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儒学的“实学”特质及当代发展

儒学是日用的"实学",它所重视的是在人伦日用的生活世界中实实在在地落实道德修养工夫,从而实现心灵的超越和生命意义的提升。对于为政者而言,儒家"实学"的表现是将德性修养落实在政治生活的行为实践中,这也就是儒家说的"为政以德"。对于普通大众而言,儒家"实学"的表现是将德性修养落实在生活日用之间,这也就是儒家以"尽心尽伦"为核心的工夫论主张。从儒学"实学"政治和生活的两个向度来看,当代儒学的发展应在"政治化"和"生活化"两个基本方向上着力。所谓儒学"政治化"是指充分发挥儒学在治国理政中的德性滋养作用,收到"美政"的效果;而"生活化"则是指当代儒学发展要面向民间、面向大众,充分发挥儒学在公民道德修养中的价值导向(教化)作用,收到"美俗"的效果。     

崔大华先生对儒学理论结构的诠释

崔先生认为,儒学的理论结构包括心性的、社会的、超越的三个理论层面,与之相应的有"仁""礼""命"三个基本范畴。社会的理论层面的"礼"从形式上来说是指礼仪,从实质上来说是指伦理关系的等级差序原则和道德情感等精神内涵,从功能上来说是个人的行为规范和治国工具。心性的理论层面的"仁"是儒学道德观念系统的基础,表现为仁义礼智信的德性和忠孝信义的德行,其根源在于人性本善,人们只有通过道德修养才能不断提升道德境界、完善人格。超越的理论层面的"命"是内化于人的道德本性中的可以被人认知的、体验的对象,它是在生命源头处偶然相值而形成的气禀,注定了人生的必然遭际,不是某种外在超越的既定"安排",因此,儒学回应命的基本态度是不因超越的命运之必然而改变自己所应有的道德实践原则、方向和努力。遵循物理科学地生活,遵循伦理道德地生活,在人生实践中追求完美人生。     

论儒学与专制没有必然的联系

在当前关于"国学"的争论中,关于儒学与封建专制关系的话题,又被重新提起.本文就这个话题谈一点肤浅看法;儒学与封建专制没有必然的联系.具体地说.本文之论述将涉及以下内容;(1)儒学是前封建社会的产物,它之创立,本意不是为当时社会设立一种专制统治的政治方略,而是为当时失范的社会设立伦理规范(五常)以维护正常的社会秩序;(2)孔子儒家所设立的伦理规范是以双向约束为准则的平等性的伦理规范.它本来不具有拥护专制的意向,而儒学后来成为封建官方哲学.是由于汉儒将孔子儒学私自加入了"三纲"说内容;(3)"三纲"说之入儒学,改变了孔子儒学的价值取向(以"人之平等"为价值),使儒学变得易于服务封建专制,从而为封建帝王所利用;(4)儒学成为封建官方哲学后仍对帝王专制起到了一定程度的抑制作用.     

中国世代推崇儒学之原因探析

儒学是统一中华民族思想心理的正统理论体系。统治者的利用和人民大众的接受使之具有政治性和世俗性,也使得中国世代自上而下烙上了“儒化”印记。从民俗学角度追溯和探析儒学世代为统治者所推崇之原因,并审视儒学构造终极价值信仰的历史影响及其积极意义,有利于提升社会政治德性和世俗伦理生活。     

“中庸”与“中道”:孔子与亚里士多德之德性观的差异

孔子持"中庸是德性",而亚里士多德持"德性是中道"。孔子的"中庸"是德性的主词,其德性主要是伦理德性,有着整体性的思维方式和天人互动的"天命"观念;而亚氏所论的"中道"则是德性的谓词,其德性观包含着伦理德性和智性德性,侧重于分析的思维方式以及科学的理论思维,其智性德性最终与其宗教观念相通。他们思想的差异对中西文化的不同走向产生了巨大影响。     

小学与儒学

所谓"小学",简单地说就是文字、音韵、训诂之学。欲弘扬传统,即需阅读典籍;欲阅读典籍,即需掌握"小学",尤其是训诂。不读典籍,不讲训诂而谈文化,乃是在架空中楼阁。训诂为解释而生,典籍之内涵为训诂之本,不可舍本逐末,应当本末兼顾。所以,研究儒学,既要训诂明,也需要"经"义明。而"经"义是训诂所需语境的一部分,二者是相互依赖、相互促进的关系,应该做到训诂和义理兼顾。在此基础上,要努力实践,认真体验。就学术总体而言,要提倡四"不"精神——不忘学术之根,不弃为人之本,不轻古人之教,不拒"正业"之知,亦即顾炎武所说的"博学以文,行己有耻"。     

儒家廉耻伦理及其当代意义

同仁义礼智信五常相比,廉耻尚不构成儒家伦理之核心,但是,它仍然是不可忽视的儒家主要伦范,同礼义一起成为儒家推崇的"四维",并在清代纳入"古八德"而受到儒家和整个社会的遵奉。如果说"廉"是儒学着力阐述的基本道德规范之一,廉洁从政是儒家一贯的政治社会理想,那么耻德也是儒家重要伦常规范之一,历代儒家特别是原始儒家要求人们要"有耻"、"知耻"、"贵有耻"、"人不可以无耻",认为"知耻近乎勇",耻是"立人之节"、"治世之大端",并为此论证了人有羞耻之心。汲取儒家耻感文化的合理成分,显然有助于为人们作出趋荣避耻的价值选择,确立明荣知耻的价值标准,树立正确的荣辱观,倡导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论儒学的人文精神及其现代意义

本文通过对儒学人文精神的形成、发展及其特点的分析 ,探讨了儒学在 2 0世纪大起大落的原因及其在现代社会的意义与价值。作者认为 ,从总体上看 ,宗法伦理是儒学理论的主干 ,而人则是其出发点与核心 ,对人的重视与对人伦关系的强调是儒家人生哲学的两重性格 ;随着封建国家专制集权的加强 ,儒家伦理异化为束缚人并阻碍人之实现的外在权威 ,本质上成为统治者的意志 ,这是孔子儒学的悲剧 ,但从汉代儒学、魏晋玄学、隋唐佛学和宋明理学的分析中仍可看到儒家人文精神的顽强表现 ;通过对 2 0世纪儒学起落的观照 ,说明只有打破封建桎梏 ,才能真正结束儒学的悲剧 ,使其人文精神在现代社会发挥积极作用 ,而儒学的人文精神在当前也需要与科学、民主、法治精神相结合     

张载对儒学价值观的重构

张载以独特的理学视角,对儒学价值观进行了重构。他通过扬弃佛、老的空、无价值观,把价值之真确立在"有"中,解决了名教价值的合理性问题;通过将"礼"与"天"、"天理"相贯通,确立了以"礼"为核心的儒学价值观的合法性问题;通过对"心能尽性"的逻辑阐发,将"礼"落实为具体的社会伦理原则,并给人带来一种圣人境界的精神受用。     

先秦儒学的基本特质

先秦儒学不是宗教,但儒学并非没有类似西方基督教的超越性,儒学的超越性不同于西方的外在超越,而是一种道德自觉的内在超越。这种超越不寄托于人格神上帝,对人自己创造的神没有敬畏感,但是对自然之天的共生共感、交互关系的宇宙即能体现人道的天是有敬畏之心的。儒学是一种人文宗教。儒家的王道政治建立在宗法制度和同姓不婚制度之上,对家族中的人自然要讲为政以德,儒家的王道政治在理想化的想象中塑造了三代之治。天治主义与民本主义的结合是中国古代政治思想的根基。人人可以成为天子的民本思想较之基督教在上帝面前人人平等的思想似乎更为平等,这是后世民本主义之总根芽。本文论述了先秦儒学不是宗教胜似宗教,政治伦理化和伦理政治化以及以民为本和君权至上三个基本特质。     

再论儒学何以具有宗教作用

儒学不是典型的宗教,却有着宗教作用,其原因在于儒学有两个重要的特点,其一是"上通天道,至为超越",其二是"当下呈现,鞭策有力"。前者决定了儒学不是一般的伦理教条,后者决定了儒学不是一般的空头理论。儒学的这两个特点是通过仁性来实现的,从这个意义上来看,学界一般所说的儒家的道德代宗教其实是仁性代宗教。我们说儒学不是宗教却有宗教作用,并不是嫌其不够格,需要进一步将其上升为宗教,恰恰相反,儒学从学理上看要高于一般的宗教。     

儒学与“六经”的文化同源与相互生成

儒学与"六经"究竟是一种什么关系?是"六经"孕育了儒学?还是儒学推动了"六经"的形成?考察历史可以发现,儒家学者源于三代王官之职的"司徒"、"师儒",儒家经典则源于三代王官之学及相关文献典藏。春秋战国时期产生的儒家学派具有华夏文化的自觉意识,积极继承三代文献典藏中的政治智慧、伦理价值、礼乐文化,从三代文献典藏中收集、整理"六经"文本,并作出创造性诠释。从文化渊源的角度来考察"六经"与儒学,可以说它们均是三代文明的产物;而从文化建构的角度考察"六经"与儒学,则应该将它们看作一种相互生成的关系,"六经"原典的思想文化孕育、滋养了儒学,儒学推动了"六经"体系的建构。     

儒佛之争:儒学书院与佛教寺院——以福建为例

宋明时期儒学书院与佛教寺院的"阵地争夺战",其实质是传统儒学与佛教文化在意识形态领域激烈冲突的一种外在表现.在"佛老之营遍天下"的不利局面中,朱熹率门下弟子,以各地书院为阵地,全面开展了重新诠释和再造儒学经典的运动,他们创造性地将书院的"旗帜"插到各地的佛教寺院中,将佛教的圣殿和讲堂演变成为传播儒学的杏坛.为了回应争消弥这种冲突,佛教学者往往反其道而行之,这就继儒学的"援佛入儒"之后出现了佛学理论的"援儒入佛".儒佛两家的这种理论上的互"援",就为代表中华传统文化的儒学,和代表外来文化的佛教从相互冲突、排击而最终走向相互吸收,促进各自的发展提供了某种可能.     

另一种整理国故——论“五四”后梁启超对儒学与儒学史的重构

梁启超首倡以"现代"眼光对中国学术思想进行新的系统诠释以重铸"国魂"。"五四"后他积极投入"新文化运动"和"整理国故"事业,撰写了一系列中国学术思想史论著,广涉诸子学、佛学和儒学,而尤以儒学为重点。梁启超重新定义儒学的基本性质,重构儒学的思想系谱,对儒家义理体系进行既承接"传统"又适于"现代"的取舍和诠释,力图发明一套"事上磨练"的"新道学",以对治中国现代文化发展中的偏弊。而他给出的"整理国故"的另类方案,对新文化运动之后的实证主义学风进行了令人深思的针砭。     

关于儒学复兴的若干思考

"儒学复兴"思潮呈不可阻挡之势.要区分作为意识形态的"儒学复兴"与作为学术流派的"儒学复兴",前者决无可能,后者则有可能和需要.作为学术流派的新儒学可以成为社会主义多元文化中的重要一员,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做出贡献."儒学复兴"要处理好儒学与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关系.现代新儒学要吸取中国马克思主义相关因素,以适应当代中国社会的发展.     

“儒学复兴”之管见

"儒学复兴"思潮呈不可阻挡之势.要区分作为意识形态的"儒学复兴"与作为学术流派的"儒学复兴",前者决无可能,后者则有可能和需要.作为学术流派的新儒学可以成为社会主义多元文化中的重要一员,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做出贡献."儒学复兴"要处理好儒学与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关系.现代新儒学要吸取中国马克思主义相关因素,以适应当代中国社会的发展.     

我看儒学和新儒学

儒学是以孔子思想为源头、为基础、为基因而形成、存活、传承的一种学说。儒学发端时,主张既简单又明了,强调礼治,强调传统的伦常关系,目的是恢复与维护商周的伦常旧制秩序。只是在后来的历史嬗变过程中,儒学才演变成具有多重色彩的复合多面体。儒学在中国两千余年的封建社会中,始终处于一学独霸的地位,是中国封建社会的主流文化,具有中国传统文化的符号性特征。儒学文化是中国农耕社会的产物,在封建社会中具有必然性,对中华民族的文化发展起到不可否认的历史作用。但在20世纪,儒学的没落已成为一种历史必然。新儒学具有不争的文化保守主义性质、明显的反现代化色彩、浓厚的文化浪漫主义气息。     

东亚儒家传统中的人文精神

所谓"东亚儒学"虽然包括中国、日本、韩国等地的儒学传统,但它并不是东亚各地所呈现的不同版本的儒学拼凑而成的"马赛克"。"东亚儒学"的视野超越国家的疆界,它既是一个空间的概念,也是一个时间的概念。作为空间概念的"东亚儒学",指儒学思想及其价值理念在东亚地区的发展及其内涵。作为时间概念的"东亚儒学",在东亚各国儒者的思想互动之中应时而变、与时俱进,而不是一个抽离于各国儒学传统之上的一套僵硬不变的意识形态。东亚各地的儒家传统虽各有其地域特色,但中、日、韩的儒学传统却有异中之同,这就是它们都分享儒家的人文主义思想。东亚儒家坚持"人之可完美性"的信念,与犹太基督宗教的"原罪"或"人之堕落性"的信仰,构成鲜明的对比。东亚儒家以"人之可完美性"为核心的人文主义,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1)身心一如,(2)自他圆融,(3)天人合一,(4)历史意识,这四者共同构成一个以和谐为特征的世界观。     

"外斥内援":朱熹佛教观探析

朱熹"外斥"佛教,主要可以从目的角度、本体论角度、伦理纲常角度、认识论角度、社会生产角度等方面介绍;"内援"佛法,主要可以从社会文化背景、本体与现象关系、心性论、伦理等角度论述.朱熹对佛教"阳违之而阴奉之"的原因有三:学术上建构新儒学的需要;政治上维护儒学正统地位的需要;朱熹"斥佛"源于对佛教理解的片面性.     

儒学传统与时代精神——兼论儒学与新文化运动的和解

新文化运动否定了儒学作为现代社会时代精神的合理性,带来儒家命运的巨大转折。为重新复兴儒学,当代大陆新儒学往往多从政治角度思考儒学发展,而作为古典中国之时代精神的儒学,在自身发展中形成了多重维度的传统,不能简单的只从政治角度予以发挥,应予多元考量并从广义上理解儒学。新文化运动对儒学之批判,虽有其偏颇过激之处,但同时其自身也形成了一种新的传统。面对当代中国的现实问题,我们既要全面认识"广义儒学",也要接受新文化运动的民主科学等现代性精神。在古今两种传统汇合的基础上,一方面用现代性精神推进儒学传统的改造与赓续,一方面积极的发挥儒学传统的多维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