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国同构与贾府家族文化

《红楼梦》文本中,宁国府弥漫着浓烈的道教气氛,是道教在现世中的象征;荣国府充满着强烈的儒教氛围,是儒教在人间的折射。儒教、道教文化是中国封建社会中占主体地位的文化,儒道并举,儒教为主,道教为辅,统一于中国"家天下"的封建文化体系,共同塑造着中国人的生活方式、民族性格和文化心态。贾府家族文化是中国封建文化的凝缩;贾府是中国封建社会的缩影。家是缩小的国,国是放大的家。由家文化到国文化,由贾府到中国封建社会,家国一体,这就是《红楼梦》的家国同构思想。     

略论《大学》的“家国同构”思想——对“修齐治平”政治治理途径的一种解读

“修身在齐家”指出，只有通过修身培育道德感，才能营造道德的家庭生活，为个体实现其人生价值提供立足点。“治国在齐家”表明了儒家“家国同构”的基本内容，即，伦理理论上“家国同理”；社会观上“家国一体”；在政治生活中必须以“大家”为重，以“恕道”为行为指导。“平天下在治国”则突出了“家国同构”的文化含义，即，文化价值观的合理化对于实现一个“德风开放”的和谐社会具有重要意义。     

家国同构制度与伦理政治型文化

宗法制度孕育了伦理型文化,政治专制制度孕育了政治型文化。宗法制度和政治专制制度的有机结合,形成宗法专制制度,宗法专制制度孕育了"内圣外王"的伦理政治型文化。专制制度有利于确立中央集权政体,有利于社会的安定和发展;宗法制度具有很好的调节机制,有较大的弹性和再生功能。但宗法专制制度在中国延续两千多年,致使小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相结合的自然经济难以解体,阻碍了商品经济和市民阶层的发育发展。     

"家国同构"观念的形成、实质及其影响

家与国的同构状态是中国古代社会的重要特征,它是中国古代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反过来,由此产生的“家国同构”观念不仅未能促进家与国的良性互动,反而使两者拉开了距离和走向对立。同时。它还将出于自然之情的孝与忠互相结合,要求臣民对君主不仅要作理性上的绝对服从,而且还要作感性上的父权认同,使其政权的“合法性”变得更加牢靠。最后,它对中国传统政治的发展也产生了一系列影响。在倡导民主政治的今天,匡清旧义,对这一观念作清醒的认识不无现实意义。     

家国同构的变异--从"家"的形象看战时中国文学

五四新文学打破了“家国同构”的传统 ,而战时中国文学开始的“家国同构”的重建是一种复杂的历史存在 ,出现了相反方向的变异。“家国同构”的传统既在民族命运和无产阶级政治的层面上得到重构 ,又在个体生命的层面上被质疑 ,成为战时民族心理和作家心态的历史呈现 ,也预示出战后五六十年代文学的基本走向     

家国同构的情感与共同体意识的培育——中华字辈语研究之一

字辈语不仅仅关联着传统中国人的姓名字号,而且还与中国姓氏学等众多学科的发展紧密相关;字辈语不仅仅关联着传统中国人名字的排行问题,而且还直接关联着中国人深藏的文化心理、家国情怀、伦理趋向、民俗习惯、婚姻特质、地方风物,乃至民族精神。因此,无论如何,字辈语都是中国文化集成中的一种重要文化现象,是一种具有普遍意义的生活范型,从而成为一种特定的生活模式。家国同构的情感归依、发展本位的价值导向、文化铸魂的思想引领、责任优先的担当气魄、面向未来的共同体魂,都在字辈语中有丰厚的体现。     

中国人的家庭观念和政治参与意愿——“家国同构”思想在现代社会中的解读

用2006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2006)的数据分析了现代中国人的家庭观念和其政治参与意愿之间的关系,发现现代中国人的家庭观念对其政治参与意愿有一定的影响.同时,对中国传统政治观念"家国同构"在现代社会中发挥的作用进行了讨论,并依据此尝试解释了研究所得出的结论.     

林语堂的“家”与“国”

林语堂,一个曾经被遮蔽与误读的“话题”,一个正逐渐被理解与重新解读的“话题”。通过对其“家”的特点、其家庭观,以及其一生的经历,尤其是抗战中在国外的爱国言行的了解,可以说林语堂对“家”对“国”都是一往情深的。在他旅居国外期间,一直是心忧国家前途,情系民族命运,以他的方式表达着他的爱国情怀。     

晚宋边事视域下蜀士家国情怀的多重面相

晚宋战乱对蜀士的诗文创作产生了极大的影响,这其中尤为突出的就是家国情怀的凸显。动荡的外部环境增强了蜀人的家族观念。蜀士对亲族聚散存殁状况的深重悲慨,显示出亲情之于个体士人的重要意义;在还蜀之望愈趋渺茫的情况下,蜀士仍始终将蜀地故家视作归处所在。由蜀人身份出发,蜀士将言蜀事视作自觉的政治参与方式,并表现出强烈的危机感与紧迫感。蜀士不满于朝廷处理蜀事的方式与态度,有被忽视与抛弃之感,故其诗作往往掩抑着极深的愤郁与绝望。如果将蜀士的家国情怀分为家事、乡事与国事三个维度,则其对这三者的情感固然密不可分,但又并非全无冲突,于中体现出晚宋蜀地与中央之间向心力与离心力共存的微妙关系。     

论“家国情怀”的当代价值及其教育

"家国情怀"作为一直贯穿于中华文明发展进程的重要思想,不但孕育了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而且蕴含了以德治国与依法治国的思想,是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因此,高校应发挥课堂教学的主渠道作用,把校园文化建设作为主要载体,并通过有效开展社会实践活动来实施"家国情怀"教育,培养大学生的爱国主义精神,以此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大众化。     

女性叙事与“底层叙事”主体身份的同构性

本文在认同“底层叙事”的前提下,着重探讨了女性创作与“底层叙事”主体身份的同构性。认为,女性文学的历史并不缺少“底层叙事”,特别是新文学史上的三四十年代,女作家笔下的底层故事、底层妇女形象成为左翼文学的重要实绩,构成了一种文学传统,因此,在女性文学领域“底层叙事”久已有之,并非当下的新创构。其次,女性群体与“底层”同为弱势群体,创作主体与对象主体具有立场和身份的同一性,“同是天涯沦落人”的平等心态形成了女性叙事与底层叙事的互文性特征。再次,女性天然的母性犹如圣母博爱众生,她们以母性的光芒烛照底层的时候,叙述主体与对象主体之间自然形成了一种互为依存的“母子关系”,同构性自此生成。     

流淌的家国情怀:运河叙事的历史演进与意象构建

京杭大运河沟通了中国东部的五大重要水系,反映了中华民族灿烂的流域文明和坚毅不屈的性格。运河叙事所体现的家国情怀在历史长河中持续演进,其意象构建逐步丰富完善。大运河的沧桑历史与曲折发展历程给现代中国诸多历史借鉴与现实参照,它反映了中华民族丰富的精神内涵和人文情怀,是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和物质财富。在新时代,运河将发挥其独特的功能与意义,助力国家富强与民族复兴,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一国两制”中“一国”的历史源流初探

在"一国两制"的指引下,香港顺利回归并保持持续繁荣稳定,但也产生了种种困扰"一国两制"的问题,反映出把一个"文明中国"的政治内容装在一个"民族国家"的法律容器中所面临的难题,也说明需要进一步加深对"一国两制"的理解。本文试图通过探究"一国两制"中"一国"的历史源流,揭示当年制度设计中关于"一国"的深层次考量,对有关问题提出一些思考。     

“家”与中国式现代化

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目标是一个系统工程和探索性事业,从西方现代化进程遭遇的困境及其反思来看,它需要从“家”的微观处着力以奠定持久稳定的发展根基。从中国式现代化进程来看,对“家”的作用和意义的认识也经历了一个过程,对“家”的解构与建构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中国对现代化的认知和探索,对“家”的现代重构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内在要求。在中国式现代化图景中,应以人的现代化为核心条件和价值目标,构建“主体—家”的共同体范式、实现中华优秀传统家文化的复兴,为“家”的现代重构奠定伦理基础和文明根基。     

比较诗学视域下的“花儿”起兴考察

基于比较诗学的视域,参用诗之起兴句的研究成果,考察了西北地区"花儿"中起兴的实质。发现"花儿"中的起兴实质包括3层含义:由"兴"的本义"托事于物","引譬连类"征知"花儿"之"兴"的实质,是由自然景物的某种特征而触发歌者心中的特定期待,因而发声为歌;由"兴"之本义演唱仪式的自然节奏唤起"花儿"歌者的情绪律动,使演唱气氛达到浑然醉境;而情趣与意象契合无间的经典"花儿"的形成,则标志着"花儿"比兴艺术的成熟。     

“十五国风”的美学价值

本文认为“十五国风”的美学价值是多方面的,又是高层次的,它颂扬了真善美,鞭挞了假丑恶,从而给读者以无穷的美的享受。     

“打孔家店”与“打倒孔家店”辨析

胡适提出打孔家店并不是要打倒孔家店。打倒孔家店是其对立面南京高师—东南大学学派发起新孔学运动而强加给新文化运动派的。新启蒙运动提出打倒孔家店是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错误解读。二者一字之差,其中却有本质的差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