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杂剧的爱情剧和元代的节日择偶习俗

从民俗的角度看,元杂剧的爱情剧与元代节日有着密切关系。元杂剧的爱情剧故事发生的背景多在节日,多写男女青年自由恋爱的故事,多以大团圆作结局,与元代节日自由择偶的习俗有密切的关系,与元代的节日文化有密切的关系,具有深厚的文化内涵。     

从“张君瑞庆团圆”看《西厢记》的思想性──兼论第五本的评价问题

对《西厢记》的思想性评价,历来针对其第五本的大团圆结局而颇多微词,甚至直接影响了对其整个思想性的全面准确评价。本文联系广阔的社会文化背景,从《西厢记》主题的发展演变、才子佳人戏剧的社会心理基础和封建文人的情爱心理以及元代文人的特殊心态等方面的分析中,指出《西厢记》大团圆的结局超出了一般才子佳人戏的俗套,包蕴了丰厚的社会思想内容,从而对这一结局和第五本作出了不同于前人的较为客观的评价。     

《樱桃园》的喜剧性分析

契诃夫的《樱桃园》是一部喜剧,但不是一出传统意义的喜剧。它没有一波三折的喜剧性冲突,没有夸张怪癖的人物,没有巧合、误会等常见的喜剧手法,也没有好事终成的大团圆结局,作者通过淡化情节、处理矛盾、设计结局等手法,凸现《樱桃园》不同寻常的喜剧色彩。;     

论元杂剧的悲剧蕴涵

元代杂剧中的悲剧大多呈现出悲中见喜,苦中有乐的特征,形式上的大团圆结局彰显出悲壮气氛与哀婉情调。许多生动典型的艺术形象的塑造带有明显的伦理情怀与道德批判色彩,深刻地反映了元代社会的生活现实与时代精神。     

大团圆结局的文化意蕴

大团圆结局是中国古典戏剧结尾的一种普遍形态,大量产生于元末明初之后,成为一种带有民族文化色彩的叙事方式。其产生的原因是相当复杂的,从哲学美学的层面分析,大团圆结局是“贵和尚中”的文化习性在文学叙事中的表现;从伦理道德的层面分析,是正义原则的体现和伦理信念的表达;从社会审美心理的层面分析,是接受者与创作者消愁补恨的社会心理的载体。大团圆结局已成为中华民族的文化习性、民族性格及美学观念的审美折射,具有独特的艺术魅力。     

《娇红记》的美学特征及文化探源

《娇红记》是元代艺术成就较高的文言小说。在元代特定的文化语境下,《娇红记》形成了两个突出的美学特征,即戏剧性审美和悲剧质性。元代特殊的文化政策及繁荣的戏曲文化孕育滋养了这两种美学特征的形成。     

《娇红记》：戏曲与小说人物形象之比较

晚明剧作家孟称舜的戏曲《娇红记》全名《节义鸳鸯冢娇红记》,是据元代同名小说《娇红记》改编而来的,通过比较戏曲和小说在人物塑造方面的异同,可知戏曲在借鉴小说塑造人物形象特点的基础上,对＂情＂作了更为深入的阐释和丰富的表现,使人物形象更加丰满、生动,进一步突出了人物个性意识的觉醒,体现了鲜明的晚明时代精神。     

四大民间故事的文学性探析

通过梳理《牛郎织女》《孟姜女哭长城》《梁山伯与祝英台》《白蛇传》四大民间故事的成型过程,对四则故事进行文学性考察。围绕人文主题分析和研究人物、特殊物象和情节构建的神奇色彩,探讨人物背后的价值观,四大民间故事表现出对封建势力中神权、王权、父权和"人"权的打破,对人性中自由爱情的树立,"类大团圆"结局,进一步表现出大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四大民间故事的流传也影响着当代生活,其中所蕴含的价值观是中华美德的延续,寄托了人们对美好的自由人生的追求。     

王实甫《西厢记》的结局与第五折存在的合理性

王实甫的名杂剧《西厢记》自产生以来,历经七百多年,盛传不衰,成为我国古代戏剧文学中的一颗奇葩。其卓越之处,不胜枚举。但对第五本以张生高中状元,崔张最终完婚大团圆结局的处理手法,历来争论不休,毁誉不一。明清时就有不少批评者对此深表不满。金圣叹批改《西厢记》时干脆把第五本一刀砍掉,以“草桥店惊梦”结束全剧;建国后,有些学者如徐朔方、王季思等认为,崔张的爱情只能是个悲剧,团圆结局的存在是缺少现实根据的。但是,也有一些学者持相反的意见,他们从人物的性格、主题、情节发展等方面出发,论证了大团圆结局的合理性,认为第五本“张君瑞庄团     

FAIRY TALE——《哈利·波特》的文体本质苏文清

几年来,《哈利·波特》在风行世界、好评如潮的同时,也受到了如禁止出版等不公正的待遇。其不公正的待遇与其小说或是童话的文体界定密切相关。从审美品格来区分,魔幻小说是小说,具有写实性;而童话具有非写实性。从人物形象塑造上区分,小说要求塑造典型人物、圆形人物;而童话偏于类型人物、扁形人物的塑造。考察《哈利·波特》的非写实性与人物形象的类型化特征,我们不难界定《哈利·波特》的文体本质为中国的童话,英国的FairyTale。     

浅析元杂剧《窦娥冤》的民俗审美特征

从民俗学与美学的角度来剖析这部戏剧艺术反映的审美文化意蕴,如剧作构思反映的元代普通民众"大团圆"的审美观念;题材多样体现出的民俗事象的多样美.     

关汉卿与元杂剧中的包公戏

关汉卿作为包公戏的开拓人,他至少在三个方面对以后的包公戏定下了基调:在题材上注重市民日常生活的开掘,注重描写百姓在权豪恶霸凌辱下的痛苦;在人物塑造上,他第一次成功地塑造了清官能吏的代表人物包公,着力刻画他巧用智谋惩恶扬善;在悲剧审美趣味上,大团圆结局总有一种缺憾,并反映民众一相情愿的天理力量,是一种苦涩的大团圆。     

王朔作品的反文化意识

本文认为王朔作品反文化意识的特征主要表现在反文化传统的失败、审丑意识以及对大团圆结局的戏弄等方面。     

“三言”女性群像中的雅俗共赏趋向

＂三言＂中女性形象的塑造体现了市井文化与传统文化相互融合的趋向。在文人参与到小说创作中之后,作品中的女性形象的塑造明显地具有了文人的叙事意向和审美趣味;但是多变的人物命运,曲折的故事情节又是＂三言＂中的女性形象深受市井文化影响的具体表现;大团圆的结局既迎合了市民的审美趣味,又张扬了惩恶扬善的思想观念。     

论才子佳人大团圆叙事模式的封建本性

才子佳人大团圆叙事模式作为封建叙事文学的经典形式 ,引起了人们广泛的关注 ,本文就它的几个基本要点即人物、情节、结局等问题展开讨论 ,试图深入到封建社会的物质文化、制度文化、精神文化等各个层面来探讨这一流行的文学样式与封建社会本身的共生关系 ,并说明才子佳人大团圆叙事模式是封建主义最高理想的艺术化体现 ,从而阐明其封建主义的本性     

依道点石 借佛扬波——《金瓶梅》超情节人物分析

《金瓶梅》中出现的"一僧一佛一神仙"人物形象组合,也称"超情节人物"。超情节人物形象的设定,与小说中涉及到的宗教描写有关,显然具有儒道交融的历史背景及现实基础;超情节人物的描写具有相当的叙事功能作用,这体现在叙事主题能传递果报思想和完善小说结构上。这种超情节人物设置对明清小说作品产生了一定影响。     

元代道教戏剧的大团圆结局

元代道教戏剧集中运用悲喜对照的艺术表现手法,突出仙界永恒享乐与凡间无尽悲苦,从而自然过渡到最终悟道成仙的大团圆结局.元代特定的时代特征构成道教戏剧的现实悲剧性而其宗教指向又蕴涵深层喜剧因素,共同构成元代道教戏剧由悲入喜、悲喜交加的艺术特质与审美情趣.道教内容的引入给元杂剧注入了新鲜的血液,使元代道教戏剧因具有特殊的艺术表现手法和结局模式而别具一格.元代道教戏剧也因适应了时代需求而进一步走向繁荣兴盛,同时在客观上促使道教逐步向民间渗透和扩散.     

《再生缘》结局之我见

学界对《再生缘》的结局主要持两种看法:悲剧结局说和已无需结局的结局说。两种观点一致认为《再生缘》的结局不可能是团圆结局。而若据原作文本中的一些重要伏笔,以及作者的创作思想,陈端生的创作初衷恐怕确是让丽君复妆后与少华花烛成亲,也即《再生缘》的结局应是大团圆的结局。     

试论元杂剧中的科举考试

元杂剧中大量描写科举考试 ,出现了文学上的科举盛世。原因是元代废除科举制度达七十八年之久 ,元代知识分子干禄无阶 ,入仕无门 ,地位低下 ,借此抒发科举情结。科举考试在元杂剧中的作用有 :成就爱情婚姻、促使夫妻重圆、为民伸冤报仇 ,同时具有解决戏剧冲突、促成大团圆结局等艺术价值 ,并对后世通俗文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中国古代小说的先验性叙事研究

先验性叙事是中国古代小说中存在的一种独特叙事方式,它具有预叙与元叙事的特征,作者一般通过说书人语气、人物言行、小说人物的姓名或别号、情节的设置等方式暗示情节的下一步发展或者小说人物的某种结局。先验性叙事不同于元叙事对虚构的明确而彻底地暴露,而是有意识地试图告知读者故事的真实性。叙述者通过虚拟的说书人来完成先验性叙事,但是并不充当作品中人物形象。先验的预见性因素在中国古代小说中随处可见,这与中国特定的文化土壤分不开,也具有史书的叙事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