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土地治理的规划权体系构建

中国土地管理以用途管制为手段,"管制与规划"构成了土地治理的双轨模式。以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为核心构建土地规划权体系,需要从不同角度梳理规划权的内容,以分级分类的方式对农用地、建设用地和未利用地进行合理规划,将"校正型、融合型、消极型"规划权与用途管制相接轨,搭建规划权体系的三层架构。土地规划权概念应作扩张性解释,除宏观层面的土地利用总体设计之外,还应包括微观层面的具体行政行为。在重视农民土地财产权保护的趋势下,不宜孤立地践行规划权的行政强制性,而是应当通过事先与事后相结合的规划模式与私权形成互动,从而协调规划权权力束与土地财产性权利束之间的关系,实现土地规划权内部体系和外部体系的统一。     

土地利用规划权力规制研究

纵观西方国家的土地利用规划权力制度无不采取市场导向模式,即政府干预、控制越来越少,政府在规划中的干预仅限于保障土地市场的正确运行。因此,土地利用规划权力正当性的判断标准应当从完全协调的行政管制模式向去集权化的市场治理模式转变。从政府规划权限标准来看,政府应当在土地利用规划中采取有限干预;从政府介入规划手段标准来看,政府应当运用激励性管制机制;从规划主体地位标准来看,在土地利用规划权力行使中需要规划主体与相对方双方平等协商,从政府权力制约的标准看,应当从实体加强对规划权力的实体控制和程序控制。     

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的现实困境与理论误区——以“同地同权”切入

允许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与国有建设用地"同地同权""同等入市",进而建立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是当下和未来一段时期我国农村土地产权制度改革的方向。如果不对土地的用途管制、规划条件和使用方式进行具体界定,将难以实现"同地同权",也会夸大市场机制在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一级市场"形成中的作用,进而催生土地食利阶层。由此折射出学界讨论方式的不足:不应从抽象原则出发讨论问题,而要回到现实世界,强调土地的通途管制、规划条件和使用方式的差异性,以及关注差异性所带来的可能后果。     

中国城镇化中政府行为之法律分析

中国的城镇化离不开政府的有效介入和适度干预,但政府的介入与干预是一把"双刃剑",因此需将其置于法治框架内,而对政府行为予以法律规制的前提则是要对城镇化中的政府行为予以分析,以厘清法律规制的应有对象。在城镇化中,政府的介入与干预主要体现为政治决策、行政规划以及土地征收等,由于政治决策的特殊性,对其进行规制应主要依赖于民主政治的完善而非法律制度的创新,因而,对政府行为予以法律规制的重点在于行政规划和土地征收。     

快速转型期农村土地利用方式的变迁——一个东部沿海村落的个案解析

在城镇化和工业化“双重”快速转型且互相交织的背景下,用地数量急剧扩张,成为当前“三农”问题和社会经济持续发展的矛盾焦点之一.作者以东部沿海J村为例,描述其土地利用方式由家庭承包到土地入股、土地出租的变迁,认为其最终利用方式——“土地出租”是在现有制度框架下,进行市场分工、规避风险的优化选择,不失为让农民获得土地级差收益、分享工业化成果的有效途径,是增加农民收入的重要突破口,应该成为土地制度改革的重要内容.但这与土地征用管制等现行法律和政策不协调,必须建立土地出租管理机制、利益分配机制,实现土地流转机制等制度的有效“跟进”.     

县级政府社会性管制市场分类管理模型分析

治理政府管制的内外环境,矫正管制失灵,一方面要通过改革现行政府运作体制、变革管制方式、引入失信惩戒机制等政府运作模式改革来进行;另一方面,更应该科学研究市场,实行分类管理。县级政府社会性管制市场分类管理模型将直观的显示分类管理的现实意义。     

城市土地征收、储备、出让改革联动述论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市土地经历了从无偿划拨到有偿使用的管理转变,土地资源配置市场化机制逐步建立,但城镇化的成本支付和土地待遇的公平分配等方面还有待完善,需要更好地发挥城市土地的效用.回顾关于土地征收、储备、出让改革的研究成果,土地征收制度尚存在公共利益界定不明和征地补偿偏低等问题,土地储备制度尚存在运行缺乏统一规范、资金短缺、制度不健全、管理不科学等问题,土地出让制度在方式方法、用途管制及出让金的使用分配等方面有待完善.要解决上述问题,必须深化城市土地管理改革,并应强化统筹协调,努力实现各项改革的联动及与其他领域改革的协同.应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进一步深化对城市土地管理改革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总结,尤其要重视和强化对相关改革联动的研究和探索.     

集体土地征收收益分配改革构想——以福州、泉州两市为例

对福州、泉州两市城镇化进程中农村集体土地征收的调查显示,当前农村集体土地征收收益分配存在的主要问题是:征地补偿数额与被征地农民心理预期仍存在较大落差;失地农民对安置仍感到不尽如人意。改革农村集体土地征收收益分配必须坚持以人为本、坚持统筹兼顾的指导思想;遵循增值合理分配、社会保障适度、支持科学发展、标准有限差异的基本原则。创新我国集体土地征收收益分配的改革必须:健全被征地农民的利益表达机制;改革土地出让收益管理制度;创新土地出让增值收益的利益分享机制;要创新土地供应管理模式,建立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完善被征地农民的保障机制。     

中国城镇化“推进模式”研究

从城镇化的动力机制和空间模式两个视角理解中国城镇化"推进模式"的特征,发现中国城镇化的突出特征是政府主导、大范围规划、整体推动、土地的国家或集体所有、空间上有明显的跳跃性、民间社会尚不具备自发推进城镇化的条件等。可将我国城镇化"推进模式"区分为七种类型:建立开发区、建设新区和新城、城市扩展、旧城改造、建设中央商务区、乡镇产业化和村庄产业化。政府主导的城镇化推进模式充分体现了中国的制度创新性及灵活性,但如何更尊重客观经济规律,促进政府与民众良性互动,以实现城市增长的公平正义,亦为亟待研究和解决的重大问题。     

论市场进入的政府管制

市场进入管制是政府经济管理职能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政府为了防止自然垄断、信息不对称等因素所造成的资源配置扭曲,而通过审批、许可等法律、行政手段对企业市场进入的限制。但我国政府对市场进入管制,除了上述原因之外,还与我国广泛存在的市场进入壁垒的制度性失效有关,市场进入政府管制的宗旨是增加社会福利,但在实际运作中却常常偏离上述目标,造成市场管制的低效。因此必须改革进入管制机制,诸如增进进入管制法制化建设,放松进入管制,加强进入管制的激励性等,都是提高进入管制效率的重要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