释“德”

“德”字最早见于西周金文，“德”之本义为目直心正，引伸义为行为端方，后来定型于“品德”、“恩惠”等常用语义。“德”之文化意义及“德治”思想，对中国历史文化中的个人修养和政治统治等内容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西周铭文中的“福”研究

西周文献中的"福"是考察早期人文精神建立的一条重要思想线索,铭文保留了"福"由宗教概念逐渐人文化的演变脉络。周初彝铭中的"福"以事神致福为框架,聚焦以祭祀规范获得神佑的含义,围绕"福"的宗教内涵存在一个庞大的概念群。西周中期以降,随着世族的形成与周人政治经验的积淀,西周贵族在铭文中先后累加了以型效祖先威仪、履行政治规范求福的论述,"福"生发出以德求福的人文意蕴,逐渐演化为统合西周宗教规范与人文规范的论述结构。求福规范的双重内涵在春秋时期裂解为"事神致福"与"以德求福"的论争,在战国时期以后成为了中国哲学幸福思想的经典命题。     

周人之“德”为“明德”论——兼论殷周之“德”的区别

"德"的原始观念来源于人们对"效能"和"能力"崇拜,是古代君王通过"巡省"方式树立自己的权威和影响力的反映。"德"字之初义就是"政治控驭能力和权威影响力",这种观念大概产生于部族联合体的尧舜禹时代,所以"德"不是周人的首创,周人只是提出了不同于商人的"明德"观念,以"帝迁明德"为自己的政治合法性依据。"德"作为政治控驭能力的代称包括"刚克"和"柔克"两种手段,作为"刚克"手段的刑罚也是原始"德"含义的一个方面。与周人的"明德"观念相一致,"明刑"、"明罚"思想也是周人"明德"观念的衍生思想。     

《老子》所谓“德”

"德"是《老子》思想中的重要范畴。"道"之下落为"德"包括三个方面:"道"下落于自然领域,为万物本性之"德";下落于内心领域,为圣人心性之"德";下落于社会政治领域,为王者无为治道之"德"。对"德"之内涵的分类以及彼此之间关系的探讨将有助于我们理解《老子》思想的整体运思理路,以及它所反映的传统中国人根本的信仰和思维方式。     

论“信”德

“信”是中国传统道德中重要的道德范畴，有其自身的形成、演变过程，在维持人际平衡与维护统治者统治方面有不可忽视的作用。人应努力修养、实践“信”德，只有批判地继承“信”德，才能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奠定一个重要的社会基础。     

“德”“位”分合——孔孟复礼与华夏德性政制之奠定

华夏古典政制是德性政制,即道德与政制合一的制度,这种制度主要体现在周礼体系中。但到春秋时期,"位""德"分离,"德"失去了自身的根据,于是必须为"德"另寻根据。孔子将周礼之义概括为"敬",以敬区分礼仪与礼义,并在礼上加"仁",以"爱人"为"仁"。孔子既以仁德基于内在心性,于是相对于"位""德"合一来说,孔子的"位""德"仍然是分离的。孟子于礼下加让,以辞让之心为礼之端。孟子区分了现实世界中实有之位与依据每一人之德行所应有之位,前者孟子称之为"人爵",后者称之为"天爵"。理想的秩序是"人爵"应以"天爵"为依据。由此,孟子重新恢复了"位""德"合一,只是将原来的以"位"定"德"颠倒为以"德"定"位",从而将王朝政典建基于人心。孟子由此推导出新型的"德""位"合一的政治原则——仁政。汉代察举制即是本于孟子之学以"德"定"位"的政治制度,由此奠定了华夏二千年德性政制的基本格局。     

孔子对西周以来传统"德"观念的继承与超越

从先秦时期"德"观念的动态演变历程来看,孔子顺应了西周以来"德"观念向内面化发展的历史趋势,在充分继承传统之"德"所蕴含的政治理性因素的同时,更加突出强调统治者自身的内在道德自觉.孔子将"仁"从隶属于"德"的众多子目中拣择出来,其关于"仁"的学说之创立,是对传统"德"观念进行超越的重要表征,把"德"改造为真正意义上的伦理道德概念.     

黄宗羲“德”范畴论析

在中国古代思想史中，“德”是一个贯通天人，涵盖哲学本体论、伦理观和社会政治理论等各个领域和层面的复杂观念。黄宗羲是17世纪中国早期思想启蒙道路的探索者，他把“一本万殊”的哲学思维理路运用于其对“德”观念的探讨中，建立了包含哲学本体论之德、道德修养论之德到政治之德等不同层面的德论。其德论在继承传统中进行理论突破和思想启蒙，体现了明清之际时代精神的召唤。     

老子“道之德”思想探析

"德"原为"施与"之义。《老子》中"德"的基本涵义是指道的功能,表现为道在宇宙中的地位、力量和作用及实现其力量、作用的方式等。研究者通常将道的这一方面称为"道之德"或道之用。老子道之德思想集中体现在"道常无为而无不为"命题中,其形成以他在虚极静笃的玄鉴直觉中亲证、体悟的道体境状为形而上依据,以理性思维为认知方式。把握老子"道之德"思想是理解其哲学体系的关键环节。     

执政道德的两个维度:立党之“道”与为政之“德”

执政道德可以从立党之道与为政之德两个方面来理解。道不同于德,立党之"道"就是政党追求的一种根本性价值目标、理念。任何政党都有自己所求之"道",惟"道"之具体形式不同。为政之"德"则是政党理念的现实化,即一个政党如何实现良好的治理。中西方社会政党都面临着相似的问题,都经历了一个世俗化、理性化的过程。它们在治理方式上有相互学习与借鉴的地方。     

析“德”

本文论述了“德”的意义来源,以及围绕着“德”形成的系列词汇族类,力图探明作为汉民族哲学、伦理学核心的“德”,在形成、演化过程中从语言到文化及思想意识形态的方方面面的相互影响和渗透。     

“明明德”“本性”与“诚”的思想内涵及当代价值

《大学》所论"明明德"是彰显光明美好的品德之意,是《大学》三纲的基础;《中庸》所论的"本性"是天赋予的,是人物皆有的,人的本性是善的;"诚"是圣人所达到了的一种境界,一般人通过明善、择善、固执可以达到诚。明明德即彰显本性之德,本性之德是至诚无伪的,达到至诚方可充分显示本性;圣人是明明德、尽性、诚三者的完美统一。明明德内蕴的由己及人的责任意识、本性所内含的平等观念对我们构建和谐社会具有重要意义;诚则对为人、为学具有重大意义。     

西周时期“天”的法律意义

周人提出"以德配天"说来论证其政权的合法性,从而赋予"天"以伦理品格和理性色彩."天"观念的这一变革决定了西周的立法与司法样式,深入到中国人的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对中国传统法律的发展亦有深远影响.     

论人力资源管理领域的“法”与“德”

"法"、"德"具有不同的社会地位和功能,在调整社会关系时,二者相互联系,相辅相成,缺一不可.人力资源管理作为调整人与人、人与事之间关系的管理活动,是社会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于人力资源管理的主客体个体因素的作用,决定人力资源管理领域不可避免地渗透着个人价值判断的影响.人力资源管理领域从理论到实践,都合理地蕴涵了"法"与"德"的统一.     

由“占筮”到“德义”——据帛书《易传》析论《周易》解释的视域转换

早期易学解释的视域,存在着一个由"占筮"到"德义"的内在转化过程,这在马王堆帛书《易传》中有较明确的体现。《周易》本源于占筮活动,早期巫史多将其用于占筮实践。随着人文理性的崛起,占筮活动逐渐纳入丰富的德性、义理内涵而转成为"德占",《周易》也被赋予涵盖一切的哲理内涵。后来的儒者完全摒弃《周易》的占筮之用,将其看成圣人之"遗言"或教导,以一种较为彻底的"德义"视域实现了《周易》之经典化、文本化。     

荀子的“论德使能”思想探析

"论德使能"是按照"德能"标准,考察、选拔人才并委以相应官职的思想和制度.荀子继承了西周的"论德使能"思想,提出了"尚贤使能"的为政之道,丰富了入仕者德能素质的内涵,发展了考察选用人才的"取人之道"与"用人之法",并将"论德使能"制度的重要性提到了关系社稷大业安危存亡的高度.     

“德中同行”亮相上海世博会

“德中同行”是一个历时3年的德中友好合作活动。活动的目标是,增进德中双方的相互理解与信任,为长期成功合作奠定基础;开拓德中合作新领域;塑造和维护一个积极的、富于创新的、面向未来的德国形象。德国前联邦总统霍斯特·克勒与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共同担任“德中同行”活动的监护人。德国总理安格拉·默克尔和中国总理温家宝于2007年8月27日在北京为“德中同行”活动揭幕。整个系列活动足迹遍布南京、重庆、广州、沈阳、武汉等中国城市,在20lO年的上海世博会上达到高潮并落下帷幕。     

西周的“德治”思想与法制建设

西周的“德治”思想形成于殷周更替之际 ,是对殷商暴政亡国教训的总结 ,主要表现为“以德配天”与“明德慎罚”的思想。在这一思想把“德”的观念引进社会政治与法制领域 ,蕴含着“敬天—明德—保民—受天命”之间的内在联系 ,是西周立法司法、治国理民的指导思想。这一思想及其指导下建立的西周法制所昭示的以人为本、以民为本、勤政为民、德刑并用、惩罚与教育相结合等社会政治发展方向和法制建设模式对以后传统中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比德、性德和道德——儒佛道三家“德”论比较

在中国传统哲学中,"德"是指人的品格和境界,儒佛道三家都有自己丰富的"德"论,而且它们都不是就事论事平面化地来谈论"德",而是将"德"看作是有着深刻的宇宙或人性背景的。儒佛道三家除了所讲的"德"的内容各不相同外,在解释"德"的来源时也表现出了不同的思想,其中儒家所讲的"德"是"比德",即"天人合一"源自于"天"的德;佛教所讲的"德"是"性德",即众生于本性中具足的源自于"性"的德;道家所讲的"德"则是"道德",即"道人合一"源自于"道"的德。     

唐代东亚海上交通网中的“德物岛”海域

唐高宗出兵百济时的"德物岛"与"登州海行入高丽渤海道"中的"得物岛",在不同语境中的地理指向并不相同,分别指的是今韩国大阜岛和德积岛。但就地理学范畴而言,"得物岛"实际上应该就是"德积岛",由于唐时中国人对朝鲜半岛的海洋地理认知不清晰、信息来源不确定、信息翻译和传播过程中的偏差等因素的影响,形成了不同史籍中"德物岛"和"得物岛"这两个音同字异的名字,以及不同语境中的不同地理指向。这正是"德物岛"在当时的东亚海上交通中具有十分重要地位和作用的直接体现,"德物岛"海域是唐代东亚海上交通的"十字路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