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现当代小说汉英自译的历史书写

历史是小说创作的背景之一,以或直截了当或一笔带过的表达方式存在于小说的字里行间。小说自译者因其兼具作者和译者身份,必然肩负历史书写的使命。汉语平行语料表明,自译者多使用双语文本合力的方式集中再现民国时期(1912—1949)的历史,且在汉语原文和英语译文中体现出明与暗两种处理倾向。     

论福克纳对白先勇创作的影响——以《台北人》为例

福克纳与白先勇,同是美国和台湾20世纪文学中现代派文学的"大师级"人物。从《文学杂志》中领略了现代文学魅力的白先勇,无论在内容还是在艺术表现手法上,无疑都受到福克纳小说的深刻影响。文章试图通过对《台北人》内容、形式的解读以及与福克纳小说的比较,在分析白先勇小说特色的同时,揭示出白先勇小说与福克纳《喧哗与骚动》的关系。     

中国当代文学作品英译中的注释策略研究——以《红高粱家族》《丰乳肥臀》《青衣》三部作品为例

以莫言为代表的一批中国当代作家在世界文坛日益受到瞩目,帮助他们走出国门的英译本在注释策略上集体表现出了不寻常的一面。通过对六部较有代表性的中国当代文学作品的英译本中的注释策略进行描写性研究,并结合《红高粱家族》《丰乳肥臀》《青衣》中的译例,分析译本中如何实现减少文外注释的使用,并对选取此种注释策略的原因进行归纳总结,可以看出,我国传统翻译注释观念不再适应文学作品海外传播需要,应加以调整。     

白先勇与张爱玲孤独意识之不同——以短篇小说集《台北人》和《倾城之恋》为例

在张爱玲和白先勇的创作中,读者经常可以感受到浓重的孤独意识。这些孤独意识,展现了其各自的人生态度和艺术特点。对两位作家的孤独意识进行比较分析,有助于更加深刻地理解两位作家以及他们各自作品所反映的时代,也有助于更好地把握港台文学这类特殊文学的作用和价值。     

张爱玲自译作品中的变译现象——以《桂花蒸阿小悲秋》为例

自译是一种特殊形态的翻译,涉及到了翻译者和创作者的身份重叠。自译者拥有较大的自主权和创作空间,自译作品是译者创作生命的循环。基于接受美学理论中的读者接受论,张爱玲在自译短篇小说《桂花蒸阿小悲秋》中充分发挥其主体性,有意识地选择翻译策略,产生了大量的变译现象,译文虽不完全忠实原文,但顺应了目的语读者的交际需要。     

典籍英译中的语境重构策略探讨——以辜鸿铭英译《论语》为例

语境在话语表达和意义理解过程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由于受到历史文化、社会习俗和交际情境等因素的制约，我国传统典籍在英译过程中普遍存在着目的语读者语境信息缺失的问题，以及相关语境信息重构的需要。文章以辜鸿铭英译《论语》为例，从文化语境、情景语境和语篇语境三方面探讨了典籍英译中的语境重构策略，以期为如何有效传播中华传统文化的论题提供启示，具有一定参考价值。      

自译与发挥译语优势——以林语堂自译为例

关于翻译中是否应提倡“发挥译语优势”一直富有争议,文章以对翻译具有示范价值的自译为例,从“抽象”与“形象”“严谨”与“简洁”“紧凑”与“节律”“平实”与“文采”四个方面比较分析了英汉各自的优势,列举了发挥译语优势的语言资源,提出通过“发挥译语优势”促进翻译与创作,促进语言文字的健康发展,促进文学和文化的交流与传播。      

自译中的变译——以《小评论:林语堂双语文集》为个案

林语堂在自译中,未拘泥于原文结构和行文模式,而是针对原文与译文不同的预期读者,采用变译方法,用目的语对原文进行二次阐述.从林语堂的自译效果看,"忠实性"与"创造性"可以并行不悖,忠实是再创造的基础,再创造是忠实的表现手段.     

论朱天文小说的叙事策略——以《荒人手记》为例

朱天文的作品颇受大陆读者垂睐。她的写作实践独树一帜,赓延了张爱玲苍凉的人生况味,其作品有独特的笔触和感受,在华文文学界拥趸甚多。文章从一个叙事学角度探赜朱天文小说的叙事策略,主要包括陌生化的叙事视角、碎片式的叙事方式、以暗喻明的隐喻手法三个方面。     

论中国典籍英译的基本策略——以《红楼梦》英译本为例

在当今推动中华文化“走出去”的背景下,异化策略成为大多数译者的首选,然而归化策略同样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以中国四大名著之首——《红楼梦》及其英译本作为研究对象,选取其中的典型实例,通过对著名翻译家杨宪益、戴乃迭夫妇和霍克斯、闵福德的两个英译本的对比分析,探析这两种策略在字词、句式和语气三个层面的具体运用及运用的度的把握,以期对提高中国典籍英译质量、促进中华文化对外传播有启发意义。     

《古兰经》早期注释研究——以圣门弟子注释《古兰经》为例

《古兰经》是伊斯兰教的根本经典,言简意赅,包罗万象。自穆罕默德开始即释解其微言大义。圣门弟子遵经从圣,传承着《古兰经》注释工程。他们注释《古兰经》的依据与方法,为《古兰经》注释学科的形成奠定了学理基础;也反映了《古兰经》注释乃至伊斯兰文化的早期特点。     

林语堂的中国文化外译——以《浮生六记》译本为例

林语堂先生为中国文化输出的先驱,在其诸多译著中又以《浮生六记》最见功力。以该译本为例,探讨了林语堂先生在“东学西进”的翻译探索中如何突破重重困难,通过翻译选择来挑战文化预设,并在“忠实、通顺和美”的原则下灵活应用翻译策略以求得中西文化共鸣的成功经验,对于二十一世纪如何让“中国文化走出去”的翻译实践具有重要的启迪意义。     

历史书写元小说的叙事策略——以汤亭亭的《中国佬》为例

美籍华裔女作家汤亭亭的小说《中国佬》是一部典型的历史书写元小说,集中体现了历史书写元小说的叙事策略。这种小说是将元小说与新历史主义结合起来,既采用元小说的多声音叙述、戏仿、拼贴等叙事策略,也采用新历史主义的发挥历史想象、罗列历史事件、传播意识形态等叙事策略。《中国佬》是历史书写元小说的标本,其文学技巧及文学思想值得我们批判借鉴。     

论注释在典籍英译中的作用——兼评理雅各《尚书》译本

典籍有别于一般文本,典籍英译离不开两种注释：典籍旧注和译文加注。时代隔阂导致典籍难读,旧注沟通古今,是译者解读原著之重要门径。典籍英译,旨在实现跨文化交流,仅靠译文,潜在＂语义真空＂难以有效填补,丰富文化信息难以充分传递,多层文义内涵难以全面展示;适当加注,则利于实现＂文化传真＂。《尚书》素称＂佶屈聱牙＂,在学术史上最为复杂,理雅各融合众多旧注成果,采用深度翻译策略,较好地实现了＂文化传真＂,堪称典籍译作之经典。     

许渊冲小说翻译策略的实证研究——以《昆廷·杜沃德》译本为例

文章以许渊冲和严维明合译的司各特的小说<昆廷· 杜沃德>为例,对其翻译策略从思想内容和语言形式两方面进行归化、异化的量化描述,然后再运用具体译例进行进一步分析.以期对许渊冲小说翻译策略有一个更加全面客观的认识.     

叶君健自译《山村》中的陌生化手法研究

叶君健用英语创作了小说The Mountain Village,后将其自译为汉语《山村》,在内容和形式上都没有进行改动或加工,基本保留了原作的本来面目,导致译作不管是在语言风格上还是人物形象塑造上都给国内读者留下了一种“陌生化”的印象。这一方面是译者坚持自己翻译原则的体现,即,第一,译者没有权利也不应该随意删节和改动原文;第二,翻译作品应该保留一些“洋味”;第三,翻译应为语言的进步服务。另一方面也是译者精通多种语言,从而使母语和外语之间产生联系和影响的结果。这种陌生化的译文为读者展现了一种新的文学风格和语言表达方式,具有特殊韵味。同时,作为文学翻译,他的这种自译方式对自译方法的选择和翻译语言的表达形式,都为我们提供了有益启迪。     

王宏印教授译诗艺术刍议——以《英语诗歌选译》为例

该文从学者研究与诗人手笔相结合、大众欣赏与小众研究相顾及、经典重译与新诗新译相辉映三个方面入手,介绍了王宏印教授翻译《英语诗歌选译》一书的特色,重点论述了王宏印译诗艺术的三个特点,即注重整体,讲究细节,强调创意,以得补失以及声韵流转,和谐自然。     

查良铮自译《饥饿的中国》中翻译主体的转换研究

自译是文学研究和翻译研究不可或缺的研究领域。查良铮是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上享誉海内外的诗人兼翻译家,除了翻译英语诗歌和苏联文学理论之外,还自译诗歌(组诗)12首。查良铮自译组诗《饥饿的中国》中翻译主体的转换,体现在从宏观意义上章节内容的选取增删,到修辞组句、词类运用以及词意表达等微观处理上,这些译法都为他译者提供了翻译借鉴。     

典籍翻译中方位文化意象的翻译策略考辩——以许渊冲英译《楚辞》为例

意象作为中国典籍作品中一项重要的文化元素,广泛存在于古诗词中,而这一独特的文化现象却给典籍翻译带来不少的障碍。在对《楚辞》中的41对方位文化意象进行考察时发现,译者在处理方位文化意象时,在灵活使用多种翻译策略的同时,更倾向于使用同化策略以避免文化意象的亏损和缺失。通过对汉语和英语中方位文化意象的对比分析发现,汉语文化圈和英语文化圈对方位文化意象的共同理解,是使用同化策略并最大程度避免方位文化意象在译语中亏损和缺失现象的基础。笔者建议:不同文化圈对方位文化意象没有共同认知的情况下,译者使用"异化+归化"的翻译策略以达到文化交流的目的,要尽可能避免使用淡化策略以避免方位文化意象的空缺和迷失。     

典故译介策略——以《浮生六记》两译本为例

典故是语言的精华与核心,具有鲜明的民族文化特色。由于中西语言和文化的差异,典故翻译是译者所遇到的最棘手的问题之一。《浮生六记》原著中有很多文化含义丰富的典故。拟以其两译本为例,探讨典故的不同翻译策略,旨在通过对具体译例的对比,分析译者处理典故时的做法与得失,并指出译者应恰当地处理典故的翻译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