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明代藩府刻书

明代藩府藏书丰富,刻书数量众多,质量上乘,具有很高的版刻价值和学术价值,这为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发展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我们可从藩府刻书之背景、数量、质量、特点和价值五个方面了解其刻书的概况.     

江苏唐五代刻书述略

江苏是古代刻书的起源地之一,史料记载早在南朝时期就有刻书活动,而确切可考的时代则为唐五代。唐代刻书主要在扬州和苏州,内容则以佛像、历书为主,偶有文集之刻。五代时,江苏境内的刻书活动主要集中在建康,可以考知的有三部典籍。江苏在刻书的早期时代,已经走在了全国前列,为宋代以后刻书事业的繁荣做好了坚实的基础。     

明代庆藩著述及庆府刻书

明代庆藩偏于宁夏,著述丰富,庆府刻书在明代各藩中亦位于前列。这些文献是人们了解过去的珍贵材料。笔者对历代宁夏志书中所载庆藩著述逐一考察,对著述的文献著录情况、版本流传情况及历代对这些著述的评价进行了详尽的分析,对庆府刻书的种类、特点进行了归纳和整理,通过对明代庆藩著述及庆府刻书做一个整体的爬梳,给人们提供一个认识和了解宁夏的新渠道。     

清代中前期的民间刻书及其文化贡献

清代中前期是我国民间刻书的巅峰时期,形成了以江苏、浙江、安徽和北京为代表的四大刻书中心。私宅刻书的内容主要集中于名人学者的自撰著作、前贤诗文、校勘考据类著作和巨室大族的谱牒;坊肆刻书的内容主要集中于文教科举、日常生活、诗文选本和宗教迷信类著作。其文化贡献主要体现在禆益于文化典籍的整理,文化教育的普及,国民素质的提高,文化生活的丰富,校勘辑佚的繁盛以及辑佚学、校勘学和目录学理论的成型与提升。     

徐州古代刻书述略

徐州从明代始有刻书活动,清代则续成其事。其中,官府所刻主要为方志,对徐州地方志的编写和流传起到了重要促进作用;私家所刻多为诗文集,几位重要作家把自己的作品刻梓以传;书坊刻书仅有零星记载,刻书的商品意识不强。徐州古代刻书虽不及江南发达,但是对于促进当地的藏书和读书文化起到了重要作用,是徐州古代文化中不可缺少的有机组成。     

明清新安商人与刻书

论述了明清时期新安商人的刻书条件、成就、动力及其对传播文化所起的作用。     

试论清代两湖地区私家刻书的特点及其兴盛原因

有清一代,私家刻书现象蜂起,以刻书为荣的官宦学者比比皆是.清代两湖地区私家刻书主要有以下基本特点:仿宋元影刻之风盛行;刊刻经史著作和名儒著述是两湖地区私家刻书的大宗;丛书辑刻此起彼伏;力刻乡贤著述,编纂、刊刻乡邦文献;延请精工良匠写刻雕版;以写刻为主流.清代两湖地区经济的发展与繁荣,清统治者振兴文教的政策和官员、士绅、文人学士的倡行,清代两湖地区学术繁荣,学术人才辈出和良好藏书风气的传承以及教育事业的兴盛和家学的发展,则是两湖地区私家刻书昌盛的原因.     

天京刻书述略

为了政治斗争、军事斗争和文化建设的需要,太平天国在戎马倥偬之际编写、刊刻了大量的书籍。但是,太平天国失败后,清政府对太平天国刻印的书籍极力查禁销毁,致使太平天国刻印的书籍流传下来的寥寥可数。根据有关文献考察可见太平天国刻书的概况和版本学方面的特点。     

略述宋元时期安徽刻书

文章略述了宋元时期安徽刻书业的发展概貌,从官刻和私刻的两个侧面,揭示出宋元时期安徽所刻图书的种类、数量及传世状况。     

明代内府刻书机构探析

明代的内府刻书是明代官府刻书的杰出代表,以往学者大多以为司礼监经厂就是内府刻书的唯一机构,偶有持论不同者,亦语焉不详,没有对内府刻书的具体承刻机构进行系统考究。根据《明实录》及内府刻本等一手资料考察,明代内府刻书除了司礼监经厂之外,在中央,尚有工部、礼部、秘书监、内官监等机构,在地方,则有寺庙和地方书坊。据此提出,明代内府刻书是皇家的刻书,受皇帝敕命刊刻是这一版本类型的本质特征。     

略论明朝代王府的犯罪

封王建藩是明朝的一项重要政治制度,明太祖朱元璋为维护明王朝的统治,将自己的24个儿子分封各地,给予各亲王各方面的特权,分封于九边重镇大同的代王府,虽然在明初期对地方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发挥过积极作用,但明中后期,代王府宗室成员逐渐走上违法犯罪道路。本文将对代王府犯罪的表现形式进行论述,并对其犯罪原因进行分析,以便加深对大同代王的研究,也更清晰地看到明代封藩制度的弊端。     

略论明朝代王府的犯罪

封王建藩是明朝的一项重要政治制度,明太祖朱元璋为维护明王朝的统治,将自己的24个儿子分封各地,给予各亲王各方面的特权,分封于九边重镇大同的代王府,虽然在明初期对地方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发挥过积极作用,但明中后期,代王府宗室成员逐渐走上违法犯罪道路。本文将对代王府犯罪的表现形式进行论述,并对其犯罪原因进行分析,以便加深对大同代王的研究,也更清晰地看到明代封藩制度的弊端。     

《明夷待访录》政治思想探析 ——解析重构法下凸显出的民本印迹

《明夷待访录》是明末清初大学者黄宗羲极为重要的著述,也是他政治思想精髓的展现。这部不足万言的作品,因其振聋发聩的反君主专制呐喊,成为清末以来众多学者研究的重点。在近百年的研究过程中,关于其政治思想的民主属性和民本属性之争最为激烈,并且这种争论一直延续至今。本文另辟蹊径,试图通过客观的解析和重构的分析法重读《明夷待访录》,还原其政治思想核心中鲜明的民本属性。     

试论元明之际戴良诗歌之美

元明之际的世事变迁，深深影响了戴良的诗歌创作，并使之呈现出独特的美学形态。其基本可概括为三种：清丽之美、沉郁之美与悲壮之美。它们既作为中国诗歌美的一部分而存在，同时又将其丰富并使之趋向多元化。     

论政治文化建设与文化发展和繁荣之关系

政治文化与文化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内在逻辑关系。政治文化不仅是文化的一个主要组成部分，而且是反映政治最集中、最直接的文化因素，对整个社会文化起着主导、引领的作用。故而，加强政治文化建设不仅是加强文化建设的重要抓手，同时也是推动文化发展和繁荣的题中之义。     

论明清长篇家庭小说的“政治”主题

＂家国＂不仅组织着中国传统社会的基本结构,它还是构成民族文化心理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传统家国意识及民族精神的影响下,对于国家政治主题的关怀一直是明清长篇家庭小说重要的创作主题之一,它不仅表现于家庭内部事件的寓指中,在家庭外围的各种社会活动里,对于政治的直观叙写、暴露与批判亦是此类小说作家们明显而刻意的追求。作家们在＂政治＂场景的细写和解剖当中,将他们心底的末世声音传递了出来,这是他们对于时代风雨的敏感体验和反映。     

论明七子的文化人格

明前后七子近乎“狂”、“狷”的文化人格 ,标志着他们初步迈开了向自我回归的脚步。但由于理学文化的深入影响和时局的无边黑暗 ,他们还远未达到主体真正自立、个性真正自由的境界。这使得明代文学复古在实质和走向上具有双重性 :从正面说 ,它可以寄托和安顿人们初获释放的主体精神 ;从反面说 ,它又禁锢着人们个性自由的进一步发舒。前后七子内部的文学论争 ,体现的正是这初获释放的主体精神与未曾消解的拘执理念之间的内在矛盾     

论"三苏"产生的政治文化生态

三苏的产生不是偶然的.就其所处的政治文化生态言.三苏的崛起恰逢被称为"盛治"的仁宗朝,仁宗的开阔胸襟和求贤若渴为三苏的出道奠定了良好的政治基础;在仁宗周围又有一批优秀杰出的贤臣名公主持朝中政务.他们忠信正直,为三苏的崛起营造了良好的政治氛围;三苏幸遇一批爱才、惜才、有话语权的各级贤臣伯乐,他们慧眼识珠,不遗余力地发现、荐举、扶持、保护三苏,使僻远西蜀的三苏能够以较快的速度、便捷的方式名动京师;三苏在欧阳修推行的古文革新中生逢其时,成为欧公摧枯拉朽的力量中坚;而三苏备厉有为、锐意创新的禀赋素养,则在这一政治文化生态中得到了最佳的滋养升华.     

明代前期、中期的乐府诗创作与世风诗运

明代乐府诗的创作呈现不均衡状态:明洪武初一度繁荣,而永、宣时期则基本上是空白,成、弘后又进入繁荣时期。这种状况既与社会风气的迁移有关,也与文学观念的转变密切相连。明初乐府诗深刻反映了社会现实生活,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明中期诗人的创作注重宣扬自我,显示了主体意识的觉醒;同时,李梦阳提出"真诗在民间"的主张,标志着文学观念的下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