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承诺之认定——兼评中国《合同法》与美国《统一商法典》

承诺对于合同的成立具有质和量的意义.中国<合同法>在第30条、第31条中把对承诺的判断标准建立在对要约进行实质性变更和非实质性变更的定性和划分上,二者发生原则上承诺不生效和原则上承诺生效的结果,看似具体和明确的划分并未使实务操作变得容易,同时还有限制当事人意思自治、与合同法鼓励交易的本旨相违背之嫌.相比之下,美国<统一商法典>第2-207条关于原则上认可承诺有效、补充条款与承诺效力相分离的规定,明显更具有科学性和可操作性.     

缔约人死亡或丧失行为能力时要约承诺的效力

我国法律未明文规定要约人或受要约人在缔约过程中死亡或丧失行为能力时,要约或承诺的效力是否受影响.根据比较法的对比分析和理论研究,应区分要约或承诺是否具有人身专属性、要约人或受要约人有无相反意思等特殊情形而定要约或承诺的效力.从立法论上看,要约或承诺的效力一般不受要约人或受要约人死亡或丧失行为能力影响的规则应在我国法律上确立下来.     

论国际商事合同的要约生效时间

世界各国关于要约生效制度的差异包含着各国确认要约生效时间的不同.对于外国关于要约生效时间方面的做法,我国合同法论著通常认为"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均采用到达主义",这一观点未能准确反映国外关于要约生效制度的全貌.作为大陆法系典型代表的法国对要约的生效时间不是采用到达主义,而英美法系国家通常是以受要约人作出承诺的时间作为要约的生效时间,以及在要约有效期的起算方面,美国法院具有的"到达主义"特点和大陆法系以及国际商事合同统一法所具有的"发信主义"的特点等.     

论要约邀请的法律意义之有无

要约邀请是希望他人向自己发出要约的意思表示。要约邀请是事实行为,而不是意思表示;作为事实行为的要约邀请当然具有法律意义,只不过不可能产生如同要约一样的法律拘束力;要约邀请作为一种事实行为具备法律意义,是意思自治原则与诚实信用原则利益平衡的结果。     

论要约邀请的法律意义之有无

要约邀请是希望他人向自己发出要约的意思表示。要约邀请是事实行为，而不是意思表示；作为事实行为的要约邀请当然具有法律意义，只不过不可能产生如同要约一样的法律拘束力；要约邀请作为一种事实行为具备法律意义，是意思自治原则与诚实信用原则利益平衡的结果。     

合同成立、合同有效和合同生效的证明责任分配 ——兼评《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5条第1款第1句

合同成立、合同有效和合同生效是三个不同的概念;相应地,它们的证明责任分配也不同.合同成立证明责任分配,要区分不同的意思表示分别确定其证明责任承担,当一项意思表示是要约还是要约邀请或者是承诺还是反要约发生争议时,由表意人承担证明责任.合同有效证明责任分配,存在合同有效法律推定.合同生效证明责任分配,限制合同生效的三种情形中,仅有附条件合同情形才存在证明责任承担问题.《民事诉讼证据若干规定》第5条第1款第1句,没有涉及合同有效的证明责任分配问题,且其关于合同成立和合同生效证明责任分配的规定,也存在不完善之处.     

各国承诺生效时间之比较

如何确定承诺生效时间,不同国家法律有不同的规定,其中比较重要的两种立法例是发信主义与到达主义。我国1999年《合同法》采用到达主义的立法例,符合我国的立法环境。     

论合同书规则的独立性

判断合同是否成立,需要根据相关法律规则对合同订立过程中的表意行为进行认定和解释。我国《合同法》有四个条文提到“合同书”,其中第32条、第35条、第37条的规定可被视为一个规范整体,即“合同书规则”。合同是否成立与合同何时成立是同一个判断。因此,合同书规则是一项合同成立的判断规则。合同书规则主要是一项“裁判规范”,目的在于指引法官解释谈判过程中的表意行为并最终判定合同是否成立。合同书规则有其独立的适用范围与成立要件。法官应根据谈判方明示的意思和法律的规定来认定是否属于合同书规则的适用范围,也可以综合考量合同谈判方式、金额、期限、专业性、行业惯例等因素而推定适用合同书规则。《合同法》明确了合同书规则适用范围内一般情形下的签章要求与例外情形下基于履行事实的成立条件。合同书规则是一项完整的合同成立裁判规则,既不需要要约承诺规则充当解释性依据,也不需要它作为漏洞填补的工具,本身即足以解决适用范围内的合同成立争议。     

传承与创新：论网络时代合同的成立

在信息化社会,合同法的基本原则与基本制度没有变化,但是,具体制度有很多创新。规定电子代理人,目的在于确定意思表示的归属。要约、承诺的电子化,使得收讫确认制度有必要确立。为了确保交易公平,通过网络发出要约的主体,应该给予受要约人充分的机会考虑是否接受要约。为了保护消费者利益,应该规定,在一定时间内,承诺可以依法撤销。鉴于网络合同的特殊性,合同法应该规定网络合同成立时间与地点的特殊规则。     

要约与承诺——法律的规定与冲突

合同的订立是一项法律行为,因此,必须符合法律的规定。我国的《经济合同法》第九条明确规定:“当事人双方就经济合同的主要条款经过协商一致,经济合同就成立”。几乎所有的学者都同意,双方当事人协商一致的过程可分为要约与承诺两个阶段。但在涉及到具有重大价值的复杂交易或进出口交易时,合同的订立并不单纯象“要约—承诺—合同成立”这样简单,它往往要经过长时间的讨价还价一面对面或书面的一而达成。也就是说,它是遵循这样一个程序:“要约—反要约—新的要约……—承诺”。 然而,关于要约和承诺的法律特征,在各种看法之间显然存在着差异,这样就给实务工作带来了困难。而且当事人双方就合同订立问题常常发生争议。本文拟对要约和承诺的法律特征作一些讨论,以期能够解决一些实际问题。 要约(Offer)的法律特征。要约的含义。要约是一方不当事人作出的订立合同的明确意思表示。我国《经济     

代位权行使效力的研究

关于代位权行使的效力, 有入库规则说、平等受偿说、优先受偿说等几种观点。从立法目的、法律功能、法律成本和效率、其他债权人利益的保护、中国司法解释的性质和来源来说, 中国应选择优先受偿说的观点, 赋予代位债权人优先受偿权, 建立代位权上优先受偿权的现代理念。     

民国时期武术的科学化变革

作为现代武术发展史上的一个高峰,民国武术置身于当时人们追求＂科学＂的话语背景之中。以＂传统＂为特征的国术（武术）与当时的＂科学＂话语形成了较大的反差与抵牾。国术界要实现以武图强的远大抱负,国术的＂科学化＂问题首当其冲。鲁迅与陈铁生的论战围绕国术是否有提倡的必要展开,一方面为国术的科学化做了舆论上的铺垫,另一方面也促使国术界开始反思传统武术的痼疾。进而,国术界从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展开了国术科学化的改造,其实质是确立发展国术的合理性和合法性,为国术的进一步发展铺平了道路。     

论当代人文社科学术期刊编辑视野的转移

当代期刊编辑理论研究,已经逐渐淡化了对期刊本身的功能、基本属性,办刊特色等的讨论,因为编辑学的理论发展,已经解决了这些基本问题。对于人文社科学术理论刊物,现在更多的是在关注人文社会科学的编辑出版与全球化背境下当代人文社会科学发展的关联性;当代学术批评与编辑的选择性思维方式;当代学术期刊的编辑过程及编辑活动与学术评价的关系;当代网络化条件下的学术活动与编辑活动的关联研究等与文科期刊相关的更为重大的理论课题。     

论共同犯罪中止的认定标准

当前对于共同犯罪案件如何认定犯罪中止,司法机关在办理中是仁者见仁,法学人士在讨论研究中是智者见智。共同犯罪中止的认定,应以行为人自动停止犯罪并有效地阻止其他共犯利用其先前行为继续实施犯罪或防止危害结果的发生为标准。     

提单之债的性质及其诉权的构造

在不签发提单的情况下,利他契约理论能很好地解释海上货物运输合同当事方的权利义务。但在签发提单的情况下,该理论就不敷使用。借助罗马法中的准契约理论,既能对提单下的义务转让进行合理解释,也能解决在实务中诉权的确定之难。     

行政机关违法设定许可的法律责任探析

对于行政许可违法的法律责任问题,人们往往是从行政许可实施违法的角度进行研究,而对于设定违法及其责任追究的探讨却相对薄弱。然而,行政许可设定一旦违法,其对相对人和社会公共利益的损害将会更大,因此,对许可设定的违法及其责任问题进行研究,以避免违法行政行为的发生,促进政府依法行政,不仅必要而且是非常有意义的。     

还本售房合同的法律效力分析

本文通过对案件的深刻剖析,论述了认定合同的依据、广告行为的效力、公司与股东的责任以及公司主体的混同等重要问题并提出了自己的观点。     

高校贫困生认定工作面面观

国家贫困生资助政策实施以来,对贫困生帮助很大,同时在实际运行中还存在着一些问题。本文提出贫困生认定工作仍需要进一步采取各种相关配套措施,以推动和保障贫困生资助工作更好地开展。     

朱自清编《中国新文学大系》诗集卷过程梳考

良友版《中国新文学大系》丛书出版的背后,有一些文学史细节被遮蔽。其中诗集卷因图书审查委员会的反对不得不“临阵换将”,由郭沫若改为朱自清,这确系国民党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的文化围剿政策之体现。朱自清编选的范围来源一方面依靠他在清华大学授课的讲义《新文学纲要》,另一方面得益于《新诗年选》、《分类白话诗选》两种诗选提供的“启示”。朱自清经过一个多月的时间,新诗集卷编选完成,选了五十九位诗人的四百首诗歌。     

民国时期回族的国家认同重构研究

社会范畴化虽然是人类认知的基本路径,但是却塑造了人的群体资格,进而成为了人完成社会认同化过程而建构认同的基本前提.社会赋予人以多元的群体资格,而人则形成多元的社会认同.多元的范畴资格对应着人们内在的“认同库”,各种社会力量则成为“认同场”上激发一重或多重认同的主要因素.在此过程中,回族的国家认同得到了彰显与强化.捕捉民国时期回族国家认同的表征形式,进而分析其建构、重构过程,刻画出其借助大众传媒而“传播扩散”模式的基本轮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