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传统生态伦理思想与当代环境法治的完善

中国古代制定有大量和环境保护相关的法律规定,蕴含着极为丰富的生态伦理思想。其中,"天人合一"、"仁民爱物"、"寡欲节用"为其内在的生态伦理基础。对其进行挖掘梳理,有助于解决现代环境法治自身理念上所存在的困境。当代中国环境法治存在的主要问题在于长期割裂法律与生态伦理的内在联系。结合传统生态伦理观,可以从环境立法、执法、守法等层面对我国的环境法治提出完善。     

论"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理念中的复合选择观

"生态优先、绿色发展"是顺应新时代需要而被提出的发展理念,对其加以理论阐释亟需进一步揭示蕴含其中的复合选择观——即当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之间存在着不可调和的冲突时,不是"单一选择"经济发展或者生态保护,而是"复合选择"基于生态优先的绿色发展。"两山论"实践、供给侧改革、长江经济带发展所体现出来的"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复合选择观,是对科学发展观的恪守、对可持续发展观的凝炼、对环境正义理念的遵循以及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理论的融贯。基于此,建议在"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复合选择观的引领下,通过生态法律体系的更新、政策的因地制宜、经济的转型升级以及配套措施的细化完善以实现新时代背景下的改革创新,从而为探寻"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实践进路再谱新华章。     

生态优先理念在库尔勒市的成功实践

位于沙漠边缘的库尔勒市,始终重视环境保护,不断加强环保基础设施建设和生态环境建设,取得了明显成效。通过三河贯通工程的建设,通过坚持规划见绿、开山增绿、见缝插绿、全民护绿的绿化方针,生态环境明显改善。通过各项新技术的引进,植被成活率明显提高,水资源得到节约。一个绿色的、生态的城市通过库尔勒人的不断努力展现在大家面前。     

生态是生产力之父──兼论生态优先规律

以原始文明、农业文明和工业文明为基础的工具生产力把生态系统视为征服的对象物,结果造成生态系统的严重劣化,特别是在工具生产力飞速发展的工业文明时代人类在不到300年的时间里就把地球生态系统糟蹋得面目全非,致使地球生态系统危如累卵;而以生态文明为基础的生态生产力规则把生态系统视为生产力之父。生态利益是人类的最高利益。在生态文明时代,生态优先规律不仅是生产力运行的基本规律,而且是处理人类与自然关系的基本准则。人类必须尽快走出长期固守的关于生产力的认识和实践误区,培育生态文明新观念,切实保护生产力之父──生态。     

论"环境时代"的生态文化

生态文化的含义与范畴十分广泛,可分为若干类型.生态文化在"环境时代",有着重要的历史地位与作用,是"时代文化",因而要通过普及环境教育,开展企业社会责任运动等措施加强生态文化建设.     

生态文明理念下的环境立法架构

在国家高度重视生态文明建设的当下,我国环境立法体系已取得的成绩并不能在立法层面上完全满足现实需求。生态文明未写进宪法不失为整个环境立法体系的最大缺憾,这一缺憾也造就了其他效力等级层面法律法规在内容上与生态文明建设现实要求的脱节。只有将生态文明入宪,确立公民环境权的明确宪法地位,辅以科学的立法规划,同时加强地方环境立法,妥善处理环境立法与环境执法、环境司法的关系,才能营造生态化的国家法治环境。     

农村环境法治视野下的环境习惯法探析

在依法治国和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时代背景下,构建农村环境法治秩序是解决农村环境问题的必然选择.但在我国农村环境法治建设的过程中,还要吸收农村固有的习惯、传统,从而使国家制定法与农村传统习俗相融合,构建符合我国农村现状的环境法治制度.环境习惯法是历史的产物,它的作用不会因为国家法的扩张而萎缩,也不会被国家法取代.所以国家制定法与环境习惯法并不是此消彼长的关系,而是和谐相处、共同发展的关系.     

科学发展观视野下的安徽环境法治建设研究

环境法治是法治在环境领域的具体体现,将环境活动纳入法治的轨道就是实行环境法治。加强环境法治建设,有利于我国依法治国的实现。而环境法治建设是具有区域性的,以科学发展观为视角,探索科学发展观与环境法治的关系,并在此基础上研究安徽环境法治的现状及存在的问题,并对科学发展观视野下安徽环境法治建设予以构建是迫切需要的,通过研究以期进一步促进环境法治的实现。     

论生态法治的创新与完善

法治的创新和完善在生态建设中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以法治为主的综合治理措施理应成为解决生态环境问题的最佳选择.生态法治的创新与完善是生态建设的根本保障,是发达国家生态建设的基本措施,是我国在生态建设中承担的国际义务及面临的紧迫任务.依靠生态法治的创新和完善是我国生态建设的成功经验.     

解读生态法学

近年来,有关生态法学研究的著述和论文不断增多。有学者认为相对于“环境法学”而言,“生态法学”才是一个更为科学和确切的名称,两者不仅在称谓上存在差异,在内容上也有本质的不同。然而,仔细分析上述观点的理由,可以发现两者在内容上并没有本质的不同。也有学者从生态法学调整人与自然的关系,一切生命体均是法律主体出发,论证生态法学的独立地位。这种论证由于涉及到整个法律主体理论的重大争议,因此难于被人接受和认同,而且作为一个学科名称,“环境法学”为国际国内沿用已久。因此,没有必要用生态法学来取代环境法学。     

试论我国公司法中公司资本制度的完善

当前我国的公司资本制度为一种保守的法定资本制度,严格遵守资本确定和维持原则,出资形式单一和现物出资。此种构建的初衷是解决信用问题,保护交易安全,保持“商”主体有足够的资本运行。可是在这种制度确立后并没有实现立法时所追求的目标。但这些问题不是资本制度确定有误造成。在今后5年或者更长时间里,我国不宜改变法定资本制度,应在适当调整出资制度过程中,完善法定资本制度的外延和配套制度。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生态政治哲学构架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把生态问题纳入西方政治哲学的界域,形成了一套独特的生态政治哲学理论。它坚持以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方法为理论基础,倡扬生态正义的价值理念,勾勒了未来生态社会主义的蓝图,并致力于寻求新的革命阶级主体,主张红绿战线并举的实践战略。在理论上对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进行了有益探索,在实践上对于理解今天迫切的全球生态问题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论我国环境法治中的环境正义

环境正义是较新型的环境价值观,由于经济、社会、历史等原因,我国环境立法中环境正义理念缺失,导致环境权益和责任分配不公,最终降低了法律的效率。事实上,环境问题不只是人与自然的失调,更是人与人关系失调的结果,因而要在我国环境立法中确立环境正义理念,明确环境正义原则,并在此基础上建立和完善相关具体法律制度。     

我国竞争法的改革与完善

随着我国加入世贸组织及我国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现有的竞争法暴露出许多不足:尚未形成一个系统和完整的竞争法体系,缺乏独立和权威的执法机关,对违法者制裁力度不够等。为此,必须完善竞争立法体系,扩充调整范围,建立专门的执法机构,强化行政执法手段,以保证我国市场经济的有序竞争和良性发展。     

环境法学的自然法理念

环境法的理念是其理论基础 ,它所追求的人域平等与域际和谐都可以从自然法的理性概念和道德关怀中得到合理的论证 ,这既是环境法学的变革 ,也是对自然法的全新阐释。     

论经济法形式理性的优先性

经济法形式理性优先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与实践意义。形式理性优先在经济法语境中的要求表现为规则和程序优先。经济法形式理性的正当性来自于经济法事实与目标的不可预测性、实质理性目标的可证伪性、实质理性的不可操作性三个方面。经济法形式理性优先是关于经济法适用的一般性原则 ,是法治理念与原则的具体化 ,是平衡政府与市场关系的基本要求 ,但经济法形式理性优先也有其局限性。     

完善行政立法:构建和谐社会的法治基础

和谐社会呼唤民主法治,强调民主立法和立法民主。作为我国重要立法部门的行政立法,在立法理念、立法制度、立法内容、立法程序上还有不完善之处。因此,完善行政立法,贯彻立法的民主和谐理念,严格程序,健全监督审查制度,对制约行政权与构建和谐社会具有重要意义。     

和谐社会视域下的公民意识培养

构建和谐社会是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内在要求,体现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愿望。而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形成人人有责、人人共享的和谐社会,离不开成熟健全的公民意识。因此,通过完善公民社会建设、引导公民参与社会公共事务、推进公民意识教育等途径,大力培养公民意识,对和谐社会建设具有重要作用。     

论自然的属性及环境法的理念

环境法是建基于对自然属性的判断之上。自然的属性不仅局限于经济性 ,而应是经济性、生态性、精神性的综合。环境法的理念之根在于自然的三种属性 ;环境法的理念之具体表现在于九个范畴 :节制 ,持续 ,公平 ,生命 ,和谐 ,朴质 ,精神 ,仁爱 ,情性。正是有了对自然属性的新观念 ,才使得环境法呈现出不同于民法等其他法的气质 ,并且 ,环境法中出现了“伦理回归”的洪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