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传》中筮占与春秋时期家族变迁——兼论春秋时期筮占观念的变化

《左传》中所载的筮占是春秋时期从原始思维向理性思维过度的表征.筮占主要用于战争、婚姻、命运等方面,筮占的结果多指向春秋世家大族的升降荣辱.春秋是一个急剧变化的社会,将筮占活动放在具体的春秋历史语境中,能清晰的看到筮占观念从原始蒙昧向理性因果过度的具体过程.     

春秋时期的尚德思想

中华民族向来就有德性优先的传统,春秋时期的尚德思想在夏商之后又有其独特特点,人们把德纳入天道、鬼神、卜筮、妖魅这些活动当中,这些事件的应验结果往往还需要根据人们的德行来判断。求吉还需修德是春秋时期尚德思想的主要内容。     

从《左传》看春秋的“义”“利”之变

《左传》是阐释《春秋》的传书。春秋是动荡势态下的历史过渡的时代,重“义”尚“礼”的社会风气在社会变革中逐渐向“利”靠拢。本文将从《左传》入手,从引用《诗经》和战争中剖析这种现象。     

春秋时期的“以时禁发”生态意识及文化意义

"以时禁发"是指根据不同节令对捕杀某种生物的封禁和开放所作的明确规定.<左传><国语>对"以时禁发"生态意识有大量丰富的相关论述."以时禁发"生态意识产生的原因与我国古代对农业高度的重视以及古人仰观俯察、法天则地的"天人合一"思维方式有关."以时禁发"的生态意识,强调的是人应当遵循自然规律,"天人合一",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     

重审“经史之分”——检视皮锡瑞对《春秋》和《左传》的定性

晚清学者皮锡瑞《经学通论》在当前经学中影响力极大,书中宣称《春秋》是孔子所作的经,不是史。他严厉批判杜预,反对杜预以《左传》解读《春秋》的做法。按照"经史之分"的规定,《左传》被视为纯粹的史书,不宜用作诠释《春秋》。以此得出的结论,就是认为《春秋》和《左传》应该予以分拆,了不相干。然而,皮氏这一批评意见充满各种谬误,既误解杜预原来的本意,他所主张的"经史之分"也实不可靠。     

春秋时期“歌诗”、“诵诗”、“赋诗”辨微

春秋时期“歌诗”、“诵诗”和“赋诗”在形式、原则和功用上有很大区别,“歌诗”是乐工歌唱《诗》,重在突出其仪式功能,必须遵从“歌诗必类”的原则;“诵诗”是乐工抑扬顿挫地朗诵《诗》,重在表现它的讽刺效果;而绝大部分“赋诗”是公卿大夫近似于直白地朗诵《诗》,重在“言志”以凸显其政治效能和实用功能,“诵诗”和“赋诗”在“断章取义”的用诗原则下使用得相当灵活。     

论司马迁的儒学观

司马迁继承了孔子作《春秋》的基本精神,《春秋》笔法的伦理教化精神规定了司马迁对当代社会的高度关注,作为时代主流思潮的经学、儒学必然在其笔下得到如实反映;他本人的学术储备及家学的影响则使他能够对儒家经学及其他学术流派的剖析有准确把握,从而作用于其整体思想面貌的呈现,在人物时事的评论中透显着儒家思想学说的深刻烙印。这是由其贯彻《春秋》人文精神的立场决定的,也是他尊崇孔子、推重儒学之学术思想理念的落实。     

《左传》礼制与《周礼》合异探析

《左传》礼制与《周礼》所记相合处共161例,这就很能说明,《周礼》中的大部分内容与《左传》所反映的时代相去不远,反映的是古礼的真实面貌。《左传》《周礼》当中"禘祭、宗庙祭祀立尸、亳社、雩、赐鬯"是周礼;"饮至、朝会盟祭祀路过山川、烝"是春秋时期的礼。《周礼》与《左传》礼制不合者,有些是后代的变礼,有些是战国、秦时期,诸儒想恢复古礼的附益之文,但这并不能就此否定《周礼》与《左传》不合之礼的真实性。     

从《左传·僖公二十七年》看春秋时期的礼义教化

《左传·僖公二十七年》中有一段针对礼义教化的论断,从这段话出发,本文试图站在历史文化的视野上,综合《论语》、《诗经》,以马克思主义有关上层建筑的理论,分析春秋时代礼义教化的状况及其深层历史原因。     

春秋时期楚人的南土观念——以《左传》为中心

春秋时期楚人的南土观念,是楚人在春秋时期形成的地理思想观念,是对南方政治疆域空间的体认。随着出土文献的涌现,楚民族的北方起源与向南迁徙的历史得到了印证。《左传》书写中,楚民族的北方记忆铸就了楚人对征服北方的渴望,艰辛的南徙与创业经历促成了楚人对南土的地域意识。楚人效仿周王朝的都城格局,多次迁都以适应楚国在南方的扩土进程,且统一都城"郢"之称谓,使之成为镇抚南土的政治威权空间。《左传》对春秋时期楚人南土观念的地域意识、核心都城以及整体政治疆域空间的三重书写,体现了《左传》文本对于春秋时期诸侯征伐所致的地缘政治结构的理解与构建,亦反映出南北对抗的背景中楚人借鉴中原文化的政治理性精神。     

论春秋战国间的"爰田"制

"爰田"或作"辕田",是春秋战国间晋国和秦国实施的一种非常重要的土地制度.学术界长期以来把这种制度解释为"换田"或"换地换房",往往自相矛盾,越说使人越糊涂.根据史籍记载,考察这种制度产生的背景、原因,在晋、秦两国的实施情况及其在历史上的重大影响,并根据字书解释,考证"爰"和"辕"的真正意义,可以看出,"爰田"实际上是由于当时的形势需要而制定的为"引"导和结"援"而"上下相付"的赏田,从而正本清源,恢复历史的真实面貌.     

春秋以前的天概念

在中国古代哲学的研究中,学界一般认为天概念在春秋以前是单纬度的,即宗教之天。事实上,夏朝和商朝的天概念是宗教之天,但从周朝开始不再是单维的宗教之天,而是同时兼具了宗教之天与自然之天这两种内涵。这给春秋以降各个思想家从不同侧面出发对天概念进行迥异的具体阐释奠定了思想基础。只有弄清了这一点,才能对中国古代哲学的基本问题即天人关系问题有符合本初意义的理解。     

春秋时期郑、宋、卫世族政治的历史变迁

春秋时期，郑、宋、卫三国基本上是因循旧制，任用公族执政。但由于历史传统、现实国情不同，三国的世族政治亦表现出了不同的特色。郑国世族形成较晚，“七穆”兴起后，郑国形成了卿大夫执政制，诸卿互相制衡、联合执政，使郑国国内保持了相对的稳定。宋国政治的特点是君权较强，政权下移较缓，君权在与卿权的斗争中稍占上风。直至春秋末期，宋国政权才完全落入“戴氏”的手中。卫国在春秋早期社会矛盾的焦点是公室内部争夺君位的斗争。春秋中叶，卫国的世族势力壮大，公室与卿大夫之间的矛盾开始激化。春秋晚期，卫国君位争夺与君卿斗争互相交织，内乱频仍。南氏乘机崛起，并在战国时夺取了政权。尽管春秋时期郑、宋、卫的政治各具特色，但其总的发展趋势是相同的，即经过公室与世族、世族之间的激烈斗争，列国最终均出现了“礼乐征伐自大夫出”的政治局面。     

春秋时期的婚姻状况

春秋时期的婚姻既残存着氏族社会的原始与落后,也出现了封建社会的严格要求与束缚;既有母系氏族社会女性的自由,亦有封建社会男性的专权。而儒家礼制也开始以不可抗拒的力量登上了历史舞台。本文就春秋时期的婚姻进行了分析。     

春秋祖先神的神性职能

春秋祖先神的基本职能是保护族人,人与祖神的沟通方式主要有祭祀、祈祷和托梦。祖先成为宗族保护神的信仰基础是春秋人相信人祖之间具有永恒不变的血亲关系和利害攸关的依存关系。国君的祖先神则具有宗族保护神和国家保护神的双重神性职能。现实需要、社稷观念和宗法政治诸因素相互作用,使国君祖先神得以成为一国保护神,其中家天下的宗法政治文化环境中形成的权力结构亲族化和统治阶层世袭化,是特别值得关注的因素。春秋国君祖先神作为国家保护神,保护的对象本质上是列国君主及其宗族的家天下,而不是国中的民众。     

春秋时期婚姻形态略论

春秋时期随着社会的动荡与变革,邦国关系瞬息万变,传统的政治联姻已经无法像以前一样维系国与国之间稳固的联盟关系,人们的婚姻观念与贞节观念也因此产生了重大变化。春秋时期婚姻形态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复杂混乱局面,这些变化又进一步摧毁了以血缘为基础的宗法社会,促进了社会的变革,这也是周代礼制自身发展的结果。     

春秋：城邦社会与城邦气象

有一种精神是春秋精神,有一种文化是春秋文化,有一种风度是春秋风度,有一种气象是春秋气象。春秋时代是中国文化史上的轴心时代,形成这一时期文化风韵的基础是高度发达的城邑文明,春秋时代是典型的城邦时代,礼乐文明是以城邦文明为基础的。春秋时期完成了哲学的突破,以史学家为主体的哲学集团实现了哲学从神的哲学到人的哲学的转变,哲学达到了体系性的成熟。国史的出现意味着这一时期城邦史学的成熟,城邦史学的建立是以城邦自立为前提的。春秋还是君子由阶层的意义转向道德的意义,中国人的人格理想即君子人格。     

春秋时期伦理政治价值观的转向

春秋时期是社会政治结构发生大变革、各种矛盾冲突不断产生的时代,是殷周以来天命神权政治向伦理政治逐渐过渡和转向的时代。春秋时期伦理政治价值观的转向主要表现在殷周神权政治价值观的崩解、重人事轻神事,思想变迁与价值转向及民本论,奠定儒家民本主义思想基石三个方面。     

春秋聘问考

聘问是春秋时期列国邦交活动中的一项重要的礼仪，各诸侯之间聘任使往来频繁，仅见与《春秋》所记的聘问就达139次。对于这一问题的研究和考证，可以加深我们对春秋时期的政治制度、礼制及邦交等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