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玄宗后期政治格局与盛唐诗人的创作

唐玄宗后期的唐帝国在升平景象背后隐藏着诸多社会政治危机.随着李林甫等一批"干吏之士"走上政治舞台,唐代政治生活日趋失衡,引发许多盛唐诗人对个人政治前途的深切感慨.唐代大力拓边的军事政策导致内轻外重军事格局的形成,促使盛唐诗人更加深入地思考国家安危.还有一些诗人开始在对儒家政治思想的颂扬中寻求救治社会之道,表现出强烈的社会责任感.     

盛唐、“盛唐气象”与盛唐美学思想

若从审美活动的整体构成着眼，盛唐时期就并非如有些论者所认为的，是隋唐美学或整个中国美学思想史的低潮或沉寂阶段。相反，它是隋唐前期审美文化和美学思想空前兴盛与繁荣的阶段，在艺术审美的许多领域里，盛唐都具有它的创见性，既实现了对其时代艺术审美的理论自觉，又产生出对其以后美学思想的开启作用。而“盛唐气象”更将中国古典审美文化推向了雄浑与秀丽统一、“风骨”与“兴象”并重的丰厚境界和最高巅峰，并以其充盈圆熟、高苍浑朴的博大精神及多维指向，开启着中唐时期、甚至整个隋唐后期艺术审美的历史转换和更新。     

浅论中古审美“清”尚

“清”是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雅文化中极为重要的审美倾向，它孕育于儒、道哲学，经由魏晋玄学的培育而发展成熟，直接以审美的方式呈现出玄学精神，广泛流行于中古品评人物、文学批评之中，并且最终在文学创作领域完成了包融哲思与审美的“清”境的艺术实践。     

唐玄宗与“霓裳羽衣曲”

文中论述了唐玄宗的音乐才能，以及对盛唐音乐发展所作的贡献，并阐述唐玄宗创作《霓裳羽衣曲》的过程、内容和意图，同时也将该曲的曲律结构作以介绍。     

“盛唐气象”的分解

＂盛唐气象＂与盛唐诗坛的两大诗派和两大诗人密切相关,是盛唐诗歌的主旋律。＂盛唐气象＂在李白的诗歌中,是以名士气象的形式表现出来的;在杜甫的诗歌中,则是以儒生气象的形式表现的。同时,＂盛唐气象＂还表现为山水田园诗中的隐士气象和边塞诗中的英雄气象。     

评唐玄宗朝“吏治与文学之争”——兼论盛唐气象的形成及其历史意蕴

关于唐玄宗时期存在着“吏治与文学之争”的论题，学术界一直有着不同的见解。“吏治与文学之争”的主要表现，开元初期是姚崇与张说之间的明争暗斗，开元中期是张说与宇文融、崔隐甫之间的政治较量，开元后期则是张九龄与李林甫之间的矛盾与冲突。其间“吏治与文学之争”只是这场党争的表现形态，它不是这场斗争的主要内涵，不是它的焦点，更不是它的本质。封建专制下的权力游戏、君王个人意志的转移以及集团性的腐败，是这场斗争的根源与本质。这使得开元、天宝的朝政由明转暗，文人的人生旅程充满了挫折与苦难，从而为盛唐诗歌注入了沉郁顿挫、雄健苍凉的内质。     

论晚清时期的货币与币制变革

晚清时期,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变化,货币和货币制度发生了巨大变革,银两与制钱并行的货币体系逐步动摇并解体,银本位的货币运行原则最终确立起来.晚清时期的货币和货币制度的变革是货币体系由传统向现代迈进的重要一步,同时也反映了中国经济的近代化历程.文章着重考察了晚清时期银元、铜元、纸币等新的货币种类的出现及其对银两和制钱的替代,货币制度的变革以及清末的货币流通量.     

论“盛唐气象”与盛唐诗序的文体特征

盛唐气象是盛唐时代精神的特征,是盛唐文化诗性品质的内核,在盛唐诗序中也有典型表现。具体为:从君王到普通诗人对国家、民族和自己的前途充满高度的自信,展现出蒸蒸日上的气象及宁静平和的氛围;展现出人们逸兴标举的精神状态、积极进取的豪迈情怀及恢宏壮丽的惊人想象;也体现在衰颓乱世时,人们对盛唐充满无限的追慕。从文体演变角度看,盛唐诗序处于由骈体向散体演进的过渡状态,具有骈散交织的特点,具有追求华丽壮大、气势雄浑的诗性品质,是诗序文体发展的重要阶段。     

朱自清对尚“清”意识的再发现与重新建构

朱自清由原名“自华”改为“自清”虽为个人化举动却蕴涵深意,是对传统美学中尚“清”理念的接续和对尚“清”意识的再发现,同时也意味着朱自清在自身性格、言行、精神境界的自我设定上对“自清”之路的选择。然而,朱自清在“自清”的自我选择与时代语境、责任担当之间一直“不宁静”,折射出一代知识分子彷徨纠结的心智状态。故而,朱自清以散文、诗歌、文论等文本对尚“清”理念进行重新建构,使文本成为其“暂时超然”于“不宁静”状态的精神支点。     

“清”与魏晋审美精神

魏晋时代的自由解放思潮,孕育了觉醒的主体意识和自觉的审美精神,推崇“清”成为时尚。以“清”为美,“清”在玄学清谈的氛围中升华为一个重要的审美范畴;“清”的人格之美、风度之美和艺术之美,充分体现了中国的独特的审美精神。     

盛唐“齐梁体”诗及相关问题考论

齐梁体诗是盛唐诗人在近体律诗定型后刻意仿效齐梁诗风或诗律而创作的一种新诗体。岑参《夜过磐豆隔河望永乐寄闺中效齐梁体》诗不仅在表现题材和诗情、诗境等方面效齐梁赠妇寄闺之作,而且在写法上也通篇皆对、假物比象,充分体现了齐梁体绮秀映带的艺术特点。王昌龄《诗格》齐梁调声条反映了盛唐人对齐梁体诗调声之术的初步认识和理论总结,后人谓唐代即有齐梁调诗是对此书原文的误读。杜甫戏作的吴体诗《愁》与唐人所作、所论齐梁体在诗歌体式和格律方面均有显著之差异,吴体与齐梁体是截然不同的两种诗体。盛唐人之所以不太热衷创作齐梁体诗,存在主客观两方面的因素,而时人普遍对齐梁绮靡诗风和严苛诗律持批判态度是其中主要原因。     

再谈王维提出的“天机清妙”

王维提出了一个关于山水审美活动中＂天机清妙＂的命题。这是他＂自觉＂的经验总结,同时也是中国山水审美及文艺理论中最具价值却长期被忽略了的宝贵遗产之一。＂天机＂本指自然天性,源出《庄子》。其意蕴发展,到王维时代已大有内涵。王维之前或同时代,人们以＂天机＂一词加＂骏利＂＂俊发＂＂畅＂＂精＂等词,言说审美和文学艺术思维活动中的精神状态、灵感才思之情形。王维则以＂清妙＂作为＂天机＂的最佳状态与品质。＂清妙＂是一个意蕴很丰厚且极具审美面向的词语。王维本人极具＂天机清妙＂的资质。     

晚清时期西方人体生理知识在华传播与本土化

基督教传教士在晚清时期西方人体生理知识在华传播过程中发挥了主要作用.传教士从传教需要和普世关怀的双重动机出发,在数十年的时间内系统地从事将两方人体生理学知识与其他两学知识一道输入中国的事业.在此过程中的代表人物有合信、柯为良、德贞、傅恒理、惠亨通等人.传教士不仪编撰了有关人体生理学的学术著作,而且写作并刊行了众多通俗性小册子,并在报刊杂志上发表大量文章,对大众进行知识普及.在长期传播过程中,西方人体生理知识逐渐进入中国本土知识体系,从清末开始对中国近代思想文化产生不同层次的影响,最终以进入国家教育体系为标志,确立了其在中国社会文化中的位置.     

论东坡“清”词的审美意蕴

东坡"清"词有着丰富的审美意蕴,其中的"清"主要指向客观的自然景物、主体的审美心境以及诗乐的独特格致,但很多时候这几种意蕴在东坡"清"词中是合而为一的,即东坡"清"词从整体上呈现出了独特的"清"美。     

公案小说与侦探小说在晚清时期的“合流”

在传统的文学史叙述中,明清以来的公案小说在进入晚清以后呈现出逐步衰落的发展态势。尤其在西方侦探小说译介并进入中国之后,公案小说更是被认为为侦探小说所取代,这一过程通常被形象地描述为"包拯与福尔摩斯交接班"。但在公案小说与侦探小说此消彼长、前后更替的表层现象之下,两类小说之间其实产生了一系列更为复杂的文本纠葛和对话关系。通过对公案小说如何受西方侦探小说影响及其在文本内部发生的种种微妙变化的分析研究,可以发现,这种影响并非是单向度的,公案小说反过来又潜在地、持续不断地影响着中国侦探小说的理论和创作,二者最终形成"合流",发展成为具有中国本土特色的侦探小说。     

《人物志》“清”范畴意义论析

“清”范畴是中国古典文学批评中一个重要的理论范畴,在这一理论范畴的流变过程中,我国第一部才性理论专著《人物志》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人物志》中的“清”主要有三种含义：指阴阳之气或五行之气交合时的一种理想状态;指人的道德,用以形容人高尚的道德;指道家思想的清静无为。     

王士礻真尚“清”书学思想的教育视野

王士礻真书学思想受老庄思想与魏晋玄学的影响,以“清”为尚,形成了他独具魅力的审美观。本文从淡、远两个方面来分析其虚静、空灵的主体人格,并对其书学思想的根源———对魏晋士人的向往与具有的类似魏晋士人性情的言谈举止加以介绍。     

论晚清至“五四”诗歌的“言说方式”——兼及诗学与诗歌史的辩证

晚清至五四诗歌由旧而新的变迁,既源于语言形式的构造也出自现代经验的催逼,但如何理解文类内部和外部的错综关系,避免把它们或割据式地单独处置或牵强地缝合粘连,实为把握该时段诗歌的关键和难点。言说方式因而作如此构拟,即现代性的运作被语言知觉时即成了内部与外部的混融,它寄身于形式与经验交织的纹路中,改变诗,也被诗所改变。据此,言说方式必须挣脱静止的、惰性的结构,为从根本上克服时间性难题这一哲学和美学的拷问而赢得合法性。它由诗学的诉求而至诗歌史的关切,且在二者的互为征显中,最终作为一个面向诗学与诗歌史双重目标的概念,体现结构与运动、共时性与历史性的辩证法品格。在此基础上,该时段的诗歌在体式与经验之间不间断地角力、相斥与包容,就可以恰当地理解为,诗的异动和凝聚相生、变奏与重建共存的过程。     

“以夷制夷”与晚清外交

“以夷制夷”是清政府在其后期推行的主要外交策略。它的实施表现出牺牲性和屈从性两大特点, 最终以失败而告结束。究其失败的根本原因, 本文认为, 在于当时国家内部政治的腐败和经济的落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