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期工业改革小说简论

：７０年代末蒋子龙《乔厂长上任记》的发表,为变革时代的文学主题吹响了第一声号角,它是工业改革小说的先声。尽管现在对其评价褒贬不一,但是作为一种文学史现象,它是客观存在。本文对新时期工业改革小说“先锋”作家及其得失进行了必要的分析     

工业题材小说创作的新发展——谈蒋子龙工业题材小说创作的成就

在文艺创作中,工业题材创作是个"老大难"问题.然而在粉碎"四人帮"后,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情况发生了值得重视的变化,工业题材的小说创作出现了令人振奋的兴旺景象.蒋子龙的《乔厂长上任记》开创了新局面.在他之后,又有一批中、青年作家继起.     

《乔厂长上任记》在新时期文学中的意义

《乔厂长上任记》无疑是改革文学的开山之作。乔光朴作为改革文学主人公的代表,具有了"类"的意义,他与海明威的"硬汉"形象又有精神上永不言败的相通之处。在特定历史阶段,这种硬汉精神与大众的阅读心理期待达成默契,其影响是不容忽视的。     

蕴涵“力”和“美”的时代进行曲——蒋子龙小说创作风格初探

一年多来,以描写现代工厂生活见长的蒋子龙,继成名作《乔厂长上任记》之后,又陆续发表了十多篇耐人寻味的小说。这些作品,以其刚健的笔力、粗犷的气质、激越的基调,生动而有力地刻画了富有时代特征的新型战士“进攻的性格”,深刻而强烈地揭示出社会主义设建的艰巨性和复杂性,从     

苏童的“归路”与“迷途”——以《河岸》《黄雀记》为中心

20世纪80年代末以降,苏童开始有意识地从先锋小说阵营中"撤退",小说创作上主动承袭和回归到旧有文学中完整故事情节、相对饱满的人物形象以及相对明确的主题意蕴等叙事方式上来,这些转型给苏童带来广阔的创作空间。但是,长篇《河岸》和《黄雀记》缺乏对造成历史悲剧元素的深度追问,直接导致其文本主旨意蕴上的漂浮不定,简约和平面化了的历史悲剧也难以给人心灵上的共鸣和震撼。同时,叙述者几近毫无价值判断尺度的心理宣泄取代了文本故事的密度,也在削弱着小说文本的厚重感。而对自我文本故事的有意戏仿,又直接导致苏童众多文本故事的类型化和模式化。而造成这些方面的不足,主要原因在于苏童眷恋不舍的先锋叙事理念和创作资源的匮乏。     

苛求:一种贵族式的学术清谈

近来,对于“改革文学”存在着“模式”的批评呼声高了。文艺沙龙里耸人听闻地传播:改革者形象塑造出现了“危机”,说以《乔厂长上任记》为首一大批获奖的改革小说是“同一模式”的代表作。也许由于爱之愈深而责之愈严,也许是恨铁不成钢,但我觉得批评者们     

再“历史化”:《创业史》的评价问题——以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史》为中心

《创业史》的评价问题,内在地关联着文学评价标准的变化和文学史叙述重心的转移。与"再解读"理路的思想局限一般,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史》亦不在1950年代社会想象的历史脉络中理解柳青写作《创业史》的根本意旨,从而存在着评价的"限度"。而以"历史化"的方式重返彼时的文学"现场",在特定的意识形态脉络中发掘《创业史》与时代社会想象的深度关联,是克服评价的"限度"的必要方式。由此可知,塑造带有社会主义新思想、新感情及新性格的"新人"形象,以之"应和"新时代对于意识形态主体的询唤,是《创业史》的重要命意。此一思路,亦符合1950年代社会想象的历史逻辑。     

浅析《乔厂长上任记》中的"火箭干部"郗望北

1979年,<乔厂长上任记>发表,天津文学批评界有几位同志猛烈批判作品反对当时的主流政治话语揭批查和思想解放运动,其焦点人物之一就是"火箭干部"郗望北.都望北这个典型形象具有生活中某一类人的代表性,甚至说具有广泛的代表性都不过分.因为出类拔萃的英雄人物或反对派毕竟在实际生活中是少数,而首先要求得生存又不愿伤害别人的芸芸众生却不计其数.从文学艺术欣赏这个角度来看,郗望北这个人物形象的刻画应该是对文学艺术的一个贡献.     

“贴着人物写”成的“人心人事之曲”──重读《边城》

沈从文小说创作的典范性集中体现在他的小说代表作《边城》之中．即他的别有的“贴着人物写．”“用人心人事作曲”的叙事手法和自然化结构方式，它们渊源于中国传统诗文的滋润、也由其达成了《边城》出神入化的境界．拓展了小说创作真正“中国式”的重要途径。     

略论《西游记》对《型世言》中“神魔”情节的若干影响

作为"神魔"小说的代表,《西游记》一书不仅对后世的"神魔"小说,而且对当时的各类小说都产生了广泛影响。以近年在韩国奎章阁首见的《型世言》为例,该书卷九所记之奇人异事,卷十所述之精异灵怪,与《西游记》详加比较,在情节和语言上都明显见出前者的影响。这种情形固不足为奇,但也恰从一个侧面反映出《西游记》的巨大艺术魅力。     

20世纪90年代文学期刊与先锋小说的发展转型——以《收获》《花城》为例

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中国社会经济体制改革的全面开展,文学体制的变革也被提上日程,文学期刊开始普遍面临挑战和危机。但随着先锋小说创作理念被普遍接受,更多的先锋小说家兴起,作为一股文学创作思潮,它的辐射力开始遍及全国,接纳它的文学期刊并没有因为文学的逐步边缘化而减少,反而开始增多。《收获》和《花城》等文学期刊对先锋小说的发表予以了大力支持,见证了先锋小说的发展转型。     

改革文学:“合法性”修辞的建构与质疑

在新时期初期的"改革文学"中,以《乔厂长上任记》等为代表的众多作品都致力于"改革闯将"形象的塑造。在这些改革者的形象修辞中,权力意识和现代特质以及改革者的道德纯洁性是突出表现的重点,改革文学大都力求突出这些特点,这使改革文学的写作体现出高度的同质化,也逐渐形成了一种"主流"的写作样式。这种"主流"写作样式既突出了"改革闯将"们的形象特质,又遮蔽、忽视了某些重要的社会命题,而另外一些作家对改革的内在矛盾命题的发现和追问恰恰表现出文学具有的丰富和复杂,他们的追问与反思也显现出现实的意义。     

应当响亮地提“写英雄”的口号——兼谈“写英雄”与“写新人”的关系

(一) 粉碎“四人帮”后,不少作者致力于描写社会主义时代的新人形象。乔光朴(《乔厂长上任记》)、陆文婷(《人到中年》)、刘毛妹(《西线轶事》)、李秋兰(《内当家》)、亚女(《心香》)、容儿(《山月不知心里事》)等等多种多样的新人形象,被成功地塑造出来,标志着我们的文艺从十年迷雾笼罩的灰黯天空,回到了现实土地之中,生根、开花并且结出了累累硕果。高尔基曾说过,文学是跟着生活的脚步     

论《圣经》对《大地雅歌》的影响

对《圣经》经文的引用、"犯罪——宽恕"情节模式的效仿以及"迷羊"母题的模写是《大地雅歌》在外在形式上的表现,而对《圣经》文化精神内涵的表现则是小说的内在主题,无论从外在形式还是内在精神来看,《圣经》对范稳小说《大地雅歌》的影响都不容忽视。     

“改革文学”到“寻根文学”的嬗变——以韩少功、贾平凹、张炜为中心

1980年代初,顺应改革开放的时代大潮,文坛产生了《乔厂长上任记》等典型文本。但随着文学改革的不断深入,先前的“舌战群儒”和“过关斩将”等模式已经不再适合深入描写变革的需要。此时,宗族观念作为改革的难题被重视起来,农村和地方的资源也被作家越来越多地汲取。随着传统伦理和文化开始被正视,人性被放置在历史中进行考量,人心变革书写开始更多地取代政策、体制变革的书写。外部变革渐渐成为背景,而“人”作为主体越来越被关怀。在这个过程中,以韩少功、贾平凹、张炜为代表的作家悄然完成了从“改革文学”到“寻根文学”的过渡。     

从古代“美人文学”的角度解读《金鳌新话》

朝鲜王朝时期的文人深受儒家"忠君"思想的影响,其中不乏借用"美人文学"来表现自己的节操与忧思的,金时习也不例外——《金鳌新话》虽采用了小说的形式,但诗歌却在其中占了大量篇幅,尤其是《万福寺樗蒲记》与《李生窥墙传》,更是直接设定了对"美人"忠贞追思的情节。通过"美人文学"的角度去理解金时习与《金鳌新话》,也许会得到一些有益的启示。     

《三国演义》的“春秋特征”及其成因

《三国演义》一书深受《春秋》的影响,具有比较明显的"春秋特征"。《三国演义》"拥刘反曹"的思想观念是"春秋大义"的体现;小说中一字而寓褒贬的"春秋笔法",对历史材料的"笔削"以及"简而有法"的叙事方式都明显地受到《春秋》的影响。罗贯中作《三国演义》与孔子作《春秋》有着相似的创造动机;《春秋》本身具有巨大的影响力;另外,我国古代文学有文史不分的传统。这些因素共同促成了《三国演义》"春秋特征"的形成。     

从赵树理到莫言——以《“锻炼锻炼”》和《天堂蒜薹之歌》为例

赵树理发表于1958年的《"锻炼锻炼"》和莫言发表于1988年的《天堂蒜薹之歌》具有主体意识表达的内在一致性,那就是基层政权力量和底层民众关系的矛盾与对立。"农民作家"赵树理试图通过自己的"问题小说"解决农民问题,莫言"作为老百姓的写作"要为农民说话。越是贴近生活的创作,越难以处理与现实的关系,如何以文学的方式介入现实仍然是值得关注的重要问题,赵树理和莫言提供了范本。     

《文心雕龙》“书记”篇的命名及内涵辨析

前人对《文心雕龙》"书记"篇的阐发存在颇多疑问、分歧。汉魏六朝史书中有不少以"书记"指称书信的实例,这是刘勰以"书记"作为书信文体名称的现实依据,另外从"记室""掌书记"等草拟章表、书信的职责可以看出,"书记"的名称突出了文人及书信文体在军国政治中的作用;刘勰还专门论述了笺记文,实际是以奏记、奏笺等为例,突出书记文体"心声之献酬"的内涵,排除章表、奏疏等已经有独立体制的书信文体。刘勰还以"书记"泛指二十四种政务文书,从史书、《周礼》的记载中可找到这一做法的确切根据;他也重视二十四种政务文书化成天下的内涵,因而将其列入"书记"篇进行探讨。     

从感性的热烈到理性的冷峻——《蚀》与《子夜》的比较并兼及茅盾评价

《蚀》与《子夜》是茅盾最重要的两部小说,二者之间存在着明显的演进轨迹。在对二者的评价上,理论界存在着较大分歧。因此,从具体文本出发,就小说创作意图与作品实际内容不相符合的现象,结合茅盾的文学思想发展过程,才能对茅盾创作做出合乎实际的评价。大陆文学主流意识与海外研究者群体对于茅盾的评价,特别是海外研究者中那种"《子夜》主题先行、图解政治"的观点,都有不同程度的政治功利主义色彩。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子夜》具有无法重复与无法替代的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