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马祖常的题赠道士诗

马祖常的题赠道士诗以元代包容的宗教政策为背景,记录了道士的日常生活、斋醮科仪,以及其与道士的交往活动,并从这一独特角度展现了元代文人与道士之间的互惠互利关系.马祖常诗对“仙”意象的自觉追求,营造出了澹泊空灵与奇幻瑰丽的意境,在元代涉道诗中独树一帜.     

略论马祖常的“同韵说”思想

在元政权兴起的过程中,大量语言、文化不同的人口移居中原及江南地区,其中有众多民族、语言背景不同的诗人参与诗歌活动,使用何种语言文字进行创作,是元代诗坛面临的一个实际问题。为此,元代色目诗人马祖常强调"同韵",主张不同民族的诗人共同使用汉语音韵文字创作。"同韵"思想的本质是马祖常对中华文化的一种强烈认同。     

元代北方民族诗人咏梅诗审美特征刍议

咏物诗是中国古代诗歌的重要类型,其中咏梅诗始于魏晋,至宋代趋于繁盛,成就斐然。元代北方民族诗人修习汉典,承袭中原诗歌传统及前朝咏梅风尚,创作出一系列咏梅诗歌佳作,代表诗人有萨都剌、马祖常、贯云石等。受元代多元融合文化的影响,这些咏梅诗显示出宗宋尚意、崇真自然的审美特征。一方面承袭宋代咏梅范式,将梅格与人格融合,与水、月、雪等景物相互映衬,注重对梅枝的摹写;另一方面相异于宋代的“咏志”而“言趣”,在诗歌中更多注入了纯真、自然之情。     

论元代北方民族诗人的汉文创作——以同题集咏创作为例

同题集咏是元代一种重要的诗歌创作形式,参与创作的既有汉族诗人,也有少数民族诗人。北方民族诗人同题集咏创作丰赡,代表人物有马祖常、贯云石、石抹宜孙等,他们的诗作表现出豪纵阔达的时空感、灵动自然的动态美。这类诗歌是元代施行汉法、多元开发的时代产物,也与文人雅集的时代风尚、托诗留名的文人传统密切相关,它见证了元代多民族之间的交往、交流、交融。     

元代维吾尔族文学家马祖常的碑志文研究

马祖常是元代著名的维吾尔族文学家,所著《石田文集》中收录有数量可观的碑志文。马祖常深受汉文化的影响,行文效法秦汉散文,颇得风神韵致,其碑志文既塑造了许多血肉丰满、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也为后人保留下了大量关于元代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珍贵史料。他的碑志文既是优秀的传记文学作品,也具有重要的史学研究价值。     

元代诗僧天隐圆至考论

天隐圆至是元代著名的"诗禅三隐"之一,他不仅以遗民身份遁迹佛门,而且一生远权要,避名誉,以道味自尚,是"三隐"中最当得起"隐"之名者。圆至所著《牧潜集》,元明凡经三刻,是元代诗僧重要的别集。圆至虽不乏儒者忧生嗟世之想,但在禅心的作用下,却少了一般文士的哀戚、悲鸣。他的诗歌多写行旅胜迹、山川景物和酬答赠别,较少反映社会现实,风格清婉可味。     

感于哀乐 缘事而发──读元代维吾尔族诗人马祖常的乐府诗

马祖常是元代的维吾尔族诗人，他继承汉乐府“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的优良传统，发扬现实主义创作精神，创作了许多内容广泛，意义深刻的乐府诗，卓有成就。     

"谐"--元代散曲重要的艺术特色

本文认为,元代散曲的艺术特色不是一个"俗"字概括得了的.相对于诗词的含蓄婉曲而言,元散曲的艺术特色是"露";相对于诗"庄"、词"媚"而言,元代散曲的艺术特色是"谐".构成谐趣的主要途径是语言的雅俗并举,构思的出人意表,漫画及误会的手法,及设置喜剧冲突.而元曲作家低调人生和游戏人生态度,散曲受众对于娱乐开心的需求,以及因与戏曲的密切关系而导致元代散曲作家在创作中"以戏为曲",是元代散曲谐趣风格形成的主要社会原因.     

以《诗》说《诗》--朱熹诗经诠释学美学研究系列

朱熹"以《诗》说《诗》"诗经诠释学美学的基本原则正是建立在对"以《序》解《诗》"辩论基础上的。朱熹以为《诗》是"感物道情"之结晶,所谓"以《诗》说《诗》"就应该是从《诗》所"道"之"情"的方面去把握这种《诗》之"情"。《诗集传》突出了《诗经》文本,充分体现了朱熹的说《诗》风格和创新,是"以《诗》说《诗》"原则的集中体现。     

论元代"李郭画派"的时代风格与个人风格

元代绘画是以"表意性"著称于世,但在这种表意性的前提下,不能忽视"写实性"对元代绘画的影响.写实前提下的表意才是元代绘画的时代风格.时代风格必然对个人风格产生影响,没有可以脱离时代风格而独立存在的艺术家和艺术品.艺术家对个人风格的选择总是自觉和不自觉地服从于时代风格的规范.这些可从元代"李郭"传派和"董巨"传派的画家时自己绘画的表现风格和师承关系的选择上得到证明.元代"李郭"传派画家的创作技法是受到表现对象制约的.     

宋代诗话中的诗格论

宋代诗话对"格"作为诗学审美和理论范畴的内涵进行了较为细致的阐释,其成就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即作为格调、品格之义的诗格论;作为风格、风致之义的诗格论;作为体式、诗法之义的诗格论。宋人着力的理论性辨识为明清诗学理论中格调论的出现和成熟累积了丰富的理论和批评养料。     

盛唐送别诗略论

送别诗有着悠久的发展史,至盛唐得以繁荣发展,产生了边塞送别诗、漫游送别诗、官场送别诗等风格多样的送别诗.边塞送别诗写"死别",同时表现了盛唐边塞诗人渴望建功立业的复杂心态;漫游送别诗写"不忍别",同时也表现了漫游诗人对祖国奇观异景的热爱;官场送别诗写"喜别",表达了隆重场合饯别友人时"勉之忧国恤民"之情.送别诗在大量创作的同时,其交往功能不断加强,并且在"燕集祖送"的特定场合下逐渐形成了一定的创作规范,为中晚唐送别诗的模式化打下了基础.     

论萨都刺在回族文学史上的地位及影响

萨都刺可以称得上是中国回族文学的“鼻祖”。元代是回回民族的形成期,也是回族文学的形成期。萨都刺以他丰厚的诗作,过人的才思,刚柔相济的风格独占元代文学的鳌头。萨都刺的诗在元代就有着极高的声誉,在元诗由宋返唐的进程中,萨都刺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论萨都剌在回族文学史上的地位及影响

:萨都剌可以称得上是中国回族文学的“鼻祖”。元代是回回民族的形成期 ,也是回族文学的形成期。萨都剌以他丰厚的诗作 ,过人的才思 ,刚柔相济的风格独占元代文学的鳌头。萨都剌的诗在元代就有着极高的声誉 ,在元诗由宋返唐的进程中 ,萨都剌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元代畏兀人偰百辽逊的送别诗

“华夷一体”是元代文坛的重要特征。高昌偰氏家族在元代多族士人圈中活动频繁。偰百辽逊的别集孤本藏于韩国,待阐发处甚多。其送别诗投赠对象有汉儒、西域亲友、入华穆斯林、僧道等,这证实了中华文化是中华各民族共有之精神财富。其诗歌呈现出西域人善于理财的文化特征,乐观幽默、勇武任侠的民族性格,为诗坛增添了新的光彩。在体裁选择上,偰百辽逊将西域音乐特点融于汉语诗歌创作中,五句诗、六言诗等“杂体诗”别具一格。其诗感情真挚,证实了元代多族士人间关系之紧密。西域诗人对于科举的关注,畏兀家族连胜科场,当是元代文史不同往古的新异之处。对这些问题的探讨,可以发现元代诗歌有别于唐宋的“异量之美”,更好地构建涵括多民族文学的“中华文学史”。其中教益,可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历史借鉴。     

民族大融合中的萨都剌

萨都刺为元代回回族的杰出诗人。他的创作心态有三个来源:阿拉伯—伊斯兰文化、蒙古文化和汉文化。回回族的性格使他的诗较少羁旅之愁和地域偏见,具有宽宏的观察角度,但缺乏整体感,难以与汉族的诗大家比肩。他对蒙古族文化采取欣赏接受的态度,但对其以征战为荣的思想不苟同。与汉族文人、僧侣密切交往,潜移默化地接受了汉族的历史意识、哲学思想、文学传统。诗作风格兼有北方文学的阳刚之美和南方文学的阴柔之美。     

“以诗为词”辨

"以诗为词"是宋人对苏轼词的批评,辨明"以诗为词"之涵义,必须回到宋人的语境之中。对"以诗为词"正本清源之辨析,首先是一个文体学的问题。许多学者认为:是否合燕乐歌唱就是词与诗根本不同之所在。这个划分标准的不科学在于把格律和音乐这两个不同的概念混为一谈。如唐声诗合燕乐歌唱,却是诗;南宋部分词不可歌,却是词。诗词之辨实质在于教化与娱乐。诗言志,其功能目的为政治教化;词言情,其功能目的为声色娱乐。唐代词体尚未独立,与诗体混淆是一种必然的现象。针对这一阶段的曲子词创作,不可以使用"以诗为词"的概念。晚唐五代词体完全成熟,词体特征得以确立,"以诗为词"的创作随之发生。从冯延巳、李煜、晏殊、欧阳修之词作中,皆可寻觅"以诗为词"之痕迹。苏轼填词时时以柳永为靶子,融诗体于词体,努力追求一种新的审美风格,"以诗为词"创作进入新阶段。"以诗为词"拓宽歌词表现范围,成就歌词新的审美风格,对歌词发展做出巨大贡献。同时,"以诗为词"淡化或取消文体的独立性,该文体存在的意义同时被淡化或取消。即:"以诗为词"是一把双刃剑,得失并存。     

从元散曲中渔父形象看元代文人心态及散曲兴盛原因

元代之前的文学作品中有很多渔父形象,文人们在这些形象身上寄寓了或出世或入世的理想。元代文学继承了此种由"渔父"现象延伸而来的关于仕与隐的思考,而仕进之路的堵塞,既使元代文人认识到自身无力改变现实,不如寻求自在的生活,同时文人的传统又使他们对自身的遭遇愤愤不平。这种由"渔父"情结引发的复杂心态需要有适合的文体承载,传统的诗词不适合表现这种特殊的心态。起源于民间的散曲以其特有的语言和风格引起了元代文人的注意,并着力创作,从而成为"一代之文学"。     

中国绘画风格史中的两次变局与画境转换——兼谈美术教育中的文化结构培育体系之构建

魏晋隋唐与两宋绘画风格由浪漫主义向现实主义的转向、元代文人画兴起对两宋写实主义的反拔是中国绘画风格史上的两次重大变局。本文把以两次风格之变与当时的文化思想之变联系考察，以画境转换为考察的切入点，对当代美术教育中切实加强文化结构培养体系构建给与关切，其中理学对两宋和元代绘画之影响的观点是创新之处。     

论诗之风格

“风格”一辞,在文学批评中占有极其重要之地位.通过古人对于风格的批评文字加以疏说,阐明风格之意义.虽然诗格与人格不可分离,但由于诸多原因,诗格与人格之表现,亦有不甚一律者.而诗之风格之养成,除先天性分外,人格之修养,不亚于文字之工力.诗之风格之高下,既无一定之标准,然则人格之修养,又可补于诗.同时运之以独创之精神,以成诗人独自之风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