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力扶贫:农村财政扶贫政策新视角

贫困的本质是能力贫困,而不是收入贫困,我国以收入扶贫为目标定位的农村财政扶贫政策并不能使农村贫困人口真正脱贫,农村财政扶贫政策应从单纯的收入扶贫转向能力扶贫,加大对农村贫困地区基础教育的投资,提高农村人力资本存量。     

资产建设在贫困救助中的作用

如何缓解贫困,帮助穷人摆脱贫困是世界各国反贫困政策的核心议题.本文主要采取文献研究方法,在全面整理世界各个国家扶贫道路的基础上,从中国贫困人口的现状入手,将"资产建设"这个社会政策的新概念与中国的贫困救助联系起来,在贫困救助方面,试图通过运用"资产建设"这个新概念来完善贫困救助制度,希望能够提出具有建设性的改革思路.     

我国农村反贫困战略中的社会政策创新探讨

我国农村反贫困战略的基本框架是一种亲市场的经济政策与具有"剩余"特征的选择性社会救助,体现在生产性的开发式经济扶贫和处于"激活"程序中的农村五保与医疗救助政策.长期以来,旨在救助贫困者的社会政策成为经济政策的附属角色,然而贫困者所面临的生计风险需要传统社会政策在扶贫框架中的转型.通过分析经济政策与社会政策在诸多方面的联系和差异比较,结合我国农村贫困的现实,本文提出以发展型社会政策为导向的创新路径,它们是:减少风险管理成本的社会资本、反社会排斥的劳动力政策、农村生计的保护与发展、健康与医疗政策的整合以及资产为本的个人账户建设等五个方面.     

资产建设在贫困救助中的作用

如何缓解贫困,帮助穷人摆脱贫困是世界各国反贫困政策的核心议题。本文主要采取文献研究方法,在全面整理世界各个国家扶贫道路的基础上,从中国贫困人口的现状入手,将＂资产建设＂这个社会政策的新概念与中国的贫困救助联系起来,在贫困救助方面,试图通过运用＂资产建设＂这个新概念来完善贫困救助制度,希望能够提出具有建设性的改革思路。     

以工代赈在农村扶贫开发中的效益——基于甘肃省以工代赈政策实施的调查

坚持开发式扶贫的方针是我国现阶段反贫困战略实施的重大举措,以工代赈作为扶贫开发中的一项重要农村扶贫政策,为缓解农村贫困地区的贫困状况起到了积极作用.甘肃是中国贫困人口最多的省区之一,自1984年实施以工代赈政策以来,在贫困地区建设了一大批农村公路、农田水利、基本农田、河道堤防、小流域治理、人畜饮水等基础设施工程,为改善甘肃省贫困地区生产生活条件,增加农民收入,促进贫困地区发展,加快农民脱贫致富进程,做出了不可替代的重要贡献.通过分析以工代赈在农村扶贫开发中的作用和影响,提出今后进一步搞好以工代赈的对策.     

农村贫困地区智力扶贫的成本考量及对策研究

目前,我国解决贫困的方式和方法重点转向以提高贫困地区农民的素质为目的的智力扶贫.历史和经验表明,任何一种扶贫方式都存在这样或那样的优势和劣势,作为贫困地区脱贫的一种"造血"机制,智力扶贫也存在着不可避免的障碍性因素,这就是综合成本问题.如何突破智力扶贫的综合成本制约,建立高效低廉的贫困救助体系,就成为扶贫政策实践过程中的重要一环.     

农村扶贫攻坚面临的新问题与矛盾

当前我国农村扶贫攻坚面临着新的问题和矛盾：贫困人口贫困程度深,脱贫不易;经济体制转轨过程中出现了新的问题,使扶贫难度加大;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使贫困地区产生诸多矛盾,影响其发展速度;农产品与农用工业品价格剪刀差的存在影响脱贫步伐;贫困地区人口增长过快与贫困程度加剧的恶性循环,制约着脱贫进程;政府推动型的扶贫方法具有局限性;返贫现象突出,加大了扶贫任务;贫困人口观念落后,缺乏脱贫致富的内在动力等。这些问题不解决,扶贫脱贫只能是纸上谈兵。     

遏制我国农村返贫现象的若干举措探析

20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我国农村返贫现象日益突出.要使贫困人口彻底摆脱贫困,必须加大对贫困地区基础设施建设投入的力度,积极实施开发式扶贫和科技扶贫战略,探索扶贫到户的有效途径,加强扶贫资金管理,建立和完善扶贫监测系统,提高返贫人口的素质,降低贫困地区人口的过快增长及加快社会保障体系建设等.     

我国城市贫困线与政策目标定位的思考

目前世界各国的贫困线有绝对贫困标准和相对贫困标准两种.发达国家大都采用相对贫困标准,即要让贫困者分享社会发展的成果,保证他们过上"体面的生活".而发展中国家大都采用绝对贫困标准,我国的低保线也属于绝对贫困标准,低保金主要考虑的是家庭食品开支.基于相对贫困标准和绝对贫困标准的分析可以看出:在我国当前城镇社会必然存在这样一个群体:他们的收入高于绝对贫困线但低于相对贫困线,即相对贫困人口.改革开放后,我国城市贫困的显著特征是绝对贫困人口不断减少,而相对贫困人口则不断扩大.由于当前我国收入分配格局两极化特征非常明显,因此相对贫困人口的规模要远远超过绝对贫困人口规模.在相对贫困线标准下,居民的社会政策受益和财富拥有状况比绝对贫困线下的居民要复杂得多.因此,一旦采用相对贫困线标准,那么政策目标群体定位(资产调查)方法也将随之发生改变.     

基于绩效评估的精准扶贫路径优化研究

精准扶贫是新时代我国贫困治理的基本方略,是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摆脱贫困、同步建成小康社会的关键。我国精准扶贫的脱贫成效、经济绩效、社会绩效三个维度的评估结果显示:全国扶贫成效显著,脱贫攻坚任务依然艰巨,扶贫资源边际效应递减,扶贫政策未能覆盖全部农户。贫困群体个体层面的自主脱贫能力不足,政府层面的扶贫政策、主体、方式碎片化,扶贫资源瞄准偏离和绩效考核动态机制不完善是扶贫绩效弱化的重要原因。应构建整体性贫困治理模式,完善扶贫绩效动态监测和考核机制,加大贫困群体人力资本与社会资本培育等方面的优化路径,进一步提升精准扶贫绩效。     

对"回到马克思"的"文本"质疑

"回到马克思"在引用马克思恩格斯"文本"方面存在三个问题:一是把作者不愿意出版的著作当作他的主要的真实的思想;二是把作者已经删除的话作为作者思想的论据;三是往往自觉不自觉地把马克思恩格斯合写的著作当作马克思一个人的思想,不顾马克思读者对象和境遇的变化,人为地造成马克思与恩格斯的对立.其思维方法仍是传统"本质主义"的方法而不是他们所声称的后现代的文本境遇的方法.     

从"个人"到"人民"——《新青年》视像的演变

本文从封面、插图的角度考察<新青年>杂志"人"的视像的演变.文章认为,<新青年>杂志早期注重个人视像的建构,后期倾向于以底层阶级或革命阶级为代表的人民视像的营造.视像话语变化与文化思潮演变密切相关.     

从“主义”到“问题”

我国法理学直接来源于苏联的法理学 ,间接秉承着欧陆法理学传统。该传统在以往的特点是特别关注法律的“宏大”问题。 2 0世纪以来 ,欧陆法理学明显出现的对司法中微观问题的系统论述 ,并未在我们这里得到回应。只是近些年来 ,随着中国司法改革任务的提出以及司法在法治乃至整个社会、政治生活中地位的日显 ,我们才开始关注司法并同时关注欧陆和英美关于司法的理论。尽管如此 ,我们对于司法中法理学问题的探讨还只是初步的 ,还没有引起法理学界的共同关注。这就需要我们不失时机地将法理学研究的主要任务放到以司法为核心的法律之“微观论证”上来。本组笔谈的目的即在于此。     

从“赋”字到赋体

<说文解字>说"赋"字意为敛,知贡赋是其本义.古时贡赋必陈之于庭,赋、敷、布、铺古同声,韵部亦同,因音近义通,故"赋"有"铺陈"之义."赋"作为"六义"之一,是诗歌的一种表达方式.<左传>、<国语>等书中的"赋诗"把"赋"这种表现手法加以发扬光大.伴随着"赋诗"这一现象的衰微,"赋"也由一种表达感情的手段转化为一种文体,即赋体.     

从关系到关系资源--对丁村、胡村社会阶层分化的实地调查

本文将研究视角放在微观层次上,选择关系资源为分析路径,同时结合宏观层面的制度性动力分析,拟以实地调查和理论研究相结合的形式,来探析农村社区阶层分化逐渐发生、发展的过程,研究当代中国农村,特别是以安徽为典型形态的中部地区农村农民的社会阶层分化问题,探讨转型期关系资源与农民阶层分化的关联,并将就实地调查中所获农民阶层分化的具体情况,探析"关系"这一中国传统文化因子向关系资源转变的过程,分析关系资源在农民阶层分化中扮演的角色,对这一微观层面的社会事实做出解释,并尝试性地提出相应的对策,为相关社会决策提供参考。     

从"启蒙辩证法"到"欲望辩证法"--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文学与文化转型的哲学脉络

20世纪90年代的文学与文化思潮在深层哲学精神上表现为对启蒙理性的批判性反思,揭示从神话中解放出来但最终又回归神话的“启蒙辩证法”成为这一文化/审美思潮的现代性动力;而世纪之交至21世纪初的文学思潮则将这种对启蒙的矫治及对理性的反拨,再度推向了从解放到神话的自我异化之途,演绎出一种可称为“欲望辩证法”的文化/审美逻辑。从“启蒙辩证法”到“欲望辩证法”,既反映了90年代以来文学转型与文化动力的复杂性与逻辑必然性,也体现出这一时期文化精神式微的内在症结。     

从"破体"到"失范"——当前中国散文文体的异化问题

本期散文文体研究笔谈,邀请到四位分别出生于20世纪三十、四十、五十、六十年代的学者参加。四位学者长期关注、从事中国现当代散文创作和理论研究,对于散文文体问题卓有心得。孙绍振教授以黑格尔式的辩证法,对真情实感论的十大漏洞进行了细致的剖析;范培松教授认为一部散文文体的变革历史,其实就是一部散文写作中自我的蜕变历史;陈剑晖教授将学者散文的文体特征归纳为内敛性的思维方式、生命的本真呈现、智慧写作和自由心灵四个方面;王兆胜编审认为当前中国散文出现了严重的失范,迫切需要解决散文的文体异化问题。四篇论文由于作者的知识背景、学术结构、观照视域、审美经验的不同,构成了令人回味和反思的理论对话空间,我们相信这种对话,一定会促发学术界对此问题的进一步深思和争鸣。     

从”宪政”到“直接行劫”——陈独秀前期国家观演变述评

陈独秀的现代民族国家观是在外来侵略和西方民族国家观的双重作用下产生的。其前期国家观的重要特色是以个人本位为基础，这也是他区别于梁启超、孙中山国家观，没有走向“国家至上”的国家主义的原因。在1920年9月前，陈独秀对“宪政”这个大前提都是认可的，但民初以降社会政治黑暗的加剧，国家的“合法性”危机的出现，强化了陈独秀所接受的法兰西“高调民主”，特别是卢梭的古典激进自由思想。陈独秀在经历了一段“宪政”与“直接行动”并存的矛盾后，最终放弃了温和的“宪政”诉求，转而谋求激进的“直接行动”。“直接行动”为他接受马克思主义及其国家理论奠定了基础。     

回到乡土——乡土美学建构维度初探

乡土美学在复杂的文化情境下,在与各种强权力量的对抗中,针对现代社会工具理性、大众传媒、消费主义的扩张现状,分别从怀旧、人本、神性这三个维度,突显出本身的审美特征,完成了自我的审美超越。在此意义上,无论是作为学科体系还是审美维度之现代乡土美学的建构才成为可能。     

从流行走向"经典":大众文本形态分析

现代工业社会的大众文本并非传统意义上的经典文本,而是一种融合了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特点的新的文本形态.由于得到了一个社会从权力机构、知识阶层到普通平民等各界的认可,大众文本正不断地被"经典化",也越来越占据社会文化的主流,显示出大众文本的繁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