益的政治理念,明显带有限制父权的意图,是法家伦理观念和法律思想的体现,并不符合先秦儒家的家国观与忠孝观.     

韩非“君臣互市”说谫议

"君臣互市"说是韩非君臣观的重要内涵,充分体现出韩非政治思想"君权至上"的理论实质。韩非从人性之私的伦理内因、君臣势异的政治外因和公私争利的现实基础三个方面深刻诠释其"君臣互市"的政治主张。坚持"君权至上"的根本立场,促使韩非的"君臣互市"说走向极端化"尊君卑臣"的政治歧路,造成君、臣关系的内在失衡,陷入恶性发展。"君臣互市"说虽在一定程度上揭示出专制权力下君、臣关系的真实内涵,但片面化认识君、臣之间利益关系所产生的消极性,导致韩非无法推动君、臣关系的良性构建和发展。     

儒家“尚志”观对新时代高职学生立大志意识培育的启示

本文以习近平用典为指导,厘清儒家“尚志”观的历史演变脉络及主要内涵,分析儒家“尚志”观与新时代高职学生立大志意识培育之间的关系,通过实证研究分析当前新时代高职学生立大志意识现状及主要原因,提出以儒家“尚志”观培育新时代高职学生立大志意识。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对生态价值观的重构

西方“深绿”思潮把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看作是当代生态危机的根源,强调只有破除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确立以“自然价值论”和“自然权利论”为主要内容的生态中心主义价值观,才能解决生态危机。西方“浅绿”思潮在为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作辩护的同时,对近代强式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做了必要的修正,最终形成以“开明的人类中心主义”和“弱式人类中心主义”为主要内容的现代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西方“红绿”思潮中的有机马克思主义则批判现代性价值体系本质上是一种漠视人类之外的存在物的价值和利益的人类中心主义,由此必然导致人类与自然关系的扭曲和生态危机,因此应当以承认自然存在物的内在价值为前提,展开共同体价值观培育的有机教育。“红绿”思潮中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则是在批判“深绿”和“浅绿”思潮所主张的生态价值观的基础上,重建了“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和“生态中心主义价值观”,但他们与“深绿”、“浅绿”思潮的本质区别在于他们重建的两种价值观始终是与对资本主义制度和生产方式的批判联系在一起的。     

儒家能安顿现代女性吗？

蒋庆所谓的《只有儒家能安顿现代女性》一文引发舆论哗然。文章从女性主义立场与视角出发,在对儒家女性观及儒家对女性的规约进行梳理与分析的基础上,提出儒家女性观是限制与束缚女性的伦理思想,是男权社会以牺牲女性利益而满足男性家庭利益为核心的思想观念;儒家女性观一贯损害女性利益,完全不适应现代女性的需求,所谓的“只有儒家能安顿现代女性”显然是荒谬的。     

中国检察制度略考

<正> 检察制度,是国家对违法犯罪行为进行追究,以维护国家、社会利益的一项司法制度。其表现形式主要是侦查犯罪、提起公诉和监督法律的正确实施。 在诉讼发展史上,曾经产生过三种诉讼程序。一种叫弹劾式诉讼程序(又叫控告式诉讼程序)。这种诉讼程序产生于古罗马时期,是奴隶社会盛行的诉讼程序,这种诉讼统统由私人提起,司法机关只是被动地受理案件,实行“没有告诉人就没有法官”的原则,因此被称为“私诉”。另一种叫纠问式诉讼程序(又叫审问式诉讼程序)。早在古罗马末期,统治阶级就逐渐认识到,同犯罪行为作斗争不完全是受害人私人的事,而与     

先秦儒法“正治”主张比较及其当代价值

先秦儒家与法家都有“政者正也”的表述，以“正”界定“政”成为中国传统政治思想中的创造性表达，政治化为“正治”。先秦儒家立足于先王之道论“政者正也”，主张回归家国一体格局下“名正言顺”的礼制，并以家为基点涵养君主体正性仁的理想“正治”人格，进而以仁爱之“治人”推动礼制之“治法”，达成“天下一家”的治世。先秦法家则在哲学层面与道家接榫，立足自然天道论“政者正也”，强调“名正法备”的制度建设，引申出君主去私就公的理想“正治”人格，力图以公正之“治人”与赏罚必信的法治同频共振，达至“天下公平”的治世。两种不同的“正治”主张是先秦儒家和法家面对礼崩乐坏的时代困局所作出的不同回应。以辩证的思维继承儒法通而不同的“正治”主张，对优化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有重要的借鉴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