检察公益诉讼“行政化”之反思

迈入高质量发展阶段的检察公益诉讼制度须立足于程序运作实际检讨既有的逻辑困境。以环境检察公益诉讼为样本,检察公益诉讼在权力行为属性上呈现出偏离检察权的“行政化”趋势,具体表现为检察机关与行政机关协同执法的“直接行政化”及诉前检察建议异变为行政指令的“间接行政化”。检察公益诉讼运作的“行政化”根因于检察机关自身的行政式工作理念与办案逻辑,解脱之道亦在于此。检察机关应通过调整公益诉讼检察履职方式,借助支持起诉强化公众参与。同时,为弥补社会团体在公益代表性方面较之于检方主导模式的不足,需要明确法官以公共利益监护者的身份主导环境公益诉讼,与之相应,须引入非讼法理以支撑法官主导的程序构造。     

“倚靠体制,面向社会”:体制外公益组织“准社会化动员”的个案研究

"准社会化动员"是体制外公益组织适应"后总体性社会"的产物,其精髓是"倚靠体制,面向社会",其特点是:借用体制因素、以社会资源为目标、采用社会化手段和社会取向。"准社会化动员"显示了"后总体性社会"中,公益组织体制外出生,自下而上,走向与体制良性互动、合作发展的独特路径。     

劳动公益保护与劳动公益诉讼研究

劳动公益是劳动者阶层共同享有并为劳动基准法强制保护的社会利益,它集中体现和代表了现代社会中居于多数地位的职业劳动者的群体利益,其实现程度可以充分显示一国的人权状况与法治水准。然而,我国目前的劳动公益保护并不尽如人意,劳动公益在实践中屡遭侵害、处境艰难,在一定程度上表明现行法律救济机制已难以胜任劳动公益保护的重任。为此,我国应适时进行劳动公益诉讼立法,为劳动公益保护提供新的制度支持。     

“法律监督者”与“原告”之间的二重奏——论民事公益诉讼中检察机关“公益诉讼起诉人”的角色定位

在民事公益诉讼中,对检察机关的角色定位是该诉讼制度的基础之一。我国相关立法虽然赋予检察机关“公益诉讼起诉人”的身份,但从实质上来说“,公益诉讼起诉人”并不是一个真正的法律概念,甚至与传统意义上的“原告”存在着一定的矛盾。单纯突出检察机关的“原告”属性,无法满足民事公益诉讼这一特殊诉讼类型对检察机关作为起诉人的需要;而过度强调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者”属性,又可能使得诉讼中双方当事人及法院三者之间所本应具有的诉讼平衡难以得到保证。因此,对于检察机关的角色定位问题需要从微观层面着手,即从检察机关内部、诉讼程序的不同阶段、检察机关参与诉讼的不同方式三个方面来具体定位其所应当承担的角色,从而使得检察机关“法律监督者”角色属性的优势得以发挥,同时又在最大限度上避免了其对诉讼平衡的破坏。     

环境公益诉讼原告资格研究

环境保护问题已为世界所关注,对环境侵害案件的法律救济手段即提起环境公益诉讼。世界上很多国家都已经确立了环境公益诉讼制度,美国等国家也通过"公民诉讼"等方式扩大原告资格,使更多公众参与到环境保护当中来。我国目前还没有建立环境公益诉讼制度,在实践中的相关诉讼也由于原告资格范围过窄而遭遇障碍。文章试图通过对国外类似制度的比较分析,探讨在我国应当拓展原告范围,鼓励民众启动环境公益诉讼,运用法律手段维护自己和子孙后代的环境权。     

公益法律本质论

公益是一个深刻影响人们生活的概念,但公益本质为何,却是制度与理论中的未定稿。公益应当是一个产权界定和利益分配导向十分清晰的法律概念。所谓公益就是指不以营利为目的,不向投资者、经营者分配收益,社会公众普遍受益的事业与行为。“公益”的相邻概念颇多,极易产生误认,相互间的关系需要仔细甄别。公益具有非营利性与社会有益性两大法律本质。公益的非营利性是指公益事业经营不得以向投资者和经营者分配收益为目的。公益的社会有益性是指以公益形式提供的产品和服务有利于社会进步和福利改善,社会个体能从中分享到明显的好处与益处。     

基于手机媒体公益传播的和谐公共话语空间构建与舆论引导

在分析新媒体语境中公益传播所涉及“物质”、“话语”两个层面的基础上,提出了手机媒体公益传播的概念;对比分析国内外公益传播研究现状及趋势。基于话语理论,考察了手机媒体话语传播力的形成过程,探讨了手机媒体公益传播与公共话语空间构建、手机交谈与舆论扩散的关系等内容。研究发现手机媒体强大的话语传播力,为人人参与公益传播开拓了渠道;手机媒体公益话语传播对公共话语空间构建,公共舆论引导有重要影响;手机等新媒体公益传播联通了“个人思想空间”与“公共话语空间”,开辟了构建“和谐公共话语空间”的路径。     

“微公益”行为、政府引导及其作用机制

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快速发展普及,一种基于网络交互媒体的新的公益模式——"微公益"正快速兴起。"微公益"的出现体现了我国社会对公益的追求及对传统向善文化的传承,但"微公益"还处于起步阶段,需要参与其中的个行为主体共同努力以保障其健康成长。政府作为"微公益"行为的特殊参与主体,对"微公益"行为过程的健康成长的科学引导,将有效推动全社会精神文明的建设,从而为我国政治经济社会的全面繁荣添砖加瓦。     

食品安全检察公益诉讼惩罚性赔偿研究

食品安全关乎民生福祉,一方面国家倡导推行食品安全检察公益诉讼惩罚性赔偿制度,另一方面检察公益诉讼中的惩罚性赔偿之诉面临着法律规定尚不够明确与配套性不足的问题,司法实践中同案不同判的现象比较突出。公益诉讼中引入惩罚性赔偿有其应然性,在现有法律规定下可从法解释学的角度为公益诉讼惩罚性赔偿提供请求权基础,但从长期看,宜在立法上进一步明晰检察机关在公益诉讼中有提起惩罚性赔偿的权利。为实现惩罚性赔偿的诉请,检察机关需针对食品安全案件采取针对性的证据准备。在惩罚性赔偿金的后续处置上,可采取建立"消费者保护基金账户"的方式,促进惩罚性赔偿金保护公共利益功能的发挥。     

关于阻碍我国公益捐赠的因素分析

我国公益捐赠的整体水平不高,从传统文化的角度看,主要原因是中国人缺少投入公益、慈善捐赠的传统;从政府角度看,中国政府对公益事业的不当介入一方面挤占了公益组织的空间,另一方面对公民捐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有负面影响;从公益组织自身角度看,大量公益组织在一般民众中缺乏知名度、美誉度,导致捐赠渠道不畅,从而影响了整体的捐赠水平.为了扫除这些不利因素,为公益捐赠的健康发展铺平道路,笔者认为政府应该在其中起决定性的作用,一方面为非营利部门的发展创造良好环境,使有实力、有活力的公益组织成为接受公益捐赠的主渠道;另一方面通过执政方式的转变引导公民文化的形成,使公民养成对社会负责,积极捐赠的习惯.     

公司慈善文化与政策培育

慈善这个中文词在英文中有两个对应的词,一个是“charity”,另一个是“philanthropy”。“charity”与基督“Christ”的前缀相同,含有施舍慈善的意义,“philanthropy”具有宽广的大爱或宇宙之爱的含义,在孙中山时代被译为博爱,最近十余年间,台湾、香港率先将其翻译为公益、现代     

当代中国慈善发展转型中若干问题辩析

当代中国慈善正处于发展转型期。中国当代慈善的基本定位是"政府主导下的社会保障体系的一种必要的补充",而不是政府社会保障的"有机组成部分"或"重要组成部分"。慈善最核心最本质的价值观是"利他"而不是"利己"。为了"利己"才去"利他"不是真正的慈善。对主观上有功利目的而客观上有慈善行为者,应主要看其客观效果而予以充分肯定。不能用对待个人慈善的标准对待企业慈善。企业慈善功利是合理和应该的。企业应当确立慈善发展的理念与战略,将以盈利为目的的生产排他性商品,和以慈善为目的的生产公共品这两类基本行为统筹起来,做到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完美统一。慈善是民间资源,本质上只能是民间行为,理应由民间自觉自愿地去做、去发展,而不宜由政府去运作与实施。"民办"与"官助"是当代中国慈善发展的合理定位。民办慈善发展的路径应当是民营化(非政府化)、法制化、系统化、专业化、普及化。政府要确立慈善与公益同步发展的战略目标,让社会发展的成果由全体公民共享。     

曼内特医生折射的博爱主义光辉

从<双城记>中主人公曼内特医生的角度分析狄更斯的博爱主义精神.曼内特受侯爵兄弟迫害,在巴士底狱度过了18年冤狱.在得知未来的女婿达奈就是仇人侯爵兄弟的后代时,他的精神遭遇到了巨大的漩流的折磨.但最终,爱战胜了恨.达奈被捕后,曼内特全力参与了营救达奈的行动.这充满博爱的行为,也正表现了狄更斯的主张:他反对暴力血腥的革命,他通过作品暗示,<新约>中所倡导的博爱的为人准则才是解决阶级斗争的唯一办法.     

和谐社会构建中的企业慈善责任研究

企业追求利润和市场份额无可非议。但随着社会的进步,社会责任越来越成为人们衡量企业优劣的一个标准。企业承担慈善责任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内容之一。目前,中国企业的慈善文化和慈善机制不够完善,企业从事慈善活动还存在一系列的问题。在和谐社会建设中,应该大力促进企业履行慈善责任。     

法治背景下慈善行为之应然

慈善作为长期存在于人类社会的道德之举,在当代中国的法治背景下应该具有新的时代特点,这具体地表现为慈善活动必须依法进行,应该将公平正义作为重要的价值目标,慈善主体应努力实现自身动机的升华,作为社会则应充分尊重慈善活动中主客体的权利。     

“道德环”对构建中国慈善事业的启示

“道德环”是美国慈善文化理论,它包括机会、繁荣、感激、慷慨四个过程.它对建构中国慈善文化有重大启发,笔者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建构中国慈善事业的“慈善环”,包括“责任环”、“信任环”、“资源流转环”.从政府、捐助者、慈善机构、受助者四个不同慈善主体出发,分别阐述其角色职责、认同信任、资源流动的相互关系.     

发展慈善事业与实现新时代的“弱有所扶”

"弱有所扶"是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的一项全新的民生建设目标。作为我国社会保障体系的必要补充,慈善事业是实现新时代"弱有所扶"的重要力量。然而,当前我国慈善事业面临着监管机制不健全、发展"供能"不充足、专业水平低端化和服务模式单一化等方面的实践困境。因此,要实现新时代"弱有所扶",必须积极推进慈善体制改革。一是加强监督管理,积极规范和引导慈善组织行为;二是推进政策"赋能",促进慈善组织的持续发展;三是推动内部改革,提高慈善组织的专业化水平;四是健全运行机制,保障慈善组织的"扶弱"效果。     

高管团队特征、冗余资源与企业慈善捐赠——一个调节效应模型的实证分析

以208家沪深制造业上市公司为对象,对高管团队特征、冗余资源与企业慈善捐赠三者关系建立的调节效应模型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表明:冗余资源对高管团队平均年龄、团队中具有产量导向职能经验高管的比例与企业慈善捐赠水平的关系分别发挥正向调节作用,而对团队平均薪酬与企业慈善捐赠水平的关系则发挥了负向调节作用。这证实了冗余资源在高层管理者进行慈善捐赠决策时调节作用的存在,弥补了已有研究由于忽略资源角色而不能有效预测高管团队特征与企业决策行为关系的缺陷。     

道德合法性、区域同构与企业慈善捐赠行为研究——基于我国上市公司的实证

采用我国上市公司数据,实证检验组织外部环境所产生的制度压力与企业慈善捐赠的关系,以及企业可见性与盈利能力对这种关系的影响。研究发现:企业所处区域的慈善捐赠水平正向影响企业的慈善捐赠水平;企业的可见性和盈利能力显著影响调节区域慈善捐赠和企业慈善捐赠水平之间的关系。这样的结论表明,企业所处区域的慈善捐赠活动会形成区域道德合法性标准和区域同构的制度压力,从而驱动企业从众于区域内的其他企业的慈善捐赠行为和捐赠水平;同时企业所处区域慈善捐赠与企业慈善捐赠水平的关系会随着企业可见性和盈利能力的提高而显著增强,因为公众对高可见性或高盈利能力的企业会有更高的道德合法性的期望和压力,企业为了获得这种道德合法性和缓解这种制度压力,会更愿意满足区域慈善捐赠所形成的道德合法性标准。     

慈善、公益、保障、福利事业与国家职能角色的战略定位

目前慈善、公益、保障、福利等核心概念流行,但各自内涵外延界定不清、相互混用现象严重,这既影响学术积累与理论创新,又直接关系社会政策框架设计与社会福利制度安排,进而影响社会服务提供和社会福利发展方向。模糊国家、市场与民间组织的社会边界,淡化国家的社会福利责任,混淆国家与社会的战略定位和相互关系,影响社会制度框架设计与社会政策模式的选择。本文首次系统区分慈善、公益、保障、福利、福祉等核心概念,构建社会服务体系层次结构,指明社会发展方向,为构建和谐社会与中国特色福利社会奠定思想理论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