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民谣传播与社会政治变革

民谣作为民间舆论的主要形态和载体,是表达民心、民情的一种社会现象,它的传播不仅对社会产生一定影响,而且对政令实施也起到了一定的监督作用。宋代政治氛围相对宽松,社会自由度较大,民众可以较为自由地议论朝政、批评官员。民众常以民谣作为载体向统治阶级表达看法与观点,抒发内心感受,其中既有赞美亦有批判。而统治阶级内部也常采用民谣进行政争,赋予其特殊含义。此外,朝廷也会通过民谣来体察施政行为是否合乎民意,以期在决策中形成与民间舆论的一种良性互动,以此来安抚民众,巩固基层统治。     

宋代谶谣的社会功能与价值

宋代谶谣的产生取决于宋代特定的社会背景,其流传又对宋代社会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使得宋代谶谣具有一定的社会功能.宋代谶谣除了涉及政治以外,还涉及了社会的方方面面,为研究宋代政治、经济、文化、民风民俗提供了最直观的历史材科.而谶谣作为一种特殊的民间文学形式,其独特的语言风格及自由活泼的表现形式对宋代及后世的诗歌、话本小说、人物传记、文人笔记等文学作品都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     

金石文字的史料价值与解读方法

瞿林东认为,前辈史家在对待史料方面的一些见解、方法和经验在当今时代仍然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和借鉴意义,这主要表现在重博闻善择;重分析辨析;重金石之学与二重证据;关注大量的、普遍的、主要的史料;以及重视历史资料的二重性等五个方面。张连生对“史料”定义问题进行了重新阐释,他认为,所谓“史料”应当是指“反映某一特定历史事实的原貌的材料”,它有特定的材料范围,而不是任何一种历史资料都可以充当的。游彪专就金石文字的史料价值和解读方法进行了探讨,他认为,金石文字是其他类型史料所无法替代的珍贵史料,使用者在运用金石文字时必须深入探究金石文字背后所隐藏的意蕴。陈述则对网络史料的内涵与特点进行了探讨,他认为,网络史料具有过去任何史料载体所无法比拟的容量,可以涵盖实物史料、口碑史料、文字史料和音像史料等,通过互联网,研究者就如同找到了一个流动的图书馆,而且它还具有快速、便捷、省时等特点。     

论宋代宗室的法律管理

通过考察宗室法令的制定、宗室的司法管理以及宗室的量罪处罚等具体内容,可知宋代宗室的法律地位明显优于一般士庶,其法律管理自成一套体系,所谓与常人同法的“宋代式”宗室法并不符合历史事实。     

以人为本与宋代法律思想的演变

作为宋代法律思想的基本理念,以人为本是贯穿有宋一代始终的生命线。随着宋代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的深刻变迁,宋代法律思想也与时俱进：从宋初的体恤民情、重视吏治,中经王安石变法开始利义均重、积极以法律来适应商品经济的发展,到南宋时期既注重保护商人的合法利益又注意适应社会发展。宋代法律思想的演变对当前中国构建和谐社会与进行法治建设具有启示意义。     

宋代植树护林的法律规定及其社会作用

本文从宋代有关植树护林的法律规定和家训族规出发,对其规范树木采伐的程序、禁止违法伐木、鼓励植树造林及有关边境、河堤、坟墓、荒地等特定区域的专门规定加以归纳,且结合当时的社会情况对法规出台的原因进行分析,阐明了这些树木在军事防御、环境保护、尊祖敬宗等方面所起到的作用,最后结合具体的案例进行分析,旨在一窥宋代法律的执行情况。     

宋代商人的社会地位

尽管宋代商品经济发展是空前的 ,市场繁荣 ,作为商业主体的商人大量增加 ,但是从政府、官员与商人的关系 ,从宋初关于科举、舆服的规定看 ,商人仍处于社会的底层 ,受到政府和官员的任意压榨、剥削和束缚 ,并且商人在百姓心目中的地位也很低。另一方面 ,宋代富商大贾利用其优越的经济条件努力提高自己的社会地位 ,具体表现在入仕参与政治、与官员联姻和突破舆服的限制上。而士人阶层的部分有识之士在观念上已经把商人看作是与士、农同等地位的“齐民”了 ,这反映了宋代经济发展所带来的社会变化。     

宋代法律制定、公布的信息渠道

宋代从中央到地方,构筑起比较完备的法律发布、接收和告示的信息渠道,以保证立法活动正常进行,并将法律适时公布于众,使民众知晓,充分发挥法律治理国家的职能。在法律制定方面,宋政府广泛征集意见,集思广益,注意收集法律反馈信息,减少立法失误,提高立法效率。宋法律制定后,统一由进奏院递送传达,采取榜示公告的形式公布于众。宋在大赦诏书的颁布、大赦仪式,法律的接收登录和编集保管等方面制定了较为完备的制度,使法律信息畅通无阻。这对于完善宋代法制,强化专制主义统治,无疑有着积极意义。     

宋代谢表及其政治功能

宋代谢表为臣僚所上谢皇帝恩惠之文书,包括官员升迁除拜、谪降贬徙,或生日受赐酒醴、封爵追赠等。谢表虽为例行文书,但臣僚常借以委婉地表达自己的心情,而官员个人的文学素养、仕宦经历、性格魅力等也会对谢表的内容有所影响。宋代谢表除表示谢恩外,还有一定的政治功能,它既可以"文饰己过"或"诬毁"他人,又可成为政敌攻击异己的文字证据。     

宋代巫祝卜相的文化水平及数量

巫祝普遍拥有相当高的智商,其中也有士人参加。就其职业本身而言,做法事需要书写上报神灵的奏章,很多巫师主导的民俗宗教或秘密宗教也有经文著作,敬神作法活动中经常有文字出现,还有巫祝自己的法术文字体系符箓,他们绝非愚夫愚妇。卜相类职业群体拥有较高的知识技能,文化水平远过巫师,他们将传统的占卜学发展到前所未有的顶峰,可谓对历史文化作出了一大贡献。风水学的大普及,使宋代成为堪舆术发展的鼎盛时期。占卜算命同样需要足够的文化基础,如果仅以会读写为标准,相士卦师基本都能做到。巫祝卜相作为一个民间不可或缺的职业参与人数广泛存在,数量巨大,有文化者全国50万余人。     

宋朝社会救济法律探析

与宋朝发达的社会救济事业相一致,宋朝的社会救济法律同样在中国法制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其不仅体系完备,明确规定了救济对象、救济机构、救济内容与程序、救济方法、救济的经费保障与救济管理规范,而且内容周详具体,有很强的可操作性,同时还比较机动灵活,能够适时调整.宋朝社会救济法之所以如此发达,是有多重原因促成的,其中儒家文化的熏染、经济发展的促进、维持社会控制的需要无疑是重要推动因素.     

北宋儒学复兴的社会原因

北宋初年发生了一场影响深远的儒学复兴运动,这一运动发生的原因是复杂而深刻的:唐宋社会转型为平民阶层在文化和政治上的崛起创造条件;统治者的扶持文人政策鼓励了儒者奋发作为的勇气;人心思治建立了儒学复兴的社会共识;外忧内患使得士人有了复兴儒学的强烈动机.文章从政治、文化、心理等多方面探讨了北宋儒学复兴运动深刻而复杂的社会原因.     

宋代文学的文化学研究

新时期以来,宋代文学的文化学研究已取得不少实绩,尤其在党争、科举、家族文化与文学的关系上,有较大突破.要使研究深入,应结合宋史观以比较唐宋文化,认识由进士文化到士大夫文化的转变.此外,夷夏观的不同,造成了唐宋两代对外来文化的不同态度;宋代在主流的士大夫文化之外,尚有多元的文化;而宗族共同体的建立,又使家族文化极为发达,且与地域文化结合成新的文化景观.研究宋代文学不能单纯、孤立的文学研究,宋代文学的文化学研究应与思想史、哲学史、制度史作更广泛的结合,应注意文学与学术、艺术的关系,应具有宏观的理论视野与延伸的学术眼光.     

宋代田园诗的民俗描写及其文化蕴涵

宋代田园诗描写了丰富多彩的乡村民俗,尤其重点表现了宋代农村种种生产劳动民俗和岁时节日民俗。从文化诗学的视角来看,宋代田园诗的民俗描写不仅是文学与民俗这两种文化形态交叉互动的结果,更蕴涵着诗人独特的文化意识和文化价值取向。在田园诗的民俗描写中,宋代诗人流露出自觉的对民间文化的志录意识,隐含着对村野文化的肯定与欣赏。     

从豪放到贞静——论文化转型后的宋代闺阁女教

学术界一般认为,唐末五代是中国文化转型时期,宋代是近世的开始,文化转型在宋初已经完成。随着文化的转型,宋代闺阁教育也开始发生变化,到了宋末得以完成。前代的女书教育自产生以来的影响力不大,但到了宋代却产生相当的威力,宋代女子变得贞静,大异于唐代的豪放。后世女子严格地束缚于礼教,实自宋代开始。     

社会、心理与传统的文化整合——论宋代理学与文学的联结基础

理学与文学各有自身的发展轨迹,但是,在理学发生的宋代,统治者以“崇文抑武”为国策,笼络知识分子,广开科举,大倡尊孔读经,使儒学复兴成为宋代文化繁荣的核心体现。作为宋学核心的理学,其基本精神自然渗透于包括文学在内的意识形态各个领域。而时代性的人文文化氛围和理性思辨精神对宋代文人心理的浸润,进而铸就宋代文学的根本的文化性格。同时,传统儒家思想的表达,无不借助于文学的形式,儒家是先秦诸子中与文学关系最为密切的,因此,作为新儒学形态的宋代理学,在表达方式上也难以割断与传统儒学的联系。     

宋丽使节往来与文化交流

使节往来,是古代东亚国家之间外交关系的重要内容.进入宋代,宋朝和高丽朝廷更加重视所派使节的文学素养和品德情操,所以双方使节在圆满完成政治使命的同时,还以渊博的学识和独特的个人魅力给对方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其中,高丽使节还担负着考察和引进宋朝典章制度的任务,他们不仅留心宋朝的政治制度,而且还把大量典籍带回本国,从而促进了文化交流.另外,双方使节在公务之余还撰写了有关对方典章文物和风俗民情的著述,也为后人留下了珍贵的研究资料.     

贫富无定势:宋代科举制度下的社会流动

经过改革以后的宋代科举,不讲门第,不论贫富,只问成绩,从而为下层平民子弟参加科举打开了大门。虽然在当时的社会中,官僚、地主、富商出身的子弟凭借他们的经济和文化优势在进士出身者中仍然占有多数,但是,下层平民子弟通过科举跻身仕途的人也越来越多。究其原因,除了科举本身以外,还有主客观两个方面原因。从客观上来说: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贫富分化加速,某些农民家庭的经济条件有所改善;朝廷、地方政府和学校对士人应举的鼓励与资助;民间义庄、义学对本族子弟读书应举的支持;乡塾村校的普及;贫困士人相互间的互助等。从主观上来说,平民子弟为了改变自己命运而攻苦食淡、发愤读书,加上某些人天赋较高,也容易取得成功。平民子弟通过科举进入到了统治者的行列,造成了自下而上的社会流动。与此同时,一些官僚、地主的家庭,只要其子孙考不取进士,随着时间的推移,就会逐渐丧失权势和财富,甚至沦入社会下层,造成自上而下的社会流动。在宋代,由于科举制度而造成的这两种社会流动,已经比较普遍,这对社会的进步具有一定积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