动名兼类词与N的V/N结构

动名兼类词与Ｎ的Ｖ／Ｎ结构陈一现代汉语中既有Ｎ的Ｎ短语，又有Ｎ的Ｖ短语，那么以动名兼类词为中心语的偏正结构（以下记作Ｎ的Ｖ／Ｎ）就是一个歧义结构，有时是Ｎ的Ｎ，有时是Ｎ的Ｖ。研究这种“同形异构”问题必须首先明确Ｎ的Ｎ与Ｎ的Ｖ两种短语的差异。从内部关系...     

英语歧义结构的形成与歧义的排除

英语歧义结构的形成与歧义的排除○陈辉陈彩莲一种语言形式能够传递两种或两种以上的意义，可以作两种或两种以上的解释，这就是歧义。歧义现象存在于每一自然语言中，探讨歧义现象会给我们很多有益的启示。使我们对语法现象的观察和分析更加深入、细致。发现歧义、了解歧...     

汉语句法歧义认知的几种方式

句法结构歧义主要由句子的结构层次、结构关系、语义指向、语义特征、语义关系、语义焦点等不同所带来,不同的原因形成的歧义,理解时加工的方式会不同.歧义理解的加工方式常用的有"组块法"、"指向法"、"转换法"和"投射法".不同语言能力的人对这些方法的掌握情况存在差异,从而形成了句法歧义理解上的差异.     

唯物史观中“决定”的涵义探微

唯物史观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基石,但它自创立以来,就受到不少非议和诘难,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对其中"决定"一词的理解出现了歧义和误解。唯物史观中的"决定"不能笼统地理解为一种涵义,必须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在唯物史观的不同范畴中,有时可理解为"必然"或"一定";有时要理解为"主要的必要条件";"经济因素决定社会历史发展"中的"决定"则要理解为"终极原因和最主要原因"。     

"V2+的+是+N"歧义格式补议

马庆株先生指出“语义是形成句法聚合的基础 ,语义成类的制约词语和词语之间的搭配 ,制约语法单位的组合行为和表达功能”。该文就是利用马庆株先生在 [ 顺序义 ]体词和对上对下类动词方面的研究成果 ,发现具有顺序义的指人名词和对上对下类动词对“V2 的 是 N”句法格式是否有歧义有一定的制约 ,并且很有规律性 :当N为顺序义最高项或最低项时 ,“V2 的 是 N”句式一般没有歧义 ;当N为中间项时 ,该句式则存在歧义。同时不同系列的衔位名词之间的权势关系或一致关系也对歧义的理解产生影响。另表人名词多义词引起的歧义既和词汇有关 ,也和句法有关。     

歧义的倾向性

一、言内歧义与言外歧义 歧义,一般说来有如下两大类:一类是由于句内某一片段可分析为几种结构或句内某一成分包含几种不同的意义造成的,大致情况如下: 结构切分不同:咸｜鸭蛋──咸鸭｜蛋 同一片段可分析为几种结构 结构关系不同:补充材料(动宾)-补充材料(偏正)歧义 引起不同结构:写得好(可能补话)──写得好(结某一片段中有一个多义成分 一点(每一边)另一类歧义是随背景的不同而理解各异,如:(1)知识分子有一技之长。这句话有两种理解:“一技之长”……比起“一无所长”,“一无是处”,“四体不勤,五谷不分”这些以往加之于知识分子的评语,…     

伤病修辞与中国现代性体验的心态转型——基于晚清政论、“新时期”初期文论的比较研究

晚清政论多疾病修辞,"新时期"初期文论泛滥伤痕修辞,二者的差异透露出中国现代性体验的两种心态类型。有机增生性的内在疾病具有全局性、弥漫性;匮缺性的外受创伤则带有局部性特征,关联外来异质力量楔入以后分隔出的二元对立格局,极具"宣示价值"。吊诡的是,晚清知识分子的"疾病情结"在西方列强外部入侵下产生,"文革创伤"则起因于一个统一政权内部的变乱:"词"与"物"在此发生"错位"。"病"、"伤"修辞在历史语境中分别反映出"忧思-自省"与"控诉-自清"两种相异心态。这种心态转型与意识形态主流及其对立斗争思维的深度影响密切关联。     

The concept of Biirger in Kant＇s philosophy of law

公民（Burger）概念是康德法哲学的核心概念。将康德法哲学中关于公民的论述划分为三种不同语境，相应地，公民概念可区分为一般的、特定的和普遍的三重意义；对这三种意义的重新阐释，消释了康德公民概念的歧义，揭示了公民概念的理论演进及其普遍性、构成性及强制性特征。甄综韦伯关于市民和公民概念的考察，揭示康德公民概念的社会历史渊源，Burger一词从市民演变为公民是以权利普遍化为内在契机的，而公民乃是人在自己所构造起来的法[权利]体系中的一种存在形式。     

“差点儿(没)”的词性探讨兼谈其语用

人们在使用"差点儿(没)+VP"(VP是动词性质的词或短语缩写,下同)结构的过程中,词汇意义往往不能直接从其字面意思上表现出来,而是包含了更多的语用意义。只有说话人想要强调某件事情的结果或经过当中发生的各种各样的情感时才会使用"差点儿(没)+VP"结构,以实现强调和引起交谈双方注意的目的。在分化"差点儿(没)+VP"结构的歧义时,以朱德熙的"企望"与"非企望"为前提,把"差点儿"看作一个否定副词;"没"在"非企望"事件中出现时,做羡余成分,在"企望"事件中出现时,仍然是一个否定副词。     

试论消极修辞手段在广告语言中的运用

丰富多彩的消极修辞手段的运用,对于广告的成功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广告语言是一种诉诸听觉的语言,语音形式的选择加工是广告语言所需要处理的首要问题。相同、相近的音节结构或相同、相近的韵母的使用,洪音、细音的调配,相同音节结构的重叠等等是广告语言语音形式加工的主要内容。成功的广告语言无不重视词语的精当运用。词语的选用既体现在同义词语的抉择上,也体现在多义词语、同音词语的选用上。广告语言往往以超乎寻常语法规范的形式来运作,突破语法规范主要表现在词语的超常配搭、拓展词的语法功能和句式的变化三个方面。汉语言永远是中国广告最肥沃的土壤。     

应用文写作几种常用的句式

应用文的语言,总的要求是“辞达而已”。即要把所说的事理说清楚,说完全,不芜杂,没有歧义,不刻意追求描写和抒情。应用文写作句类、句式的选择和运用,一定要合乎文章的体式和内容的要求。下面介绍应用文几种常用的句类。一、主谓句和非主谓句主谓句应用文写作选用的句类、句式要表义明确、简要。为了避免歧义,误解,主谓句是应用文常用的句式之一。例如:     

社会学发展传统中的类修辞形态:基于修辞学视角的考察

虽然社会学传统没有留意修辞理念对学科地位的合法获得及知识生产的影响，但该学科在发展过程中已不自觉地与修辞理念进行纠缠。本文将“没有明确意识到、但又无法忽视修辞影响”的发展阶段，称之为社会学发展进程中的类修辞形态区间。基于修辞学视角的考察发现，社会学传统实际上潜藏着类布道性修辞、类认知性修辞以及类论辩性修辞三种基本形态。它们在为学科赢取合法性地位以及知识生产的过程中，不同层面地促进了社会学学科成熟化体系的形成。可见，修辞不仅能为宏观理解社会学的学科发展史提供创意视角，也能为学科知识的后续生产提供经验性参照。它将成为社会学学科的“守护型幽灵”,始终陪伴这门学科的发展而得以存在。     

清代中期论词绝句词学批评特征平议

清代中期是论词绝句这种词学批评类型发展的重要历史时期。大量以论词评词等直接标题的论词绝句的出现,表明此期论词绝句应用于词学批评之中自觉意识的觉醒;受浙西词派和乾嘉学风的影响,此期的论词绝句又呈现出推尊姜张、重视词体探源和词籍史料辨析等新的特征。这表明词学批评中论词绝句的正式定型,在清代词学史上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批评价值。     

诗化:近代词衰微的基本原因

词的衰微，经历了两个阶段，一是以综合艺术的词，变为文本的词；一是从以娱乐性为主的词，变为以教化为主的词。近代正是儒学诗教崩坏的时代，以诗教作为词旨，无疑使词更快地走向衰微。词已成为古典格律诗的一部分，诗化成了词衰微的主要原因     

现代汉语中的词位和词位变体

词在语音、词形、语法、意义上的差异所体现的性质、所产生的结果是不一样的,有的属于同一词的不同表现状态,有的则属于不同的词,前者是同一词位的各个变体,后者是不同的词位。现代汉语的词位变体主要有以下四种类型:(1)词的语音形式的变异所形成的词位变体,这种词位变体往往呈现互补分布状态,是一种条件变体;(2)词的书写形式的变异所形成的词位变体,这种词位变体并不呈现互补分布状态,是一种自由变体;(3)词的语法形式的变异所形成的词位变体,这种词位变体主要是通过词的重叠和词内素序的变化来实现的,也是一种条件变体;(4)词的意义上的变异所形成的词位变体,这种词位变体的意义上的变异当然是有限制的,即变异前后的两个或几个意义有着密切的联系,也是一种条件变体。     

“抓大放小”是国有企业的政策导向

我们国家把“抓大放小”作为今年企业改革的政策导向，是一种新的改革思路。然而，对“抓大放小”的理解存在歧义。本文就“抓大放小”的内含、实质，以及对实践的指导功能等作了分析论述。     

法治时代的中国法理学——政治修辞下的法理学解放

法治时代的法理学需要摆脱政治修辞的束缚而独立发展,并为法治贡献理性的思维方法.为此,必须厘清政治与法治的关系,没有法治的政治是危险的.在法治时代,中国需要建构在内容上有独立性、在功能上能自主发挥作用的法理学,进而重塑以人为本、依法治国、宪法法律至上、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法理学科建设的去政治化是一个长期的任务,法治建设需要的是法理修辞而不是过度的政治修辞.法治修辞应该代替政治修辞,法理学应该成为法治时代的显学,法律思维方式应该成为时代的主流思维方式.     

何谓异质性?——从定义的指谓分析来看

异质性跟同质性相对,其含义和关系在"种+差"的定义形式中展示得最为典型。定义的主词是属词,意指一个属;谓词有两个:种词——表示一个种,以及差词——表示此属跟他属的差别。种词和属词的关系是同质性的:属词的外延完全被种词的外延所包含,种词的意义完全被属词的意义所包含,二者之间具有可比性,逻辑推导以此为基点。差词跟种词和属词的关系都是异质性的:属词以属下所有个别事物为对象,种词通过属词也最终以这些事物为对象,但差词却以这些事物身上的某种偶性为对象,并不以这些事物本身为对象,所以差词跟属词和种词之间无论在外延上还是在意义上都不存在严格的可比性,它们之间结合的根据仅仅在于认知上属实,而对之加以认定的机能就是自然直观——自然赋予人的直接性的意识机能。揭示异质性的目的就在于为符号之间的异质性关联确立直观认定这一根据。     

对三类色彩词的补论

按照人们认识色彩的阶段,色彩词分为辨色词、指色词和描色词。辨色词的归类一般没有异议,指色词中的"物+颜色"类属于指色和描色两个不同类别的色彩词,其归属情况较为模糊。制陶行业这类特殊领域使用的色彩词如浇红、吹青等,究竟归属描色词还是指色词,在词汇意义和用法上出现了矛盾。通过句法分析可以认定,指色和描色不能截然分开。描色词具有非颜色语素义的模糊性、他指性、描写性和主从性。极限程度的语义蕴含、语义虚化和词汇的常用属性都可能导致物色词谓词化。因此,辨色、指色、描色这三个阶段不但相继,而且随着历史的发展,后两个阶段既相继又并行。色彩词群中一类新词,如广告中色彩词的类别归属,是辨色词、指色词和描色词不能囊括的。     

从语言学角度看《云谣集》的文人词属性

中国古代词集分为民间和文人两类,著名学者对民间词的特点进行了归纳。从敦煌《云谣集》重见天日开始,绝大多数研究者因各种原因将这部词集定性为民间词总集,并写进了一些中国古代文学史教材。但是,仅从语言学角度来看,运用对比和统计方法进行分析,可以发现《云谣集》的词律、语言风格与民间词存在很大差异,与民间词的标准不合,而与创作时间相近、属于文人词范畴的花间词和南唐词高度相似。《云谣集》收集的作品是成熟词而非初期词,因此,它应该是文人词总集而非民间词总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