粮食收储制度市场化改革与粮食安全保障体系构建——基于临时收储政策改革的观察

以玉米与大豆临时收储政策改革为突破口的粮食收储制度市场化改革,是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理顺粮食价格形成机制、破解粮食“三高”等突出问题的重要举措。但是,粮食收储制度市场化改革对粮食安全保障也产生了巨大冲击。粮食收储制度市场化改革短期冲击效应明显,长期稳定机制尚未有效建立;粮食市场波动明显加剧,粮食生产者面临着较强的收入不确定性冲击;玉米高库存问题得到扭转,但粮食供需结构性矛盾依旧存在;在需求刚性增长约束下进口数量激增,进口安全风险防范压力明显增大;粮食生产者直接补贴政策存在溢出效应,粮食生产者支持政策有待完善。新形势下,应加快粮食安全保障顶层制度设计,健全粮食生产稳定机制,完善国际粮食进口风险防范机制,加强粮食产业安全保障机制建设。     

深化我国粮食政策性收储制度改革的思考

我国已经取消玉米临时收储制度,探索建立市场定价机制和价补分离保护粮农体制。2016年玉米收储制度改革成效显著,既坚定了对玉米收购市场化改革的信心,又对稻谷小麦等收储制度改革具有深远的启示意义。但是,玉米收储制度改革成效仍然属于市场自发调节的结果,其做法应用于稻谷小麦需要谨慎。保障粮农增收和口粮绝对安全是我国粮食政策性收储制度深化改革的底线。稻谷小麦是我国最重要的口粮品种,其收储制度改革应在坚守底线前提下以最小扭曲市场为原则,可以在缩小最低收购价实施范围、合理确定最低收购价水平和选择多元化执行主体等方面进行重新设计,从而形成既不违背世界贸易组织农业规则和我国入世承诺又能促进多重目标实现的制度安排。     

发展县域经济的新问题与新对策——以广丰县为样本

世纪之交,县域经济发展面临五大新问题收缩国有经济战线与培育新的增长点、分税制与地方财政收入增长、银行商业化与新投融资体制构造、经济转型与产业结构调整、农业过剩人口大量发生与小城镇建设,等等。以江西省广丰县发展过程为样本,解决这五大新问题的基本对策主要是积极推进“放小”的国有企业改革、大力发展非公有制经济、努力提高农业产业化经营起点、切实转变政府职能。     

地方政府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中的政策选择——以吉林省政务大厅为例

1999年以来,各级地方政府建设的行政服务中心(或称政务大厅)已成为改革行政审批制度、完善公共服务模式和推进行政体制创新的前沿阵地和试验场所。这些政务大厅在探索地方政府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中制定和实施的一系列政策取得了成效,但为了扫清进一步推进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所面临的体制性、组织性和利益性障碍,地方政府应进一步制定和完善一系列相关政策。     

社区冲突再生产及其应对策略——以北京市某回迁社区房屋质量冲突为例

社区冲突的再生产是当前我国基层冲突延续性发展的重要方式。北京市某回迁社区房屋质量冲突从原本只是一个区域性的商业利益纠纷问题,最终发展成为影响区域社会稳定乃至城市秩序的多起群体性事件。其中,基层政府、开发商、法院、民众等社区冲突主体均基于各自的利益诉求采取符合社会规范的冲突应对策略,却导致了社区冲突的再生产,其中拥有合理诉求的民众成为推动社区冲突再生产的直接主体。这启示我们,在应对社区冲突时首先要在制度建设与改革上着眼于社区公共利益,更重要的是让民众真正参与到附带着较多资源分配的公共决策的制定过程中,获得民众对公共政策实实在在的认同,并培养民众自主解决冲突的意识和能力,从而抑制冲突再生产的萌芽。     

国际渔业补贴改革趋势及我国的应对策略

控制补贴总量,维护渔业的可持续发展;减少对贸易造成扭曲的补贴,加强补贴政策的透明性和规范性;调整补贴结构,控制渔业生产能力、提高渔业部门盈利能力将成为国际渔业补贴改革的三大趋势。研究世界渔业补贴的整体水平及其发展趋势,借鉴发达国家在渔业补贴政策上的经验教训,才能更合理地完善我国的渔业补贴政策,更有效地应对国际渔业补贴的改革趋势。     

论中国应对WTO争端解决机制改革的策略

WTO争端解决机制为WTO体系的顺利运行,以及多边自由贸易体制的稳定与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然而,该机制在实践操作中也暴露出了众多需要修改和完善的方面.为此,WTO成员方相继提交了改革提案,我国亦提出了相应的改革建议.为了更好地维护我国利益以及促进WTO争端解决机制的健康发展,我国应该采取正确的参与WTO争端解决机制改革的策略.这就是"参与、研究、争取、妥协"四大应对策略.     

灾难应对与中国软实力提升——以地震灾难应对为例

灾难应对与软实力存在着辩证关系,灾难应对需要软实力作为驱动,可以衡量软实力的水平,并为巩固和提升软实力提供契机.中国在近几年的灾难应对中,表现出了独特的软实力,并使其得以提升,但其中也表现出了一些不足和仍需巩固提高的方面.文章从灾难应对的视角,探讨中国特色的软实力及其不足,并基于提高灾难应对效率,提出巩固和提升软实力的措施.     

农村信用社改革绩效评价——以山东省为例

历时8年的农村信用社改革,一方面明晰农信社产权关系,完善法人治理结构,形成可持续发展的经营机制;另一方面,促使省级政府积极承担对辖内农信社的依法管理职能,为农信社可持续发展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结合山东省农信社改革过程中外部政策扶持与内部制度变迁的实践,运用定性分析与定量评价相结合的方法,对农信社改革绩效进行研究。     

行动者的定位及其激励——以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为例

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涉及到利益格局的深刻调整。在改革的过程中,社会行动者的定位是不同的,其激励也大不一样。其中,中央政府承受着公平分配的社会压力,是改革的顶层设计者,肩负着制度供给和统筹协调等方面的责任。地方政府是改革方案的执行者,是制度创新的重要主体,在公共服务均等化等领域有很大的作为空间。社会组织尤其是垄断行业等既得利益者是改革的阻力,但他们又是松散的和软弱的,这也相应提出了选择和优化改革策略的要求。公民参与具有良好的内在激励,并有民主控制和达成共识等方面的意义,对公民的赋权决定着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前景和未来。     

社区内"需求的自我供给"式灌溉管理制度改革的探讨——以山东省费县大田庄乡改革为例

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进行了水资源管理制度改革.这种改革主要由政府推动,缺乏与改革直接参与者农户的互动,最为关键的管理制度内部的治理结构没有进行实质性的改革.因此,引导农户积极参与到改革中来,由农户根据自身需求主动提供相应新制度,能较好地解决原有制度中产权不明晰、产权与管理权分离,缺乏有效的激励、约束机制等问题,实现社区内农田灌溉的适度治理.在改革的具体过程中,应注意农户生产投资的风险程度、村庄中的"精英"作用的发挥等因素从不同方面影响农户参与改革的行为,影响改革的效果.     

农民工政治价值观的调查分析——以苏州地区为例

实证研究表明,农民工政治价值观呈现三个特征:传统政治价值观影响渐微,现代政治价值观逐渐确立;政治关注度和满意度较高,但政治参与意愿和政治效能不太理想;政治信仰出现淡化倾向,对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认同有待进一步提高。造成这种状况的因素,既有中国传统政治价值观和西方思潮的影响,也有国家政策及农民工自身文化程度、理论修养、政治参与现状及其生活工作环境的影响。为此,一要提升农民工的政治理论素养,引导他们树立科学的政治信仰;二要畅通农民工政治参与渠道,满足其政治参与需求,使他们充分行使政治权利;三要增强农民工的法律意识和权利意识,促进其政治价值观现代化;四要为农民工树立正确政治价值观营造良好的环境。     

医学进步带来的民法学新问题研究——以高新生命技术为例分析

南京医科大学姜柏生教授主持完成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医学进步带来的民法学新问题研究--以高新生命技术为例分析"(批准号:03BFX038)目前结项,成果鉴定等级为良好.项目最终成果为专著<医学进步带来的民法学新问题研究--以高新生命技术为例分析>.     

国有经济的功能定位与改革——以广州市国有企业改革为例

国有经济的功能定位应与特大城市的经济社会发展定位相一致.以广州为例:其城市定位遵循的两原则:一是在大国经济的发展战略框架下来实现综合性.第二个原则,从七个发达国家经济发展由重到轻的历程看,广州现在是发展现代服务业的最佳历史机遇期.广州要进行新一轮的产业结构调整,建立现代产业体系,应包括先进装备工业、汽车工业、石化工业为三大支柱产业.围绕广州综合性中心城市定位,加快国有经济布局结构调整,推动国有资本向关键领域和重要行业集中,推动国有经济从高度竞争性行业和产业退出.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将国有企业的创新与发展的资金投入作为国资经营者的考核指标.     

农村税费改革存在的问题及其消解途径——以安徽为例

从安徽省近两年来的试点情况来看 ,税费改革的积极意义是毋庸置疑的 ,但改革期间也暴露出一些值得深思的问题。一是乡、村两级组织收入大幅下降、运转困难 ,债务负担沉重、难以消解 ;二是农村教育及公益事业的发展将受到影响 ;三是公平税负问题。作者由此分析指出 ,“三农”问题并不是单凭“税费改革”所能解决的     

政府规制改革:从公私合作到新公共服务——以城市水务为例

通过分析公私合作在我国水务产业中的运用,发现我国水务规制中存在着规制目标偏离、政府承诺缺失、规制机构权责不明确、规制机构的规制能力不足、缺乏有效的规制法律体系等问题。结合新公共服务理论"重视公民权、强调公共利益"的理念,我国水务规制改革的范式应从公私合作演进到新公共服务:以公共利益作为水务规制改革的最高利益标准;将中介组织和公众纳入规制主体;对规制机构进行再规制;建立有效的规制法律体系;在规制方式上引入对话与协商。     

农村税费改革后的县乡财政运行分析--以临沂市为例

农村税费改革的推行产生了深刻的经济和政治效应,同时,农村税费改革也不可避免地对县乡财政运行产生财政(预算)效应,主要表现为县乡财政减收,收支矛盾加剧.目前我国县乡财政运行困难的制度根源在于政府职能定位不准,职责划分不清,财权过于集中,政府层级制度不合理以及公共品供给制度不完善.我国县乡财政运行困难的主要根源在于制度缺陷.因此,解困的根本之策是制度创新明确政府职能,逐步从"越位"中退出;完善财政体制,保证地方财力;改革政府层级制度,提高运行效率;创新公共品供给制度,解决供求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