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声音商标的可注册性

显著性和可视性是商标获准注册的要件,有些国家和地区已通过法律修订或司法解释等手段,确认了声音商标的可注册性.特别的声音标志本身具有"显著性",普通的声音标志可通过使用获得"显著性";声音商标的内涵可通过图形、文字描述和其他手段表达出来,能满足注册商标的"可视性"要求.声音商标注册已成国际趋势,申请在中国注册的外国商标数量及种类不断增加,中国应该承认声音商标的可注册性.     

商标显著性的分类、认定及保护

商标的显著性问题是《商标法》不容回避的一个重要问题,具有显著性的商标有利于消费者选购商品,能促使生产者提高商品质量,有利于开展竞争,提高社会经济效益。研究和分析商标的显著性,以及其法律方面保护的问题,对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有着重要的意义。从商标的显著性的含义、分类以及商标显著性的认定保护等问题进行分析,加强对商标显著性认定和保护的认识。     

论我国地名商标法律制度的完善

描述产品地理来源的地名商标,由于缺乏足够的显著性,而且由特定经营者独享后将导致其他人处于市场竞争上的不利状态,因此在未获得第二含义之前不能注册.我国<商标法>规定,县级以上行政区划的地名或者公众知晓的外国地名不得作为商标,该规定不符合商标法理论.我国在第三次修改<商标法>时.应将地名商标作为描述性商标看待,并允许获得第二含义的地名商标申请注册.     

声音商标的保护研究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声音商标等新型商标纷纷出现。其与传统商标一样,凝聚着现代企业的商誉和市场竞争力,具有极大的经济价值。我国《商标法》自2013年修订开始给声音商标的注册和保护提供明确的法律依据。随着未来我国声音商标成功获得注册数量的增多,声音商标也会像传统商标一样面临被侵权的风险,因此本文旨在从声音商标近似和混淆可能性判断标准、驰名声音商标认定与保护、声音商标反淡化保护等角度探讨声音商标与传统商标保护的共同点与特殊点,提出完善我国声音商标保护体系的相关建议。     

论重大行政决策合法性审查机制的完善

合法性审查是重大行政决策法治化的关键环节和重要保障。由于缺乏统一的上位法指引,我国重大决策合法性审查制度在实践运行中存在审查主体独立性不强、审查范围宽窄不一、审查标准各异、审查的法律效力不高等现象。因此,需要建立科学的合法性审查机制,着重解决重大决策合法性审查的主体、范围、标准和审查效力等核心问题。具体而言,应由政府法律顾问承担重大行政决策的合法性审查职能以确保审查主体的独立性与专业性;在穷尽列举重大行政决策范围的同时编制重大行政决策事项年度目录;建立包括主体、职权、内容、程序、目的在内的合法性审查标准;实现审查意见的类型化并强化其法律效力。     

论对行政立法的司法审查

司法监督控制是保障行政立法正当性最终的、最有效的机制,目前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都存在对行政立法的司法审查制度。广义的司法审查包括司法机关对立法行为和行政行为的全面审查。我国目前的行政诉讼并不能代表全部司法审查,因为它仅限于对具体行政行为的审查。对行政立法的司法审查包括对行政立法的合宪性审查和合法性审查、对授权法(法律)和授权立法(行政立法)的审查,必然涉及违宪审查的问题,同时也必然涉及行政立法之外的抽象行政行为的审查,因此,我们讨论的领域不得不适当拓宽。     

试论商标淡化的立法与完善

现阶段我们应立足本国国情,重新检视我国商标淡化立法,着眼于以下思路进一步完善我国商标淡化立法：明确统一商标淡化行为的性质;将商标淡化立法纳入《商标法》;科学界定商标淡化的法律概念;明确商标淡化的具体方式。     

宪法程序的结构及其完善

宪法程序是宪政的基础。宪法程序整体上由宪法变动程序、宪法实施程序和宪法监督程序构成,具有整体性、层次性、至上性、复合性、开放性、自治性等特征。为了促进我国社会结构的转型和政治体制的改革,应该完善宪法变动程序的结构,建构完整的宪法实施程序,重构宪法监督程序,充分发挥宪法程序的秩序建构和合法化作用。     

汉代监察与社会运行机制述论

汉代监察体系是封建政治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不仅在巩固封建专制统治、维护封建社会的稳定和发展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而且也为后世积累了丰富的文化遗产和可资借鉴的宝贵经验。运用社会思想史理论,从社会运行向度和维度两个层面论述汉代监察体系调控机制,其主要目的在于探讨汉代监察制度的得失,从而为我国当代监察制度及社会主义民主法治建设提供历史参考。     

试析政治仪式中的声音符号及其象征意义

声音符号是政治仪式中的常见元素,与政治社会的基本规范之间存在密切的映射关系。在政治仪式中,声音符号的力量被编码为一种象征性的权力形态,其象征意义在日常政治生活中经过解码后被转换为政治权力。在不断重复的从象征权力到政治权力的编码和解码过程中,声音符号通过替换、消除、依附和"独奏"等各种方式,实现权力的生产和再生产,并最终服务于政治合法性的建构。     

反思满意化模式及其理论基础

在教育政策和教育管理研究中,有限理性和满意化模式的理论,得到广泛的介绍和宣传。这些研究未曾关注赫伯特·A·西蒙的理论的另一面：研究理性的限度是为了改变理性的限度,寻找提高决策的理性水平的良方。接受和倡导有限理性的可能后果是,先验地认定理性是有限的,从而合理化人类有史以来的一切公共决策,并放弃提高决策的理性水平的探索。何况,满意化模式本身存在若干缺陷：人性倾向于追求效用最大化而不是效用满意化,不追求“最好”难以保证不断地获得“更好”,满意的决策标准不容易确定,满意的主体问题,等等。     

论农民工的适当生活水准权与社会保障制度的完善

“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是我国宪法确立的基本原则,适当生活水准权是国际人权公约确立的基本人权。在我国现有社会保障体制条件下,农民工作为夹在城镇和农村之间的边缘人,他们享受适当生活水准权的情况具有相当的特殊性。我们要认真分析农民工的特点,建立有效的社会保障方式,充分发挥社区社会保障的作用,改革户籍制度,完善相关法制,建立和完善对社会保障(保险)基金上的监督机制,以切实保障农民工的适当生活水准权。     

论多元文化价值观存在的根据及意义

多元文化价值观是无庸置疑的历史和现实存在。由于历史与现实的主体形态是多样化、多层次性的,不同主体在生存环境、生活方式、意识形态和文化传统等方面存在差别和对立,并具有不尽相同的现实利益、需要和能力,因而不同主体之间必然产生个性化、多样性的文化价值观。文化价值观的个性、多样性不仅是普世文化价值观的前提和基础,而且相对于普世文化价值观,它本身也具有存在的充足理由和意义。在全球化时代,必须在多元民族文化与普世文化价值观之间保持必要的张力,在丰富发达的民族文化基础上,寻求最低限度的普世文化价值观。     

社会良性运行的政治调节机制及其优化

政治调节机制的基本涵义凸显政治的公共性,其目标是实现社会的和谐和社会的良性运行.从社会整体结构,即实现政治、经济和社会(狭义)体系的良性运行来看,政治调节机制至关重要.从政治主体理性的视角来看,法律和政策是主体理性的外在调节机制,道德和宗教是主体理性的内在调节机制,而妥协和宽容是主体间理性的调节机制,实现社会良性运行需要优化政治调节机制的结构和基本形式.     

服务行政的“公民”本位及其政治哲学基础

作为管理行政的替代模式,服务行政是以公民为本位,按照公民意志组建起来的以公共服务为宗旨并承担着服务责任的行政模式。服务行政的政治哲学基础可以从政治价值取向、政治合法性和政治功效角度加以理解。社会公正、法治和责任是服务行政的政治价值取向,彰显民意、服务与合作、公民参与是服务行政政治合法性的根源,而服务行政的政治功效是有助于维系政府的合法化存续、推动民主政治发展和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服务行政存在许多值得反思与批判的缺陷:个人自由隐形的萎缩、服务行政的低效率、服务行政的理想化色彩等。探讨服务行政的政治哲学基础,对于旨在完善学科体系的公共行政学具有尤其重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