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代发地方债券的经济法分析——兼论政府间财政关系的法治化进路

中央代发地方债券是调整政府间财政关系的重要举措,但存在诸多法律隐忧,主要表现为多重的风险类别与模糊的责任边界。完善中央代发地方债券的监管机制与争端解决机制是匡正政府间财政关系的必然选择。实现政府间财政关系的法治化,需要在形式法治上修订《预算法》和制定《政府间财政关系法》,在实质法治上则需将"实质合理性"与"社会妥当性"注入财政体制的内核。     

中国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发展演进及政策评估

本文回顾了中国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发展演进路径,并简要评估了现有政策取得的成绩与问题,认为经过十多年的发展和完善,我国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取得重大成效,各级财政投入不断增加,且中央承担了较大支出责任;低保保障人数增多;低保标准和补差标准不断提高,基本做到了应保尽保。但也存在低保标准较低、各地制定低保标准时缺乏科学依据、低保标准缺乏规范的动态调整机制、对低收入群体的资格审查、收入核查缺乏完整系统的规定;相关部门责任边界不清晰等问题,影响了低保制度"保基本"功能的实现。     

政府间财政支出责任划分的制度环境研究

作为一种正式制度的安排,政府间财政支出责任划分的过程与格局必然受到一定制度环境的影响.应从以下几个方面发挥正式制度对政府间财政支出责任划分的保障作用:以宪法、法律等制度性安排保障各级政府独立的财政地位;以法律的形式对政府间达成的财政支出划分进行明确界定;对上级政府进行财政支出责任的承担提供一定的制度安排、以制度保证地方政府间财政支出责任划分的公平性及整体性.同时,对影响政府间财政支出责任划分的非正式制度的负效应通过构建财政文化氛围予以化解:把历史文化传统与时代精神融入到财政文化中来;使财政文化成为普遍接受的制度安排;把以民为本的理念注入到财政文化中;构建相关机制来增强民众的偏好揭示.     

试论财政分权中制度供给的关键性

无论大国还是小国,联邦制国家还是单一制国家,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财政权的分配问题是和平时期最重要的权力分配之一。财权、财力在各级政府间的分配量度,直接关系到中央、地方政府各自利益的满足程度或实现程度。我国的财政分权实践已历尽二十余年,如何建立规范财政分权制度以调动中央与地方的积极性是完善我国财政分权的关键所在。笔者在分析了我国财政分权制度设计缺陷的基础上,提出了完善制度设计的建议。     

全民医保条件下农民工医疗保障中的政府责任反思与重构

在农民工医疗保障领域,政府责任观强调政府在医疗保障中享有的权力与责任、义务的匹配性。目前我国虽然已实现"全民医保",但在医疗保险制度的实施中,由于一些地方政府对农民工医疗保障制度实施缺少积极性、针对农民工的医保制度缺乏有效衔接、政府财政协调和监督职能缺位,农民工在医疗保障上处于"全民医保"的缝隙之中。农民工医疗保障中的政府责任的重构,需要政府在加快实现基本医疗保险城乡统筹、设立流动人口医保统筹基金调剂机构、促进医保制度间的协商与整合等方面作出制度改进。     

我国社会保障的财政责任

社会保障财政责任的研究集中在其基础理论和具体内容两个方面。基础理论研究包括社会保障财政责任的研究视角、内涵外延的界定等;具体内容研究包括社会保障财政投入及投入资金筹集、社会保障资金的财政财务管理以及政府间社会保障财政责任的配置的研究等。收入分配的分析视角越来越得到重视,而公共服务视角的研究为社会保障的政府和财政责任体系构建提供了理论依据;财政应通过社会保障投入结构调整、变现公共财产等方式增加财政投入,实行社会保障费改税是改革趋势;调整规范现行的社会保障收支统计口径,社会保险收支分步纳入政府一般预算,财政部门应针对社保基金结余发行高利率的特种国债;政府间社会保障责任配置要考虑社会保障事权划分、地方经济发展差距和城乡区别的财政类型,中央、省级及地方政府对社会保险、福利救济等项目各负其责,中央与省级财政还应承担起推动地区间福利水平均等化的责任。     

中央和地方财政事权与支出责任划分研究——以公共教育领域为例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指出,深化财税体制改革,要建立事权与支出责任相适应的制度。公共教育作为一项特殊的公共服务,关乎国计民生,惠及千家万户,对个体的人生规划、地区的经济发展乃至整个国家的长治久安具有重大战略性意义。为厘清公共教育领域中央与地方政府间财政事权与支出责任,本文从"财政事权"与"支出责任"的含义入手,引入"付钱"和"花钱"这对概念来理顺二者及与"财权""财力"的逻辑关系,在此基础上,选取公共教育领域,不仅从政策层面对央地财政事权、支出责任的划分现状进行了梳理,并且尝试对其进行了量化。结果显示:地方承担了约84%的教育财政事权和95%的教育支出责任,并且除高等教育外,地方政府在其他教育阶段都承担了99%以上的支出责任,总体上中央教育财政事权与支出责任承担都略显不足。通过进一步分析,本文指出,在中央教育财政事权本就不足的基础上,中央又进一步通过转移支付过多地将支出责任下放给地方,从而导致财政事权与支出责任的不相适应。因此,当前在构建权责清晰的政府间财政关系的过程中,不仅要适度加强中央政府的教育财政事权,在此基础上弥补其在自有支出责任上的缺位,应是近期改革的重心。     

论政府间财政转移支付的制度安排

为促进地区间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亟待构造政府间财政转移支付制度.规范的政府间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则是制定<财政转移支付法>的重要基础.在财政分权的制度框架下,基本公共服务的供给责任主要由地方政府承担.鉴于欠发达地区的财力与事权不匹配,政府间财政转移支付可以增强欠发达地区的财力,保证其提供足够的基本公共服务.促进地区间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包括财力性转移支付的权义结构及计算标准、专项转移支付的权义结构及程序规则以及地方政府间财政转移支付的一般规定.     

中央和地方财政权配置:历史轨迹和完善路径

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在一个多层级的政府体制中,必然涉及到财政权在不同层级政府间的分配问题。只有构建科学合理的财政权分配体系,中央和地方政府才能更好地履行其各自承担的职能。文章通过回顾我国财政权分配的历史轨迹,探究发现路径依赖和路径替代及创新在财政分配演变过程中起重要作用,并据此设计出完善我国中央和地方财政权配置的路径。     

地方教育制度创新的困境及其化解

作为推动制度创新的主体,地方政府是教育制度创新的"第一行动集团"。中央安排的重大改革试点工作,使得地方政府在制度创新中的作用日益增强,地方教育制度创新正在进入一个活跃期。与此同时,地方教育改革创新过程中遇到了一些阻力和困难,如改革的共识尚未形成、"政府责任市场化"、将"治理问题体制化"等。地方教育制度创新须重点处理好中央与地方的权力分配、行政标准与教育标准等关系,突破体制机制障碍,推动教育制度的综合改革。     

财政投资评审的重新定位

财政投资评审或财政评审,应定位为我国财政部门的一项"技术管理"职能,它和"制度管理"共同形成财政管理不可或缺、不可偏废的两大支柱;只有将财政评审定位于财政管理职能或范畴,才能明晰、理顺和打通财政评审与社会中介、财政监督检查、部门预算、政府审计等之间的关系,才能根除人们对其相互之间所谓"重复、交叉、矛盾"的困惑与误解;将财政评审机构改定为行政管理类,是原有特性的"还原"或"回归",也具有重要的法律依据和制度基础;公共财政投资规模越大,越要重视财政预算管理的精细化、科学化和效能化,越要强化和提升财政评审在预算管理中的地位作用,使财政预算管理由过去主要靠制度管理,转向制度管理与技术管理并重,"两条腿走路";财政评审是公共评审,应牢固树立和坚持"不唯减、不唯增、只唯实"的科学评审观,着力构建和完善"全过程、全方位"服务的财政评审管理机制.     

政府间财政分权关系之探讨

从分权有利于效率的增进、遏制政府规模的扩大、政府创新三个方面阐述中央与地方间分权的积极性,并提出中央财政与地方财政之间分权应遵循的依据:经济效率,财政的资源配置、收人分配和稳定经济三大职能。     

我国事权与财力相匹配的财政体制选择

事权的内在本质是公共服务职责.事权的划分是各级政府职责范目的划分和确定,它是处理政府间财政关系的依据,并在财政体制中居于主导地位.中央与地方政府闻事权划分应根据事权的内涵,按"受益、效率、技术"原则来划分各级政府事权.中国这样的一个大国,各地区之间经济发展程度不一,财政能力差异较大,中央集中一定的财力对于保证中央的权威和平衡地区间差异是必需的,因此,财力与事权相匹配模式仍应坚持间接匹配模式.应改自治模式的省管县为命令模式的省管县,中央政府直接参与到省以下财政体制的制定中去,由中央政府通过法律的形式界定各级政府的事权和财权范围.应该有条件地赋予省级政府和计划单列市政府部分举债权,在省以下财政体制模式选择上,本文倾向于选择命令式模式,但建议给予省级政府相应的选择权.应该加强财政转移支付制度的完善,尤其是省以下财政转移支付制度的完善,规范转移支付方式,尝试建立横向转移支付制度,保证地区间财力均等化和各级政府事权与财力的真正匹配.     

财政分权下的土地问题

当前,城市非理性扩张,房价不断攀升、土地市场秩序混乱等问题日益凸显,这离不开地方政府的土地市场行为.大多数学者在财政分权制度下分析土地问题,通常关注的是地方政府间横向竞争对土地问题的影响.本文关注的是中央与地方纵向财政竞争下的土地问题,地方政府利用信息优势来对分权的边界进行事实上的调整,通过体制外收入扩大了自己的财政份额,来弥补中央政府所确定的财政分权对地方政府的不利影响,中央政府重新对财政权力进行分配,将非正式资金纳入到国家正规的税收体制中来,使得地方政府进一步寻找新的体制外来源化解中央的压力.正是中央与地方政府间的财政竞争导致地方政府依赖非正式资金体系来获得可支配收入,在这一过程中,地方政府越来越依赖土地财政,土地逐渐成为地方政府获得非正式收入的最重要的渠道,因此引发了一系列土地问题.中央与地方政府的财政竞争是当前严重土地问题的深层次的制度根源.     

我国中西部农村最低生活保障资金需求与供给模式分析

我国中西部地区地域广阔,农村贫困人口数量众多,加之地区经济和社会发展水平落后,使得目前农村最低生活保障资金的需求与供给之间矛盾依然突出。以中西部地区农村最低生活保障资金的需求为基础,调整农村最低生活保障的资金供给模式,即以地方政府供给为主向由中央政府供给转变,从而减缓地方政府财政压力,将主要精力放到农村低保工作的管理之中,对推动全国性农村低保制度的建立和实施带来积极的影响。     

财政调整收入分配格局问题研究

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合理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努力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是关系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的重大问题。收入分配是财政的主要职能;财政是调节收入分配的重要政策手段。在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方面,财政应从自身职能出发,完善政府参与国民收入分配的制度体系,促进国民收入分配格局的合理调整。     

改革开放后农村义务教育供给责任变迁的制度逻辑及启示——中央与地方关系的视角

改革开放后,我国农村义务教育供给责任的变迁有着自身的制度逻辑,是中央与地方博弈的结果。这些制度逻辑包括:分权化改革与政府间利益的分化;政府间的博弈与教育筹资责任的基层化;财权和事权的不对等与对制度外筹资的依赖;激励、约束机制不兼容与政府的卸责化冲动,等等。要解决财权与事权不对称和激励、约束机制不兼容问题,在不改变现有财政体制的前提下,必须加强上级政府的转移支付,设计有效的激励、约束机制。     

增长共识、地方政府行为异化与收入分配差距——基于财政分权的视角

收入分配与个人发展互为因果,相互作用。当政府干预措施缺位时,收入差距过大会导致社会阶层加速分化,进而在代际间传递,由"权利失衡"演变为最终的"结构断裂"。政府干预可以有效打破上述恶性循环,规避"贫困陷阱"。然而,由于中国式财政分权特有的激励机制与中央政府责任"缺位"造成地方政府用于调节收入差距的支出不足,中央政府自上而下"标尺竞争"和"用手投票"与"用脚投票"的缺失强化了地方财政支出结构偏向走向"循环累积",成为收入差距的制度根源。改革的措施应从优化分权激励机制、中央政府责任"归位"、完善分权体制和健全财政分权所必需的监督制约机制着手,从制度上确保政府支出的公共性和公平性。     

政府数据开放的立法路径

在数字时代,通过政府数据开放释放"数据红利",有利于加速形成高效流通利用的数据要素市场.在国家层面进行统一的政府数据开放立法,是加快政府数据开放进程、保障数据开放规范性、减少数据开放地方分散立法弊端的客观需要.中国政府数据开放中央立法不仅具有必要性,而且具有可行性.对于立法模式,短期内可以由国务院先行制定《政府数据开放条例》,时机成熟时制定《政府数据开放法》.在立法理念上,应注重数据开放效率与安全的平衡.在立法结构上,应以开放全过程为主线,以开放核心环节为重心.对于立法核心制度,需要明确政府数据开放范围与标准,建立数据开放保密审查和安全管理法律制度,规范数据开放平台建设与管理,明晰政府数据开放的法律责任,以不断优化数字经济营商法治环境,实现数据强国.     

我国中央与地方政府间财政关系上的机会主义及其抑制

政府的个别利益与其他利益主体之间的利益差别,决定了中央和地方政府在运用公权力时难以从根本上杜绝机会主义行为;而在处理二者财政关系时,渐进式改革所特有的制度边界和制度约束的不清晰,对中央行政集权的制衡不足,以及地方政府的信息优势,是二者机会主义产生的现实原因.因此,抑制中央和地方政府间财政关系上的机会主义除通过激励相容的制度设计,尽量减少政府利益与相关方面利益的不一致外,关键在于改变现实条件,对中央和地方政府进行有效的"参与约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