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经注我,我注六经--简述陆九渊的经学思想

南宋心学创始人陆九渊对传统经学采取尊重与怀疑的辩证态度,这是由他立学的宗旨和问学的态度决定的。他主张自立、自得、独立思考、大胆疑问,也因此形成了“六经注我,我注六经”的精神,创立了心学一系。象山经学可说是传统经学的心学化。其心学开一代学风,对推动中国学术的向前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和价值。     

追寻六经之本———曹元弼的《孝经》学

在晚清民国经学中，曹元弼是最重要的代表人物之一。曹元弼遍注群经，构建了一个庞大的学术体系。而在他的经学思想中，他通过注解《孝经》，为其经学理论奠定了基础。他继承郑玄的思想，认为《孝经》是六经之道的总汇。在曹元弼看来，六经之道，在于人伦，而《孝经》恰恰提供了这一人伦思想的核心。同时，他认为通过《孝经》中的“爱” 与“敬”，可以贯通百王之道，六经之法。     

论中国哲学“六经注我”的解释学方法

“六经注我”是中国哲学的重要解释学方法之一 ,它不是要求人们忠实于解释客体 ,而是强调了解释主体的中心地位 ,展示了与人的类本质息息相关的解释主体对解释客体的主动性和再创造性。“六经注我”的解释学方法具有存在的合理性 ,但也包含深刻的奴性内蕴 ,限定不足的“六经注我”还容易导致解释过程的随意性和解释结果的虚假性     

论宋明理学与经学的关系

宋明时期许多注经的著作中已经渗透了理学思想,而理学家的讲学内容也大多不离经学的主题。两者关系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如果离开对方,便没有真正意义的"宋明理学",也没有真正意义的"宋明经学"。理学是经学演变的合逻辑产物,理学以经学为根柢,同时又是从经学思想中升华出的一种世界观和方法论,反过来理学又指导并服务于经典解释。宋明时期许多理学家的语录是以讲儒家经学为主的,《朱子语类》一百四十卷,有七十九卷是纯粹讨论儒家经学的,这些语录反映了对理学家经典文化的一种深度理解。由于传统教育是经典教育,理学家的一个最终目的和手段,就是用理学思想来重新诠释儒家经典,并通过经典教育来传播和宣传理学思想。     

陆九渊"六经注我"的生命实践诠释学

陆九渊提出:“六经注我,我注六经。”又说:“学苟知道,六经皆我注脚。”在他看来,六经乃圣人的“写心之书”。圣人之心与我之本心不异,如能照自己的本心天德去做,便是真能发挥六经者。堂堂正正地做人,是人生第一等的学问。因此人应致力于道德实践,成就完美人格。果能如此,六经便成为自己的注脚。陆九渊无一部经学注疏之作,他以生命实践为经典诠释的形式,相比之下,儒者注经成了等而次之的学问了。     

“六经注我”与“四人帮”篡党夺权

古书中每个字的意义,都有其用字的原义,不是任人雕塑的大理石。但封建社会的御用文人,如陆九渊之流,注释他们以前时代的古书,大都不顾古书用字的原义,想怎样注就怎样注,且美其名曰:“六经注我,我注六经。”这句话倒也说明,他们的注释,是以我的需要为出发的主观唯心论的做法。“四人帮”及其御用文人,大     

转型而不同调：晚清以来蜀中学人之经史观

晚清以来,我国学术研究的重心由经学转入史学,就是所谓“经学的边缘化与史学的走向中心”。在学术演变过程中,“蜀学”也发生了这一“转型”,但没有与学术“主流”同一步调地将经学“边缘化”。以廖平、蒙文通、李源澄等为代表的蜀中学人坚守经学在中国文化中的核心价值,把经学作为中国文化“根荄”的思想未尝有变,“六经皆史”的思想也始终未被他们接受,在经史之辩的积极回应中,彰显着“蜀学”的独特个性。     

从波普尔对古希腊哲学的诠释看他的科学观和哲学观

一般说来,思想史的记述同自然史和社会历史的记述相比,是不易贯彻客观性原则的;特别是,如果思想史由后来的思想家而不是思想史学家来写的话,就更难贯彻这一原则了。黑格尔、罗素这些哲学家笔下的哲学史,都是用“我注《六经》”的方式来达到“《六经》注我”的目的。卡尔·波普尔也不例外。在对古希腊哲学的描述中,他总是力图让读者相信他记述了先哲们的真实思想,但他实际上却在为自己的学说寻找哲学史依据。伹尽管这样,我们毕竟可以从中看到他对早期希腊哲学的种种独特见解,还可以     

宋明理学研究

在过去一年中,学界对于朱熹的经学思想与方法的论述颇多。朱汉民和肖永明都注意到了朱熹《四书章句集注》的经学诠释特点,并指出朱熹在注重义理阐发的同时,并不废弃章句训诂,朱熹的经学兼取汉唐以下诸家之长,力求经文本义,将理学与经学统一起来。梁涛则注意到朱熹对于“慎独”的误读,并且揭示出这种误读所包含的经学诠释意义。而余英时先生晚年的倾力之作《朱熹的历史世界———宋代士大夫政治研究》,无疑是这一时段有关朱熹研究的最为重要的成果,在学界引起了广泛关注和讨论,将影响到今后一段时间中国学术界关于宋明理学的研究。宋明理学研…     

“六经注我”与“四人帮”篡党夺权

古书中每个字的意义,都有其用字的原义,不是任人雕塑的大理石。但封建社会的御用文人,如陆九渊之流,注释他们以前时代的古书,大都不顾古书用字的原义,想怎样注就怎样注,且美其名曰:“六经注我,我注六经。”这句话倒也说明,他们的注释,是以我的需要为出发的主观唯心论的做法。“四人帮”及其御用文人,大搞影射史学,制造篡党夺权舆论,也全盘承袭了“六经注我”的衣钵,鼓吹对历史和记载历史事实的古书,“可以随便给解释”,“你愿意怎么说就怎么说”。在他们的影射史学中,许多攻击无产阶级革命家与美化自己的勾当,几乎都是用歪曲、篡改古书字义的做法干出来的。其手法很多,现择其一二,披露示众。一是指鹿为马,无中生有。     

蒙文通对六经皆史说的批评及其经史观的时代意义

蒙文通在对待经史关系问题上,既主张经史分途,批评六经皆史说,又认为经、史有一定的联系。其经史观认为经学乃中国思想文化的无上法典,其影响远非史学等所及,不应以西方学科之分类来衡量经学,这在当时儒家经学扫地的时代背景下,对于保持和发扬中华文化传统,具有重要的意义。     

宋初复古士人诗学思想管窥

宋初复古士人如柳开、田锡、释智圆、王禹傅等人的诗学思想普遍体现出对现实的关注。他们赞赏豪健的诗风,这在他们对李白的推崇中表现得十分明显;他们也推崇杜甫,这显然与杜甫忧国忧民的情怀有密切的关系,但杜诗在宋初的地位并不十分突出。作为宋初诗歌三体（白体、晚唐体、西昆体）之一,晚唐体特别受到复古士人的喜爱与接受,这与晚唐体诗人大多为方外之士、具有“古”气及“平淡”的精神气质有关。宋初复古士人的诗学思想不仅在当时独具特色,而且对北宋中后期诗学思想产生了重要影响。     

理学的兴起与胡瑗"明体达用"思想新探

为了考察宋明理学开创阶段社会与思想的互动关系,采用社会史与思想史结合的方法,通过对宋初思想家胡瑗"明体达用"的教育思想的分析,认为胡瑗的思想既具有鲜明的经世务实特色,又具有明显的独断主义气质,这些特征在理学发展史上具有典型性.     

汉代文献注释模式研究

汉代有“六经注我”和“我注六经”两种文献注释模式。董仲舒所代表的“六经注我”模式采用名号论和辞指论方法,建构起阐发微言大义而重义理、偏重主观臆断而轻训诂的特点。郑玄所代表的“我注六经”模式,揭示经典文本蕴涵的“元意”,整合各家各派的“不齐”,实现文本的统一。该模式采用了随文释义、运用训释术语、揭示句意和传疑等方法,注释的内容有解释字词、句意、古代名物、典章制度、语法和修辞表达,文字简约,经注相贯,同书竹帛。两者都是以为现实政治服务为目的,影响中国思想界和学术界垂两千余年。     

“六经皆史”:章学诚对清代汉学的批判

章学诚“六经皆史”的观点,必须放在清代学术转向的背景下加以考察。清初以来,宋明理学“形而上”本体受到了根本的质疑。章学诚把“道”理解为一种历史化的过程,而不是永恒的超越一切历史的实体。通过回复到原始儒家,章学诚重新阐发了“史”的意义,经学在三代是作为记录典章制度的“器”。章学诚还批评了乾嘉考据学的弊端,他认为考据学只是对于历史材料的考订与整理,还不能成为真正的学问。“博学”与“约守”不可偏废,在“功力”的基础上必须成就“学问”,这也就是要以历史的眼光来看待经学。“六经皆史”是史学与实学相结合的产物。     

宋初经学的转型与欧阳修经学的特点

宋初的儒学复兴运动、疑古新变的义理经学思潮的兴起与古文运动是宋初同一的儒学复兴的三个方面,而欧阳修可以说正是集这三者于一身的精神领袖.他的经学同宋初的儒学复兴运动与古文运动有密切的关系.儒学复兴首先是经学的复兴,表现在经学上,就是打破僵化的章句注疏之学,逐渐地舍弃传注之学,由疑"传"疑"疏"进而疑经改经,崇尚义理之学.儒学复兴是一场对儒家经典的重新阐释,对前人经学思想进行扬弃的过程.从唐初的"疏不破注","宁道孔孟误,讳言服郑非",到北宋变为"以己意断经改经",这是一种经学的转型.不过,疑经是为了更好地尊经,疑"笺传"是为了更好地继承前人的成果,是"黜其杂乱之说,所以尊经"(《欧阳修全集·居士集》卷十八《易或问》,中国书店1986年版).而尊经只是为了重新确立儒学的独尊地位;疑"笺传"是为了寻找对儒学经典阐述的新方法,借以树立新的社会思想体系和价值体系,从而找回人们对儒学失去的信心,从更深层的意义上讲是为了找回以儒家为代表的积极入世的信心.……     

玄学与中国传统文化谈片

玄学是为了弥补儒学的不足而产生的，虽然仅持续了一百余年，但对传统文化有着深远的影响。它第一次力图把儒道思想结合在一起，以儒家精神为主，道家精神为辅，调合自然之性和社会之性的关系。宋明理学直接受其影响。魏晋玄学同先秦诸子、两汉经学、隋唐佛学、宋明理学一样，在中国思想史上居于承上启下的重要地位。     

"为孔子传人"与"非孔子全体"——康有为论宋明理学的两重性

康有为早年对宋明理学极为推崇,在万木草堂讲学时以宋明理学为教学内容.后来,他极力排斥宋明理学,将之视为复原孔教的第一阶段.康有为的做法体现了他对待宋明理学的矛盾心态,既认定宋明理学是孔子后学,又强调其并非孔子嫡传.这除了因为宋明理学受老学、墨学或佛学的影响之外,还因为其与孟子和荀子思想的复杂关系.在他看来,宋明理学虽然出于孔子,却并"非孔子全体",属于另一种学问.     

一部颇具特色的学术新著--评《中国经学史》

经学是中国传统思想与学术的重要部份.自孔子删六经,至董仲舒著<春秋繁露>,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奠定了中国专制主义大一统国家占主流的意识形态.     

归有光的文学思想与欧阳修经学的关系

归有光的文学和经学思想都从欧阳修的经学中吸取了重要的理论资源。归有光文学理论的主干是文章自得、诗者出于情等命题,强调文学个性、尤其是内容的独特,主张文学表现亲情和仁民爱物之情,推崇文学的内容充实和真诚自然;其经学思想的核心是以自得之见求圣人之心,提倡独立见解、重视以普遍人情为本的仁政。归氏的上述思想都渊源于欧阳修本于人情、六经非一世之书的经学和文学主张;归氏还对欧阳修的思想加以发展,在爱亲之心一端突破了礼教的限制而纯任自然人性,并强调爱亲之心与仁政的内在联系。归氏的经学和文学思想堪称明清之际文学理论革新和清中叶儒学改革的先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