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税务管理制度

唐代为了保证税收政策的贯彻执行,依法建立了税额申报制度、赋税征收制度、税务工作监督检查制度,加强了对税务工作各个环节的管理,使税务管理有制度可遵,有法律可依.扩大了税收来源,拓宽了税收渠道,并严惩偷税、漏税、擅敛赋税等违法乱纪行为,以法制的约束力,保证了税务管理工作的正常有序进行,限制了经济腐败的恶性发展,增加了国家的财政收入,促进了唐代文明的形成.     

完善我国农村土地征收法律制度的思考

我国目前的农村土地征收法律制度中,存在着征用与征收不分、征收目的不明确、补偿范围狭窄和补偿标准偏低、土地征收程序缺失等一系列弊端,因此,有必要完善我国现行的农村土地征收法律制度,以更好地维护广大农民的合法权益。     

"唐代女冠诗人"界说

通过对以李季兰、鱼玄机为代表的“女冠诗人”和以卢眉娘、杨敬真为代表的“道姑诗人”的比较,揭示她们的诗歌在内容、用语、意象以及反映道意和道情的诗在她们诗集中的比重等方面的差异,从而对唐代女冠诗人的研究对象进行界定。     

土地征收权商业化的含义和种类

当前人们热议的“土地财政”实质上是土地征收权商业化的结果.土地征收权商业化是指土地征收申请人在运用土地征收权的过程中能够获得经济利益的现象.土地征收权商业化与土地征收权资本化不同.土地征收权商业化是合法的,产生的经济利益发生在土地征收行为终结之后,获益主体是土地征收申请人本人;而土地征收权资本化是非法的,产生的经济利益发生在土地征收程序过程中,获益主体是掌握土地征收权力的政府官员.土地征收权商业化的形态分成三种:土地征收权商业化形态Ⅰ是指地方政府通过低价征地高价卖地获得经济利益的现象;土地征收权商业化形态Ⅱ是指用地单位以自己的名义低价征地获得经济利益的现象;土地征收权商业化形态Ⅲ是指用地单位通过划拔低价征地获得经济利益的现象.     

论房屋征收中公共利益的界定

房屋征收的核心问题是公共利益的界定.在这一问题上,理论界和实务界长期的思路是试图通过各种方式对公共利益的内涵予以明确.但公共利益的本质决定了公共利益的内涵具有不确定性.实践也表明这一思路对房屋征收中公共利益泛化或虚化问题的解决成效并不大.有鉴于此,我们不妨从方法论的角度,从房屋征收中公共利益界定标准的确定和程序的控制角度,对房屋征收中公共利益界定问题进行重新思考.法律上应当确定公众受益性标准、用途效果标准和可持续发展标准三个标准对公共利益予以界定,同时还应建立完善的公示程序、听证程序和司法审查程序对公共利益的适用予以保障.     

论我国集体土地征收补偿内容和征收程序的完善——从日本土地收用法制经验出发

我国集体土地征收制度不够完善,导致实践中问题重重。集体土地征收中补偿内容和征收程序是最重要的两部分。借鉴日本《土地收用法》中正当补偿和合理程序两方面的经验,我国集体土地的征收在征收补偿方面应制定完全补偿的补偿原则,扩大补偿客体,完善各项目的补偿标准。在征收程序方面应增加事业公共利益认定程序,设立专门的土地征收机构,透明征地信息、保障公众参与权。     

公益征收制度视野中的公共利益及其判明标准

现阶段,我国公益征收的失范现象集中凸现在公共利益的泛化、虚化和绝对化方面,症结在于理论上对公共利益尚未形成较为统一的基本认识与判断标准.究竟何谓公共利益,对于如何在征收个案中判明公共利益的存在等等问题的回应,必须在公益征收制度视野中考察公共利益的历史源流,从而发掘其内在本质与基本规律,由此确立一套据以判明征收之公共利益的系统性标准,包括公共性标准、具体性标准、基础性标准、利益衡量标准、必要性标准和可预期标准.     

论不动产征收中预告登记权利人的法律地位和利益保护

预告登记后的权利是一种"债权物权化"的典型.预告登记具有预防妨害的效力、保全顺位的效力、保全权利的效力.但预告登记不能对抗不动产征收.预告登记权利人应当属于该不动产上的利害关系人,应当获得征收补偿.在违法不动产征收中,对于不动产尚未灭失的情况,可以采取物权请求权的保护方法,请求恢复原状;对于不动产本身已经灭失的情况,预告登记权利人可以采取侵权请求权的保护方法,请求损害赔偿.     

我国现行农地征收补偿政策的经济学分析

中国现行农村土地征收补偿实行的是最高限价政策。本文通过对这一政策的经济学分析,得出QL农村土地征收补偿制度存在补偿标准过低,不利于农民权益的维护和土地的保护利用等问题,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在农村征地补偿中应实行保护价格的政策建议,希望能为中国农村土地征收补偿制度的改革与完善提供一种思路。     

唐代诗学对唐代南岳佛教诗歌创作的影响

南岳佛教诗歌创作从南朝时期开始,创作尚处于发韧期,到了唐代,终于迎来了异彩纷呈的时刻。同时唐代也是中国古代诗歌创作的高峰,诗歌创作的高峰往往会带来诗歌品评和理论总结的高峰,唐代诗学有着风骨和情韵并重的审美取向,诗学发展可以分为“载道”一路和“取境”一路。此外,近体诗对声韵的营造也承接了魏晋南北朝以来对格律的探究。文章结合这些诗论,采用演绎法,从一般到特殊,从普遍到个别地将唐代南岳佛教诗词的艺术特点做出较为准确的分析。     

试论隋唐义仓在救荒中的弊端

义仓作为隋唐时期救荒的重要措施之一,在救灾过程中发挥过积极的作用,但在实际运行的过程中也表现出了许多的弊端.义仓税的征收加重了人民的负担;由于官府督办义仓,造成了救济上的不方便;同时义仓多设于州县治所地区,使得它的救济范围过小.     

唐代粮食物流活动中的仓廪系统研究

唐代的仓廪系统可以从多个角度进行分类,从物流学角度看,仓廪作为粮食物流的基点,充当着储备仓、转运仓和周转仓的角色,在运输系统的连接下,通过上行、平行和下行运行系统,将粮食运往目的地。     

公益征收三论

公益征收是国家按照宪法和法律的规定,基于公益的目的,以国家强制力为后盾,获取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的不动产并给予公平补偿的行为。综观现行立法现状与司法实践,我国的公益征收制度还不完善,公益征收过程的公共利益界定含糊不清,在征收补偿标准上,征收人与被征收人争议较大。这些问题如果不能得到解决,势必影响我国的公益征收制度的存续与发展。     

唐代岁时节庆中的公共宗教活动

随着佛道二教在唐代的盛行,在一些传统节日中唐人欢庆活动的宗教色彩更加浓厚,而宗教节日的活动也在向世俗化发展。唐人在传统的和宗教的节日习俗中的公共宗教活动展现了唐代城市居民宗教生活的丰富多彩。     

唐代都城治安管理制度

唐代对都城的治安管理尤其严格,为了维护都城的安定,不仅建立完善的治安管理系统,而且采取一系列既独立发挥效用又相互配合执行的治安管理措施,主要有门籍制度、宵禁制度、街鼓制度、武候铺和团保制度等。与一般的城市管理相比较,唐代都城的治安管理具有特殊性,主要表现在:由多个部门分工配合;分区管理;定点守卫与流动巡查相结合;防贼与防火兼责;采取多种措施共同防范。随着唐代都城的发展,人口结构趋于复杂,流动性加大,治安管理层级和环节逐渐增加。在都城发展进程中,这些治安管理制度是唐朝廷管理城市职能的一个重要体现。     

论唐代后期藩镇对漕运的保障

安史之乱爆发后,安史叛军迅即占领大河南北,以及长安和洛阳等广大地区.漕运线路的安危,时有可虞.为此,沿途藩镇对漕运进行了保障工作,使得江淮等地物资,源源不断输至中央,支援了中央的平叛战争.安史之乱以后,一定时期内,因漕运线路经由的部分区域,仍然受到叛镇的控制或威胁.所以,保障漕运线路的安全,依然是相关藩镇的重要任务.唐后期,藩镇对漕运线路保障的基本得力,有效地延续了唐王朝的统治.     

唐初八史与唐传奇的兴起

唐传奇兴起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唐初八史对它的影响很少为学术界所关注.唐初八史浓郁的小说色彩对唐传奇的产生有一定影响;唐初八史叙事文字以散体为主直接为传奇作者取法;而唐初八史历史叙事与小说叙事二者兼容的叙事模式,为唐代小说叙事的兴起和发展起到了良好的促进作用,唐传奇叙事强调虚实结合就是这种作用的直接结果.     

清代新疆常平仓的发展与管理

清朝统一新疆后,常平仓开始在天山以北地区设置。新疆建省后,逐渐推广至全疆各地区。在常平仓发展过程中,仓员设置、仓粮管理、纳粮、出粮时的监督、仓的定期检查与维修等制度建设相继建立并逐步完善,这是清代新疆与内地基层行政建置渐趋一致的具体体现,也是清政府对新疆基层社会管理能力不断提升的表现,反映了清政府对新疆基层社会管理的高度重视。     

唐诗在唐朝的传播方式

唐人已有很强的传播意识,他们充分利用各种手段和形式传播唐诗。手抄是唐诗在唐朝时最主要的传播方式,题壁是唐诗发表和传播的另一主渠道,歌伎演唱使诗歌走向市井,走向民间,而选编诗集以及刊版印行则保证了唐诗得以跨代流传。     

商量状的应用与唐代行政运行体制的转型

商量状作为奏状的一种,是唐代裁处政务的主要公文形式。唐代前期的行政运行体制是三省制,尚书省作为全国最高行政机构,通过商量状裁处律令格式规定范围外的国家政务,是商量状使用的主体。高宗、武后至玄宗时期,随着三省制向中书门下体制过渡,宰相开始政务官化,参与国家日常事务的处理,逐渐使用商量状。肃宗朝以后,进入中书门下体制时期。宰相机构作为国家政务的主要承担者,成了商量状使用的主体。与此同时,中央各机构之间的职能趋于模糊,尚书省、寺监、御史台和使职都在不同程度上拥有政令权,也可以使用商量状。商量状应用主体的变化,是唐代行政运行体制转型在官文运行方面的反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