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晋之际儒家“家国”观念的演变

迫于西晋末年的国破则家难存的现实教训 ,两晋之际士大夫意识到国家的重要性 ,在渡江前后逐渐认同了司马睿为国家的象征 ,由西晋后期关注自身生存和家族利益 ,于东晋初期转向对晋室的拥戴。家国一体、忠君报国等儒家传统家国观念得以复苏 ,因此 ,关于魏晋士大夫不顾社稷的安危而惟求身家自保的传统观点 ,似不适于东晋时期 ,值得商榷     

两晋宗室管理制度述论

西晋宗室管理机构相对完备 ,专职机构及有关关涉机构协同处理宗室事务。其长官人选较重 ,尤其宗师一职均由位望显赫、戚属尊重的宗室担任。西晋朝廷对宗室的管理比较宽松 ,限制较少 ,宗室的社会活动不受约束。东晋时宗室管理机构或并或省 ,其官员人选转轻。朝廷对宗室限制较多。宗室在东晋大部分时间内遭到压制、打击。两晋政治格局、政治发展特点的不同直接造成了两晋宗室管理制度之间的差异。     

两晋史书种类略论

两晋史书的发展在中国古代史学史中占有重要地位。史书不仅成为独立部类,而且种类日渐繁多。既有上承秦汉史书种类的谱牒书、起居注,又有开启新的史书种类的地方志等。其兴盛与亡佚也反映了两晋史学的发展演变情况。     

略论拓跋鲜卑与两晋的关系

拓跋鲜卑是我国古代北方少数民族之一,曾建立北魏,统一中国北方,在历史舞台上发挥了重要作用。在与两晋的交往中,双方在政治上建立了封赐、朝贡与质子关系,在军事上则相互联合。此外,拓跋鲜卑还十分重视对汉族士人的招抚与任用。通过交往,拓跋鲜卑仿效汉族的政治制度、经济模式对其内部进行适当调整,通过对汉族文化的学习使其文明产生了巨大飞跃,为北魏长期统治北方奠定了基础。     

试论两晋教育的特点

两晋时期,随着士族门阀在政治、经济领域特权的确立,教育上也逐渐有了享受特权的渴望.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两晋教育呈现出有异干两汉、三国的明显特征,不仅出现了为适应门阀大族的等级制学制体系;同时,门阀大族为确保世及之荣,更注重子侄的家学教育,累世传承某种知识或技能,并以此获得门第的保障,导致家学教育的勃兴;而儒学独尊地位的被打破,教育内容更呈现出丰富多彩的趋势.     

两晋宗室制度差异及其形成原因探析

两晋宗室制度发展异趋,各自形成特点,其形成因为有四:两晋政治格局不同、地方势力状况不同;两晋最高统治者资质各个有别、在位年龄大小不同、政治素质高低不等、在位时间长短不一;两晋宗室成员总量多少不一、爵位高低不等、与最高统治者血缘关系亲疏不一,行政素质、文化素质、社会声望各不相同;两晋时期政治文化观念不同.这种差异直接影响了两晋政治形势发展的方向.     

略论士人心态对两晋史学的影响

较之其他时代,两晋士人普遍将入史、修史视为扬名后世的不朽之事,求名之心颇切,这是两晋史家在世道动荡中仍能撰写出大量体裁多样的史书的重要原因。而且,这一时期士人的天命思想有所减弱,史家多认为天命随时变动。天命有去就、天命不于常是两晋史家普遍认同的天命史观。两晋士人不再信奉未知生焉知死的儒家信条,他们开始积极探讨鬼神问题。众多史家将鬼神、怪异之事记载入史,造就了两晋史学喜谈鬼神的鲜明特色。迫切求名、淡化天命、笃信鬼神,士人的这种普遍心态促进了两晋史学的繁荣,推动了两晋史学独特风貌的形成。     

三国两晋讲武考

三国两晋时期,政权割据更替,战事发生频繁,统治者更重视武力,史籍讲武记载渐多。考索文献、援引事件发现,此期讲武仍属形成发展中。讲武主要有两种形式,一为显耀朝廷威武之典礼仪式,一为练兵备战之实际训练。朝廷之讲武礼,虽粗具章法程序,然因时兴废,未成国家常典。练兵备战之讲武,既非国家礼仪,则其举行随需而定,不限古法。     

我看儒学和新儒学

儒学是以孔子思想为源头、为基础、为基因而形成、存活、传承的一种学说。儒学发端时,主张既简单又明了,强调礼治,强调传统的伦常关系,目的是恢复与维护商周的伦常旧制秩序。只是在后来的历史嬗变过程中,儒学才演变成具有多重色彩的复合多面体。儒学在中国两千余年的封建社会中,始终处于一学独霸的地位,是中国封建社会的主流文化,具有中国传统文化的符号性特征。儒学文化是中国农耕社会的产物,在封建社会中具有必然性,对中华民族的文化发展起到不可否认的历史作用。但在20世纪,儒学的没落已成为一种历史必然。新儒学具有不争的文化保守主义性质、明显的反现代化色彩、浓厚的文化浪漫主义气息。     

从秦人与儒学的关系看儒学的传播

“儒者不入秦”是传统学术界的主流观点。然而,由对昭王问“儒术”、《吕氏春秋》的编纂以及秦始皇“焚书坑儒”等综合研究,秦人与儒学的关系应被重新认识。自荀子西入秦后,儒学已在秦地广为传播。对固有观念和传统都产生了深远影响。     

汉晋之际儒学信仰的危机与演化

随着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及儒学教义在各个层面上的日益普及,儒学逐渐成为一种普遍的社会信仰。其后,儒学信仰却发生失效的情形“。道”的迷失,生存忧患以及形上困惑,导致儒学信仰危机的发生。西晋采取诸种手段,欲重建儒学信仰,但经过时代精神洗礼后的儒学已玄学化。     

论经学与汉代文学的关联

经学对汉代文学发生的影响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经学与汉代文学史整体图景的关联,呈现为顺承与逆反两个方向,而经学与文学的基本关系是整合与背离;二是汉代文学作品中表现出的经学主题,这是经学向文学渗透最为显明的表现,而徘徊于“学”“术”两端的士人心态在其中表露无遗;三是经学之于文学的制度性建构,此即由经学观念导致的乐府机构的设立之于汉代文学的顺向性和文化性影响。     

魏晋时期祭祀礼制与儒家教化

魏晋时期的祭天礼制,主要以郑玄的经学思想为基础。魏晋时期的宗庙祭祀主要承续两汉礼制,在围绕孝和礼,私和公的问题上,曹操从公的角度主张遵从礼,晋元帝从私的立场寻求孝,这有助于从儒家教化角度建构社会民风。魏晋时期民间层面的祭祀,随着佛道两教逐渐推广,新的神灵崇拜祭祀模式形成。     

秦汉时期的“请间言事”

秦汉时期的言事制度,存在一种特殊的"请间言事"。多数情况为吏民请求于皇帝朝见外的空闲时间,在更隐秘、私人化的场所进行君臣沟通与政事谋议。它的言事内容重要、广泛,实现途径及形式灵活、多样,在反映相应君臣关系的同时,对施政亦有直接影响,具有特殊的政治意义。作为制度规定之外而又常态存在的政治行为,"请间言事"为认识秦汉帝国日常统治的运行提供了启示。     

汉魏六朝诗中团扇意象及其文化意蕴

团扇自班婕妤《怨歌行》始进入诗歌成为意象,此后经魏晋南北朝诗人们反反复复的动情歌咏,不断融入新的文化因素,同时,也反映出不同时代的社会风气与文人的审美取向。然而,团扇作为宫怨弃妇的象征始终是最主要的文化意蕴,并成为怨女思妇常用的情感载体。     

两汉凉州士人研究

汉简和传世文献证明,两汉时期,凉州地区的学者,在哲学、史学、文学、文字学、天文历法学等方面独占鳌头、成绩卓著.特别是东汉后期反党锢斗争,以皇甫规为代表的凉州士人前仆后继,以死抗争,谱写了光辉的篇章.     

孔子的生命观探析

儒家创始人孔子在对生命意义的不断追问中,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观点,构建了早期儒家的生命观体系。他重视生命,确定了修养仁德的人生追求方向,确立了杀身成仁的价值取向,鼓励人们努力获得精神不朽。孔子对生命意义的思考在今天仍然有着重要的意义。     

论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尚药局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尚药局经历了长期的发展过程,东汉的尝药监、曹魏和西晋的尚药监还不是一个独立的机构。北魏太和新官制在门下省创设了尚药局,这是一个专门为皇帝提供医疗服务的机关。隋炀帝大业三年(607)改革官制时,将尚药局划归新设立的殿内省,最终完成了皇家医疗事务与国家医疗事务分离的过程。尚药局的创设是北魏后期进行官制改革的重要成果,它反映了中国古代政治制度发展过程中皇家事务与国家事务分离的趋势,同时也是顺应这种趋势进行改革的标志,在中国古代政治制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明清时期儒家价值观的嬗变

在社会生活和理论表述两个层面上观察,可以发现明清时期儒家价值观展现出"僵化"、"求新"和"转型"三种态势."僵化"表现在社会生活中出现了一批批僵硬的腐儒和大量妇女"残酷"的守节现象;"求新"则表现为"情"、"欲"等概念得到一定程度的正面肯定;"转型"则展现为"走向近代"和"走向整合"两个方向.值得关注的是,当时的"转型"关联着今天人类的价值观转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