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狂人日记》:中国现代短篇小说的“创生”

本文从现代小说文体形成的视野着眼,以现代叙事观念、结构方法及语言修辞等方面的细读式分析探讨《狂人日记》在传统向现代转换生成中的创新意义及价值。通过分析《狂人日记》小说叙事者的建立、文本结构、语言表达等特点,阐述其从传统文学中得以自然"创生"而来的现代短篇小说文体形态,从而揭示出其作为"起点"的现代短篇小说发展的内在逻辑及文体特征。     

现代性的“吁求”及其“后果”——从鲁迅的《狂人日记》到莫言的《酒国》

如果说鲁迅的《狂人日记》可以作为启蒙时期对现代性吁求的喻示,那么莫言的《酒国》则可看作是现代性某种后果的喻示。二者不约而同地选取吃、饮食作为比拟历史、审视当下的切入口,暗含了一种有意无意的文化心机,聚焦了后发国家最为敏感的民族心理区域。由《狂人日记》到《酒国》所象征的现代性无效和失败的后果,究其根源,首先来自于现代性本身的逻辑悖论,也昭示了这种悖论在进入中国历史文化语境中时,与传统文化的自我束缚属性实现了某种媾和,并与传统文化所特有的酱缸效应合谋促成了对现代性局限的放大和效果的抵消、分解。     

蔡文甫小说的美学特征——以《谁是疯子》为考察中心

蔡文甫的小说融合了中国古典小说、现代文艺与西方小说的多种元素。在小说技巧上,蔡文甫融入了戏剧、电影重矛盾冲突与古典小说重情节设置的结构艺术,善于设置层层推进的极限情境;受西方现代小说、台湾当代作家以及自身对哲学、心理学的兴趣影响,蔡文甫重视心理描写与复杂人性的深入挖掘;从思想内容来看,蔡文甫对善良人性的真诚呼唤,对背信弃义、重利忘义的讽刺和鞭挞,使得他的小说现代主义意味减弱而古典主义意味增强。蔡文甫借现代小说的结构与技巧元素,编织的依然是以传统道德为旨归的具有古典情怀的文学空间。     

试论鲁迅《狂人日记》的文学时空

本文首先分析《狂人日记》的时空结构,特别是与文学时空有关的因素,探讨它们所生成的意义.其次考察时空结构怎样与作品所生成的意义结构联系在一起,以阐明它们在生成意义上怎样参与和介入了作品的主题.     

“吃人”命题的世纪苦旅——从鲁迅《狂人日记》到莫言《酒国》

莫言的《酒国》是在鲁迅传统及《狂人日记》的影响下创作的长篇小说,由于"吃人"主题的再现从而与《狂人日记》取得了某种精神对应。两篇小说中的"吃人"内涵同中有异。第一层面都指向真正的肉体"吃人"。第二层面是指向象征意义上的"吃人",《狂人日记》侧重于文化文明层面的批判,《酒国》侧重于现实政治层面的批判。两者的"吃人"都具有巨大的同化性与普适性,启蒙者形象被彻底解构,表现了改造"吃人"文化的艰难。两者都表达了对未来的焦虑和渴望。第三层面可作普遍的人类学意义上的理解。产生于20世纪的《狂人日记》和《酒国》体现的人道立场、启蒙态度、民主观念与批判精神,使之和古代的同类"吃人"题材的作品划上一道分水岭。     

《狂人日记》与中国“现代”小说问题

《狂人日记》作为中国现代小说第一篇的地位,正在遭受质疑。同时,中国现代文学的起源已经被从五四前移到晚清甚至更早。其中＂现代性＂是一个根本的内在理路。《狂人日记》自发表以来,大略经历了短篇小说、反封建及现代性的问题架构的阐释。这也是中国小说＂现代化＂研究的基本方法、逻辑前提及其内在限制所在,需要以一种反思的态度,寻找一种更宏大视野下的＂现代＂小说研究方法。     

“南方”的贾平凹

贾平凹的陕南出身以及他的写作风格使他的作品有一种典型陕西作家没有的“南方”气质,所以他更接近沈从文和孙犁这样风格“柔美”的一派,更注重作品的艺术表现.贾平凹创作的这种“南方”气质使他对沉实的陕西文学的主流叙述有一种隐隐的挑战性.不过,贾平凹的“南方”不同于“江南”.商洛虽然山清水秀,却是穷乡僻壤,没有“江南”的繁华和奢靡,没有“江南”文化在汉文化圈中的自信和统领地位,也没有江南叙述中落魄豪门式的伤感和怀旧,而有着底层小民的现实感和向上挣扎时的文学想象.贾平凹的特点就源自于他与“南方”这种若即若离的关系,源自于他创作的现实性和抒情性.他的不纯粹的“南方”出身和纯粹“北方”的创作环境反而造就了他无法复制的创作个性.     

《尘埃落定》小说中“傻子”形象的存在主义解读

《尘埃落定》是"用汉语写作的藏族人"阿来极具影响力的一部小说。它以一个"既傻又不傻"的"傻子"视角描述了在土司制度即将瓦解的非常态社会里,为了生存,人与人、人与命运的斗争中表现出来的各种人性本相,在人性异化的土司社会里,这一群人注定是要失败的,最终,人、人生、战争、欲望、财富都变成了尘埃,走向虚无。通过运用萨特的存在主义相关观点,从这一个"傻子","傻子"与他者,"傻子"的存在与自由等三个方面,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文本中这一个"傻子"形象的个体与自我、与他人、与社会存在既相互依存又相互冲突的关系。     

此“误”绵绵无绝期——从《金锁记》到《怨女》

由于某些大师对张爱玲《金锁记》的推崇,使得文学史对张爱玲作品风格的书写,出现了一些误导。当大家把《金锁记》当作张爱玲的代表作时,其实在一定意义上已经背离了张爱玲创作的自觉追求。从《金锁记》到《怨女》,这样的改写,正是张爱玲对自己创作的自觉追求的重申。     

为什么是“五四”？为什么是《狂人日记》？——对中国文学现代性的考辩

社会形态的转型从根本上决定着中国文学的古今演变。当物态的现代交通、现代邮政、现代通信、现代印刷在鸦片战争以后纷纷出现,同时,在精神文化领域的报纸、印书馆、高等教育、文学期刊乃至国家政体也迅速转型的时期,文学领域的变化不可能迟缓到“五四”,迟缓到《狂人日记》。中国文学的现代性转型应该有更早的时间点。     

文学现场与历史叙述——兼评何光顺教授《南方诗选》中“南方诗学”的建构

文学现场与历史叙述常常伴随着文学观念或诗学观念的演进。讲述纷纭复杂的文学现场,最为讨巧的是艾克曼的方式,他实际上只是转述了歌德的讲述,但这种方式原创性不足,且难以复制;最为自由的是文学批评,但其因论者视野所限,难免有失公允而遭物议也最多;最为安全的方式是文学选本编撰,文学选本是直接进入历史叙述的现场讲述,但文学选本众多,要从众多选本中脱颖而出则非有超卓的诗学眼光不能实现。何光顺编选的《南方诗选》在当前众多的诗歌选本中别具一格,吸引了众多批评家和理论家关注,离不开其标举的以“南方精神”为主线的“南方诗学”的建构。该诗选不是区域诗歌或某类型诗歌的简单汇编,而是确立了现代汉语诗歌的“南方写作”“南方精神”“南方诗歌”“南方诗学”等系列诗学关键词或理论命题。广东珠三角的现代汉诗写作的真正崛起是从底层打工诗歌开始的,之后与本土的完整性写作、垃圾派写作等相呼应,逐渐形成了以广东为中心的南方诗人群落的多元景观。作为整体的南方诗人也由此在文学地理和历史场域中正式出场,并在一种关于文学现场的叙述与诗学建构中呈现其意义。     

鲁迅《狂人日记》中“吃人”判断的知识学考察

鲁迅《狂人日记》中“吃人”的判断,意指的是“中国的历史就是一部吃人的历史”。这一判断,从知识学上考察,应该说,它是一种信念而不是知识。作为一种信念的“吃人”判断,如果从“认知层面的信念”来考察,无疑是存在“片面性”的;而如果从“评价层面的信念”来考察,虽然也能发现其“片面性”,但这样的片面性却是能被人接收的,不仅能被人接收,而且这种具有片面性的信念,还能被不同时期的阅读者基于不同的目的与需要发现新的问题。这也许就是这一信念直到今天依然引人关注的重要原因之一。     

"傻子"的界限——评《尘埃落定》

《尘埃落定》中“傻子”这一非常态人物形象及视角昭示着当代作家的文本自觉,也带来了当代小说叙事方式、叙事视角的转变。但是,“傻子”主题和叙事视角既可以与作家的创作倾向、创作追求、创作风格相契合,也会导致创作的随意性。对比班吉与土司二少爷,可以说明“傻子”视角的独特性和文学创作的严肃性。     

狂人的文化解读——评鲁迅和果戈里的《狂人日记》

本文从读者的感受(陌生化)入手,揭示两文的表面差异,从历史和民族角度看两篇作品的地位,最后从人物形象文化意义和作家角度分析异同的原因。     

“缺失”的表征与隐喻——论新时期以来的傻子叙事文本中的傻子特性

新时期以来的文学创作中,出现了日益明显的傻子叙事。傻子视角叙述是一种有意味的叙事策略。通过对此类文本的平行解读,旨在论述蕴含其中的文化隐喻,并尝试概括傻子叙事的表象特征及其弱势地位。     

论傻子形象的审美价值——读阿来的《尘埃落定》

“尘埃”及“尘埃落定”在阿来的长篇处女作《尘埃落定》中具有极大的隐喻性。主人公傻子是作家精心选择和成功塑造的艺术形象 ,他的命运构成了小说的情节主线。作品在展示傻子的人生遭遇和情感历程中 ,再现了藏族封建土司制度由盛而衰、由存而亡的历史过程。在傻子形象上寄托了作家对社会历史及人生的独特思考。     

后现代的疯子叙事——试论《女勇士》中的疯女人意象

从后现代文化分析的角度,对华裔美国女作家汤亭亭《女勇士》中未曾引人注意的疯子叙事进行分析,认为该叙事通过对疯女人癫狂的描写,使癫狂世界与正常世界形成互文效果,从而揭示“疯子”既是父权制和种族主义压迫华裔美国女性的工具,又是华裔美国妇女追求话语权、颠覆压迫的手段。此外,“疯子”还是作者建构华裔美国女性文化身份的策略。     

从《狂人日记》看可靠的叙述者与不可靠叙述者

在小说等叙事虚构作品中的叙述者,有可靠的叙述者与不可靠叙述者之分. 这种区分主要建立在叙述者与隐含作者之间关系的基础上的,但二者又存在着相向变化的可能性、可逆性.读者在作品阅读的动态过程中可以感受与推导这一可逆性变化.鲁迅小说<狂人日记>就包含着这一可逆性关系.     

《群山之巅》中“傻子”形象及其功能转变

迟子建作品中不乏傻子形象,与她小说中众多充满灵气的人物形成极大反差。在其新作《群山之巅》中,装傻的单夏和被害的陈媛作为游离于现实生活之外的傻子,进一步充实了迟子建的傻子人物序列。通过其独特视角和社会处境,展现了傻子狭窄的生活空间,并以傻子的结局反思人类的终极幸福,由此完成了傻子形象的功能转变。这体现了迟子建追求理想人性的价值取向和不断调整创作理念的不懈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