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商人对国家政治的干预及其影响

宋代商人对国家政治的干预及其影响林文勋（云南大学历史系）宋代，伴随着商业的发展以及商人社会地位的提高，商人对封建国家的政治颇多干预，成为一个十分突出的社会问题。从历史发展的全过程来看，商人干政无疑是一种社会进步的表现，但是，由于时代的局限性，商人干政...     

宋代商人的社会地位

尽管宋代商品经济发展是空前的 ,市场繁荣 ,作为商业主体的商人大量增加 ,但是从政府、官员与商人的关系 ,从宋初关于科举、舆服的规定看 ,商人仍处于社会的底层 ,受到政府和官员的任意压榨、剥削和束缚 ,并且商人在百姓心目中的地位也很低。另一方面 ,宋代富商大贾利用其优越的经济条件努力提高自己的社会地位 ,具体表现在入仕参与政治、与官员联姻和突破舆服的限制上。而士人阶层的部分有识之士在观念上已经把商人看作是与士、农同等地位的“齐民”了 ,这反映了宋代经济发展所带来的社会变化。     

宋代商人与社会慈善救济

宋代商人通过为社会弱势群体提供各种救助、灾荒之时减价出粜米谷或无偿赈济、对贫困无力者宽免逋欠、捐资社会公益事业以及对同业伙友进行救济等形式,成为宋代社会救济体系中一支重要力量。这既是宋代商人随着自身财富力量的迅猛增长,希图通过施善行为获得社会认可、提高社会声誉,进而为自己在乡里社会中争取话语权而创造条件的目标诉求,也反映出商人阶层的崛起已是宋代社会结构中最不容漠视的显著变化,体现了商人公共参与能力和公共参与意识的增强。在实际效果上,商人的施善行为也使社会资源的分配在社会各阶层成员间得到了某种程度的调节和平衡。     

宋代包买商人的考察

包买商,系指包购并兜售产品的商人。同一般商贩相比,由于他们与生产者的关系密切,甚至有时能够间接或“直接支配生产”。所以,包买商人的活动,在封建生产方式向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转变的“历史上,起过巨大的过渡作用” 宋代是我国社会生产力、科学技术和商品货币经济发展很高的时期,这一时期的包买商人也比较活跃。当时包买商人曾在哪些部门和地区活动,他们活动的特点和背景如     

论宋代“田宅牙人”之弊及其法律控制

两宋时期,封建商品土地流转加快,围绕田宅买卖的诉讼纠纷愈演愈烈,牙人在交易中的欺诈不诚行为是导致纠纷的一个重要考量因素。宋代政府从田宅交易前的产权合法性调查;交易中的告知亲邻、公正评议价格以及严格遵循官版契纸;交易后监督交易双方过割赋税等方面规定了牙人必须遵循的法定义务,并同时规定了牙人享有收取佣金的权利。宋代政府对牙人中介行为的法律控制,对于控制牙人弊端,保证国家赋税收入,最大限度地减少田宅诉讼的发生起到一定的遏制作用,但与此同时,牙人的田宅居间经纪行为,加速了宋代地主的土地兼并和自耕农的贫困化、佃农化。宋代对田宅交易牙人的法律控制,足以引起诸多的思考与启迪。     

论宋代官方谕俗文与基层社会控制

宋代教育事业、印刷业发达,社会阶级矛盾与民族矛盾十分尖锐,政府采取了“守内虚外”、“重文轻武”的家法,这些为谕俗文的产生提供了文化、物质前提与政策背景。宋代地方官员和士大夫站在国家的角度,通过谕俗文向基层社会宣传封建伦理说教、法律制度,有助于礼教深入民间和国家加强对基层社会的控制,且对以后的社会发展起了相当的借鉴作用。     

刘晏盐法下政府与商人合作的产权意义

刘晏盐法下政府与商人的合作实际上是一次产权的重新划分与财富的重新分配,这次改革造成了商人阶层的分裂和财富占有的两极分化。富商大贾通过加入盐籍,获得了这次产权划分与财富分配的机会,进入封建政府体制内,成为为唐政府财政服务的特权商人,并因此获得了唐政府的产权保护;中小商人被挡在了这次产权划分与财富分配的大门之外,其中很多人走上了贩卖私盐的道路,并最终成为唐末黄巢起义爆发的导火线。     

新生代农民工非制度化利益表达与城市公共安全

在成功案例示范与鼓励下,部分新生代农民工在自身合法权益受损后往往选择非制度化的利益表达方式,从而给城市经济发展、社会安全以及民主法治进程带来诸多负面影响。新生代农民工之所以采取非制度化方式表达其利益诉求主要源于制度化渠道的"形宽实窄"以及现行城市管理存在的"制度歧视"。唯有采取针对性的举措,我们才有可能减少该类表达行为的发生,从而提升城市公共安全水平。     

论宋代民间资本的流向

宋代劳动力要素的常见动向是弃本趋末,资本要素则主要是从工商业流向土地、高利贷,或滞留在商业流通领域,较少转化为手工业生产资本。民间资本的这个流动特点,是资本自身的运动规律和封建政府干预的结果。宋代民间资本流向的这一特点,同样适用于整个中国封建经济史。     

农民工政治参与：制度化与非制度化方式的偏好和选择

农民工作为中国新兴产业工人群体,其政治参与状况关系到农村与城市的和谐与稳定。当前,农民工政治参与意识日渐觉醒,但他们在政治参与行为中表现出明显的对非制度化参与方式的偏好。这既有农民工自身如受教育程度不高、经济贫困的原因,也有社会环境的种种不利因素,如政府公信力降低、社会对农民工的歧视与排斥等。政府和社会应积极努力,改变这些不利条件,以矫正农民工对非制度化政治参与方式的偏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