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边缘走向中心——莫言小说《红高粱》经典化的历史探析

文学批评对文学创作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优秀的作家往往和优秀的批评家联袂而生。莫言小说《红高粱》的经典化,自然也离不开批评家和文学史家的参与。正是如此之多的批评家和文学史家的参与,才使得莫言其人其文的精神内涵获得了不断的增殖。同时,大众传媒的介入对于《红高粱》的经典化也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历史地看,莫言小说《红高粱》的经典化过程,正是一个从文学边缘到文学中心的位移过程。在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当下,重新反观莫言小说《红高粱》的经典化过程,对文学作品持以既不"棒杀"也不"捧杀"的公允态度,对新世纪文学的健康发展具有普遍的启示意义。     

诗化小说改编电影中的叙事策略研究

20世纪80年代,随着改编和叙事理论在电影中的相互渗透,不为传统电影所接纳的诗化小说进入了改编视野,在非线性叙事、韵律化语言及抒情性主题方面,同脱离了戏剧拐杖、寻求自身语言发展的电影媒介产生了契合.诗化小说的电影改编考察此类(不以故事为中心的)文本向电影转化过程中的叙事策略,认为在故事内容方面,变情节结构为情感结构,由主观性鲜明的叙述者现身主导叙事的走向;在叙事话语方面,化现实空间为内心空间,以现代化的电影语言打造如诗般的影像意境.改编后的影片以其鲜明的叙事抒情化和影像写意化,树立了属于诗化电影的独特风格,为中国电影拓展了富有东方审美意趣的影像类型,为中国电影意境论的理论建设丰富了案例,也为当代融媒体背景下的中国电影创作提供了参照.     

大众文化语境下新生代小说的叙事策略

面对大众文化的挑战,新生代作家从解决雅俗分歧入手,不失时机地在小说创作中采取了一种折衷主义式的叙事策略:与大众审美趣味、审美方式的现实转换保持同步,以欲望化、时尚化、复制化的书写方式揭示边缘化人生的人性底蕴与生命内涵。新生代作家的创作焦虑由此获得了一次最为现实的释放,其文本也为当代小说的发展趋向提供了可资借鉴的“参数”。     

论新时期小说情爱叙事的电影改编

小说情爱叙事的电影化实际上可以看作是小说的一种传播形式,电影中的情爱叙事与小说原著的差异是简单的,但背后的原因是复杂的。从爱情对专制的控诉到爱情的存在主题,从“移植”、“强化”、“改写”等几种不同的改编方式中,《被爱情遗忘的角落》等九部电影对小说情爱叙事的改编,见证了中国新时期以来文学的历史变革和多元化文化的形成。     

人文学科视阈下叙事学的发展趋向

叙事学是一门人文学科。从这个视阈下观察它的发展趋向,有如下特点:第一,从叙事语法到叙事语用。经典叙事学阶段的叙事语法研究旨在建立一套叙事的普遍规则和符号系统,所以它关注叙事文本的普遍性,而悬置差异性、个别性。这与人文学科致力于"具体化""个别化"的研究方向有相悖之势。叙事学的研究必须将普遍性与个别性结合起来。后经典叙事学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对经典叙事学的研究领域进行了开疆拓土的工作,那就是从叙事语法走向叙事语用。第二,从"解释"到"理解"。叙事学从注重解释叙事是如何表达意义,到注重理解叙事表达了什么意义,体现了从偏重科学方法到偏重人文方法的转向。第三,价值判断从悬置到回归。价值判断是人文学科的重要特点,而价值判断的前提是意义阐释。因此后经典阶段叙事学呈现出以下特点:将形式研究和意义阐释、价值判断联系起来;从偏重叙事诗学到叙事诗学与叙事批评并重。     

时间维度下现代小说叙事艺术变革

时间作为现代小说叙事艺术的重要一维,对现代小说的内容、形式、结构等均具有重要影响。中国现代小说在其从传统向现代的历史转型过程中,蕴含独特时间形式与审美意义。从现代小说时间观念变革新方向、文本时间设置与叙事功能、时间形式的叙事意义等方面,可以透视出现代小说家们在其文学实践中的时间艺术策略与小说文本的独特审美旨趣。     

“以文为戏”——试论明清小说评点文本的戏谑化书写

作为中国古典文论的典范样式,明清小说评点以其鲜明的叙事形态、艺术特征和时代特色而著称于世,作为特定时代的文化产物,小说评点文本中戏谑化的艺术书写既是对评点者"以文为戏"审美旨趣在新的文本样式中的理论阐发,又是评点者对戏曲文化深入关照和体认的思想结晶,它为小说评点文本的"跨文化"书写赋予了颇具代表性的典范意义。     

穿越形式与意味的隔膜——苏童小说的意象营构

苏童在其小说中营构了大量意象,其中的色彩意象与隐喻意象最为出色。面对文本中高度密集化的意象,苏童采取了三个方面的梳理策略。文章重点对苏童文本的叙事个性进行定位,认为苏童创造了一种意象化的叙事模式,并进一步从三个方面对苏童小说文本意象化的叙事品格进行了定位和描述。     

幻:中国古代小说的一种审美形态

从中国小说的起源上看,源自于民间神仙信仰的"幻化生成"使古代小说包含了"幻"的特质,后经佛教文化的浸染,其想象空间得以拓展和深化。"幻"如同一种文化因子,在中国古代小说的发展和演变历程中从未消失。从以神仙妖怪的传说幻境为主的普泛叙事,逐渐衍化为一种情节类型和文学结构手段,"幻"成为贯穿中国古代小说的一种叙事传统和审美形态。这种形态在经典的史传"信实"传统之外,一直本真地存在于中国古代小说中。     

明清小说评点文本中的意象化书写及其互文指向

作为中国古代艺术理论中特有的批评形式与立论方法,意象批评在明清小说评点文本中的承继与衍化是对传统书画诗文意象化书写的文体拓展与文本深化,其在评点文本中引发的叙事模式的改变对小说评点文本的叙事结构、情节处理、文法特征乃至语言技巧都带来了深远影响。评点文本中的意象化书写多取材于传统画论的审美特征又在小说理论与传统画论之间架构了互文的桥梁,它将明清叙事性作品的互文性导向凸显,其对小说批评理论体系的建构与成熟所产生的意义值得进一步深入思考。     

《城南旧事》改编中的散文化风格问题探析

电影《城南旧事》改编的成功,与其笼统地归功于对小说原著的忠实,不如更准确地说,是电影忠实于并强化了小说原著那种以"淡淡的哀愁,沉沉的相思"为基调的散文化风格。本文试图通过对小说文本、电影剧本和剪辑完成的电影之间的详细比较,考察从小说到电影这一改编过程中对风格问题的处理,探析散文式电影改编的艺术技巧和成功经验。     

托尼·莫里森新作《家》的叙事策略

莫里森在新作《家》中第一次在第一人称内聚焦和第三人称零聚焦的二声部复调叙事中,运用了"消解"和"疏离"的叙事手法,呈现出内聚焦叙事不断挑战、质疑传统"全知全能"的零聚焦叙事的叙事现象,在现实主义写实和白描中渗透了后现代叙事理念和元小说特征,为莫里森的后续研究和未来的小说叙事探讨提供了参考性文本。同时,小说采用了非线性和场景循环的叙事结构,运用了陌生化的叙事语言,对于文本意义的阐释和解读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展现了独特的叙事风格。     

诗思交融:陈映真创作文本的叙事策略与语言风格

在鲁迅、契诃夫等作家的影响之下,陈映真的创作文本突破了中国传统小说中历久承传的经典叙事模式,选取了诗思交融的叙事策略,即淡化甚至消解故事情节,消弱矛盾冲突,诗意地描摩人物角色的心态情绪和置身的氛围情境,并以之熔铸知性思想,表现特定主题意旨。同时,在这种诗思交融的叙事策略的运作下,其叙述语言也诗思并举承载其批判和审美内涵,进而使小说文本溢满知性与诗意。     

荒诞视角建构的小说文本语境

荒诞视角是当代小说文本建构具有策略性意义的视角,它从美学原理出发,以颠覆为基准构建特殊的小说文本语境,在看似荒诞中体现深刻的蕴涵。荒诞视角主要由叙事者本身的荒诞与叙事对象的荒诞构成,由此延伸到整个小说文本语境的荒诞。荒诞视角投射下的荒诞文本语境,常由情节结构的荒诞体现。荒诞的时空调配,荒诞的人物关系,荒诞的语言表述构成了荒诞的情节结构。以荒诞视角创造的小说荒诞世界因具有"新的价值取向"而具有了审美价值,探求荒诞构思中的深层意蕴就是对荒诞文本语境的审美过程。     

新世纪小说影像化修辞设置

新世纪小说叙述的"影像化"意味,主要来自独特的影像化修辞设置,本文以《天鹅绒》、《望着你》、《陆犯焉识》等为例,分析新世纪小说各类影像性修辞设置在文本中的配合;探讨相对于其他非影像性文本,所表现出的"叙述的场面化"、"人物对话的叙事化"的总体特点。这些影像化修辞设置营造了新世纪小说独特的叙事效果。     

于“穿插藏闪”中尽显艺术匠心——《海上花列传》叙事结构分析

<海上花列传>的叙事结构由作者韩邦庆在例言中总结为"穿插藏闪".文章在文本细读的基础上分析了这一叙事技巧在小说中的具体运用:由具结构价值的人物作为外在纽带沟通叙事单元;用"穿插之法"使叙事线索"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形成结构上错落有致、摇曳变化的审美效果;大量的"背面文字"使情节前后照应,结构更为严谨细密,在"藏闪"中流露出曲折的含蓄美.这一结构方法是从传统小说技巧中幻化而来,但其创造性的灵活运用成为小说的一大艺术亮点.     

沙汀三十年代短篇小说艺术的叙事学研究

沙汀是一位别具风格的作家,他在20世纪30年代创作的一系列短篇小说比较典型的体现了他的风格特点.过去我们习惯于以传统的理论解读分析其艺术风格,而从小说叙事学角度看,沙汀这一时期的短篇小说,叙事视角富于变化,通过视角的调控,透视人物,推动故事的展开;善于通过悬念和"叙事人"情感的控制,在读者和文本之间形成具有间离效果的叙事距离;其小说文本中不少是采用双层结构的方式,这些均可窥见沙汀小说审美风格形成内在原因.     

知识分子的民间想象——论莫言《红高粱家族》故事叙事的文本意义

《红高粱家族》是具有新时期文学转型意义的一部作品,莫言以知识分子的"民间"想象创造了一个神奇的"高粱地"世界,并以精英文化的固有品质激活了民族种群的生命意志,进而在"自然"中"自由"地展示了"自为"精神,创造性地表达了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人文情怀。《红高粱家族》打破了传统叙事的时空界限,颠覆了红色经典的审美法则,其强烈的浪漫主义色彩与大胆的反抗叛逆情绪,直接奠定了它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价值与地位。     

论《边城》对民俗的叙事建构

沈从文小说<边城>对民俗进行了多种叙事建构,作者从个体的区域文化意识和小说审美的叙事意识出发,在话语层面对民俗进行了一种主动的叙事建构.通过民俗叙事的场景化、情节化和意象化三种方式,在面、线、点三个方面建构了小说的民俗叙事,体现出作家较强的主体性和自觉性.     

论书信在小说中的叙事功能

书信不仅是人类思想和情感的重要载体,同时也承载着人类发展史上的一段文化印迹。在传统书信渐渐淡出人们视野的信息化时代,它曾经所担当的历史使命和艺术价值只有在文学作品中才能永不褪色。书信体小说开启了书信叙事的新篇章,书信在小说中不仅可以发挥"编织"叙事文本、整合叙事结构的功能,还能够让读者了解到书信"八卦"对于女性的特殊意义,并且感知到叙事文本中各种鲜活的人物情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