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孔颖达对魏晋南北朝《诗经》学的整合

孔颖达通过《毛诗正义》有意识地对两汉以来特别是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诗经》学进行扬弃、规范和整合,融贯群言,剖析精当,既保存了先秦汉儒以来《诗》学研究的优秀传统,又有自身的时代特点。并在此基础上建立起了关于《诗经》学相关问题的规范和体系,促使《诗经》文本及其诠释正式进入了"大一统时代",并成为学子的教科书,登上国家意识形态的宝座。     

《诗经》与唐代国家教育

《诗经》在唐代不仅拥有广泛的读者,而且在中唐时期还受到了特别的重视,出现了建立《诗》学博士的吁请,成为白居易等倡扬新乐府创作的理论支持,并伴同此期国学教育从通经向专经的学风转变,带动了长期沉寂的学术研究的复兴。讨论所及的诗序作者、编纂意义与诗句疏解三大问题也为宋代《诗经》学的变革开启了路径。唐代以国子监为主导的学校教育引导了唐代《诗经》学的发展。     

《诗经》神学天命观及其对后世政治思想的影响

关于《诗经》神学天命观思想,现世少有系统深入的研究。《诗经》塑造了一个至尊的“天神”以证明王权的合理性,还反映了周人对殷人神学天命现的改造。《诗经》神学天命观对后世政治思想有很大的影响。     

简述汉唐《诗经》的研究概况

汉唐时期是<诗>经学地位的确立和支离时期,此时<诗经>研究出现了第一个繁荣时期.从汉至唐,<诗经>形成了较为完备的"传""序""笺""疏"四位一体的汉学体系.     

论高亨先生的《诗经》研究

新文化运动实现了《诗经》研究由经学研究到文学研究的转型,高亨先生的《诗经》研究能够摆脱经学的桎梏,探求诗篇的本义,对许多诗篇作出了更为合理的新解释;对《诗经》基本问题的看法,代表了当时最高水平,部分与当今考古发现相印证。高亨先生又将唯物史观纳入到《诗经》研究中来,提高了《诗经》研究的深度和广度。旧的治学方法和新的方法论相结合,使高亨先生的《诗经》研究取得了新的突破,但也造成了某些偏颇,高亨先生的《诗经》研究对于当今多元化的《诗经》研究具有借鉴意义。     

《诗经》学的神圣化与元代《诗经》研究

由南宋至元的一二百年间，我国的《诗经》学发展经历了一段十分特殊的历史道路。由于理学家的介入，南宋开始，出现了对《诗经》及其研究的神圣化，并以直接、间接承继集理学之大成的朱熹诗学为荣耀。有元一代紧承宋后，自然也就形成朱熹一家之学独擅的局面。元代诗学唯宗朱传，少见异说，严重流于封闭化和狭隘化，极大地束缚了元代学者的创造性和开拓精神，最终导致千人一面、千部一腔，少有创新，实在值得深思。     

《诗经》“茂盛”义同义词研究

篇章结构呈现重章叠句、回环复沓鲜明特点的《诗经》,汇聚了大量同义词,是保存、研究古汉语词汇的重要宝库。藉一义相同说同义词观为指导,以系联法为主参照法为辅确定同义关系,穷尽检索《诗经》,共统计出茂盛义同义词39个。立足《说文解字》及相关训诂文献,梳理、辨析《诗经》中茂盛义形容词的同中之异,准确把握其在语义上的细微差别,能够为古汉语专书同义词研究提供有益参考。     

论《诗经》名称之英译

《诗经》名称英译为The Song Book或The Book of Songs不符合《诗经》的实际情况。又因为＂经＂与＂集＂构成矛盾,英译为The Poem Scripture或The Scripture of Poems不可取。英译为The Poems和The Mao Poem Book或The Mao Book of Poems也不可取。《诗经》名称应该英译为The Poem Book或The Book of Poems。     

魏源论孔子与《诗经》

魏源在《诗经》上以今文经学的三家《诗》为宗,但是,在孔子与《诗经》的关系上,却只承认孔子有正乐之功,而无删诗之事。他从诗与乐的关系入手,论证了孔子对《诗经》的贡献,并驳斥了历史上的孔子删诗说。但魏源并未贬低《诗》的作用,在他看来经过孔子正乐,《诗经》才能够成为经学典籍,孔子正乐与作《春秋》具有同一意义。     

荀子《诗》学与先秦"诗传"

荀子是战国末传道兼传经之儒,其《诗》学与《毛诗》非属同一系统。他一方面阐释经典喻意,推进《诗》的经典权威化进程;另一方面又以《诗》证礼,推进礼的制度化进程。其通经致用的基本精神,为汉代今文学派开启了先河。荀子当撰有"诗传",《荀子》中存有的两种"诗传"的迻录文字,披露了荀子"诗传"的基本形态。     

汉宋诗经学的异同

汉、宋诗经学在说诗体系上的不同体现在四个方面：在文本阐释上,诗汉学主张依《序》说诗,诗宋学主张求诗本义;在文本性质上,诗汉学认定《诗三百》为政治美刺诗,诗宋学则认定其为一般抒情诗;在对“赋比兴”之“兴”的认识上,诗汉学取义,作道德和政治比附,诗宋学则不甚取义,将之认作文学修辞的方法;在《诗》之用上,汉儒重视其对个人行为加以外在规范,宋儒则重视其对个人内在情操的陶冶。     

《诗经》与先秦诗学的政教色彩

先秦诗学的总体特征是以政治功用的眼光与标准来评价作品,作为其主要研究对象的《诗经》,其具有的特殊性无疑与这一特点的形成关系密切。《诗经》是周代礼乐文化的产物,其表现的内容也大多围绕伦理道德与社会秩序,政治意味相当浓厚。儒家士人更是站在政治的角度对《诗经》进行阐述。而《诗经》的"言志"功能则进一步表明:在先秦,诗的价值主要在于它可以满足某种政教需求或理想。     

五礼制度与《诗经》时代社会生活

礼在人类文明进程中是不可缺少的。周代五礼的形成,标志着礼的日益体系化、完备化。五礼是指嘉礼、宾礼、凶礼、军礼和祭礼五个基本方面,它在社会生活中得到广泛运用。诗与礼乐相结合,共同为培养贵族社会所需要的君子人格服务,《诗》成为宣传礼乐制度的重要手段。     

论《唐诗品汇》一书编纂的思想资源及创新点

《唐诗品汇》编成于明洪武二十六年(1393)。历来,人们多重视该书保存唐诗之价值和宗法唐诗之功用,而对其编纂思想本身较少注意。总的来看,《唐诗品汇》编纂的思想资源大致有三方面:(一)南宋以来宗唐抑宋的文学风尚;(二)闽中本地的诗歌创作批评传统;(三)对早前唐诗诸选本之借鉴创新。而其创新点主要表现在编选体制和评价体系等方面。     

阳明“心学”与明代《诗经》研究

阳明心学对明代《诗经》学发展有 积极影响。明代前期《诗》学,衍义“朱传”,殊少新意;阳明心学兴起之后,形势大变, 新见叠出。尽管阳明心学对文献研究曾有过不良影响,然其影响于《诗》学,则使新《诗》 著、新见解、新流派大量涌现,且亦促成了《诗经》学由经学向文学的转变,开辟了一个新 的《诗》学时代。     

汤斌《诗辑解》诗经学思想初探

汤斌学术思想主要受孙奇逢理学思想影响,经学论述也主要是阐发经文中的义理,甚至对"汉学"的训诂等治学方法深为抵制。他认为,沉溺于训诂而不求义理,是有悖于圣人之道的。汤斌的《诗经》学论述本于理学而论述诗文所阐释的义理。这样的《诗经》学治学思想对清代中后期中原《诗经》学的发展有着重要的指导作用。汤凖等人的治学思想正是受到了汤斌主于理学的治学方法的影响。     

战国《诗》学传播中心的转移与汉四家《诗》的形成

汉代四家诗在先秦的师承源流 ,除《毛诗》自谓传自子夏 ,并有谱系流传外 ,其余三家 ,史皆无载。三家不言师承 ,并非数典忘祖 ,实由战国《诗》学传播混乱、师承不明所致。研究者多从传播主体入手 ,设定其为封闭型传播渠道 ,希图理清三家在先秦的师承脉络 ,然终劳而少功 ,他们忽略了战国《诗》传播的全开放性与学术中心的地域性转移对《诗》学观念与流派形成的影响。战国学术中心有四次大转移 ,第一个学术中心形成于三晋之魏的西河 ,其学术以古史为根柢 ,以好古为特色。第二个学术中心转移于齐之稷下 ,其学术以杂学著称 ,而又侈谈阴阳五行。第三个学术中心转移于燕国 ,其特色由中和三晋之古学与齐之阴阳学说而成。第四个学术中心转移于楚之兰陵 ,实即鲁之次室 ,由荀子居兰陵而形成。其学杂帝王之术 ,有鲜明的政治倾向性。四次学术中心的大转移 ,也是《诗》学传播中心的四次大转移 ,直接影响了汉代四家《诗》学的形成 ,成为四家《诗》各自不同的思想资源     

从《诗经》看商周时期的采集习俗

《诗经》反映了商周时期仍与农耕生产并存的在人们的物质生产中占重要地位的采集劳动。从事采集工作的以女性为主,她们借助简单的工具,于山涧、泽畔采摘品类众多的野菜和果实,这些采集品除食用外,还被用于养蚕、纺织、祭祀、医药、制衣、包裹、缩酒,甚至被用为传情达意的媒介,服务于人们生活的诸多方面。人们通过采集劳动逐步熟悉了季节的变化和植物的生长规律,从而获得了丰富的生产生活知识。     

《诗经》评点与《诗经》传播——以晚明时期为中心

《诗经》作为儒家的经典,有关它的研究著作可谓汗牛充栋,而明代万历以后更是出现了不少评点作品。这些作品长期被一批学者视为旁门左道,遭尽非议,但实际上它们为《诗》学闯出了一条新路。由于它们满足了读者的审美期待,顺应了学子的应试需求,而且其批评样式具有特别的亲和力,所以在明清两代还是有一批有识之士乐此而不疲,赢得了读者的广泛欢迎,为《诗经》的广泛传播与深入研究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这是中华民族珍贵的《诗》学宝藏与文论遗产,有待于进一步开发与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