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昌三题

本文研究了高昌三个问题,即高昌壁始建、高昌城“三重”和高昌城科学考古。公元前103～前102年,李广利伐大宛西征途中,师旅顿敝者在吐鲁番木头沟绿洲建壁垒,取故乡之名“高昌”。目前的考古资料说明,当年高昌壁所在的地方是片空旷无人的绿洲,它是车师王国东西两个政治经济中心之间的天然隔离带,这是高昌所以在此建设的绝好地理空间。高昌城的“三重”不能与唐长安城相比,但高昌故城保留至今的城垣留存了丰富的历史内核。作为世界历史文化名城,高昌故城应早日开展科学的考古发掘工作。     

唐西州高昌城西水渠考——中古时期西域水利研究（七）

本文在补充新出土材料的基础上,全面综合分析了有关唐代西州高昌城西武城渠等4条水渠的材料,从新的研究视角出发,探讨了这四条水渠的方位、流向、大小、分布、存在的时间,与高昌国水渠的关系,以及水渠周边的土地状况等等,纠正了过去研究中的一些错讹,并尽可能解释了出土文书中一些难以理解的语词。     

略论高昌上奏文书

麴氏高昌的历史研究,有赖吐鲁番出土文物资料,目前已经获得了相当深入的进展。高昌的文书制度,也有很卓越的成果问世。虽然这些文书的利用更多地不是从文书制度的角度进行的,而本文正是选择了从文书制度的角度进行观察。关于高昌上奏文书,本文对于其具体形成过程和构成提出了不同以往的看法,从高昌国官制的变迁的视角观察上奏文书的基本变化,也是本文的特殊之处。通过上奏文书的研究,相信对于整个高昌国史的认识,都会有所帮助。     

吐鲁番所出《高昌书仪》刍议

作者认为吐鲁番阿斯塔那一六九号墓出土的《高昌书仪》是现存最早的一件写本书仪, 而且编排格式独特, 似与唐五代敦煌《朋友书仪》有共同的源头。     

高昌回鹘与契丹的交往

本文认为《辽史》中所记的阿萨兰回鹘,既非甘州回鹘,也不是喀喇汗王朝,而是高昌回鹘,并探讨了该政权与契丹的交往。     

王延德出使高昌使命补证

本文依据相关文献资料 ,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 ,对北宋王延德出使高昌的使命问题作了较为深入细致的分析和论证。认为王延德此行绝非一次普通意义上的外交活动 ,特定的历史环境决定了其出使自一开始即肩负着明确的军事使命。其不仅是同期北宋对辽政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亦预示着新一轮宋辽战争的到来     

火焰山下的遗迹——高昌故城

薄荷片推荐：这是古代西域留存至今最大的古城遗址．踏足于此．可以看着火焰山下故城轮廓，想象千年前玄奘走过的高昌国。     

论高昌地区粟特商业的运营

本文主要是利用吐鲁番出土文书,讨论中古时期该地区粟特商业的运营,特别是分析商队的规模、组成和贸易特点,以及商人在旅途中的衣食住行情况,并由此判断吐鲁番在丝路贸易中地位、粟特人在吐鲁番的势力。     

沮渠氏高昌政权性质考论

关于高昌王国的最初成立时间,迄今有两种基本说法,即“460年说”和“442年说”。两说的分歧在于对沮渠氏高昌政权性质的不同理解,而之所以出现不同理解,其根源可能在于对有关传世文献和吐鲁番出土考古资料的不同解读,值得注意的是《魏书》中的西域观念对研究者的影响。     

唐代巴蜀地区城市等级结构与空间分布特征研究

唐代是巴蜀地区城市发展的一个重要时期,城市数量大幅增加,城市体系的等级结构变得更为复杂和完善.城市的空间分布也更为广泛,然其区域分布的不平衡性仍然存在.自然地理环境的局限、政治军事因素的影响以及交通条件的变更,都成为制约唐代巴蜀城市空间分布的要素.     

唐前期西州高昌县水利管理

通过对西州文书的考察,本文研究了唐前期西州高昌县的水利管理,尤其是官府与百姓参与水利事务的时代特点。在修渠方面,官府承担了堤堰和灌溉大渠的维修工程,百姓则负责田边小渠的日常修缮。官府对灌溉用水具有绝对的控制力,而基层组织成员如知水、渠长、堰头等则承担了沟通官府和百姓的任务。总的来说,官府在西州高昌县的水利管理中起了主导作用。唐朝以后,官府在地方水利中的介入力度不断减弱,民间的力量则逐渐成为水利管理的主导。     

"高昌吉利"钱币考——兼论隋唐之际高昌地区的文化融合

“高昌吉利”钱币中的“吉利”两字,应为突厥语ilik或ilig的汉语音译,意思为“王”,文献上一般译做“颉利发”或“颉利”,“高昌吉利”对应的汉语意思为“高昌王”。“高昌吉利”钱币是农耕的汉文化与游牧的突厥等文化相互之间交汇、融合的结果。正是在这两种完全不同类型文化的相互影响下,形成了以“汉胡交融”为特色的高昌文化,“高昌吉利”钱币便是这种文化交融的具体表现。     

唐代西州的私学与教材--唐代西州的教育之二

西州的私学资料可以丰富我们对唐代私学教育的认识 ;西州的教材在与中原内地保持一致的同时 ,也具有一些“地方特色” ,这些特色的形成有些可能与高昌国的文化传承有关 ;由于西州的偏僻与落后 ,西州教育的总体水平不高。     

发现于新疆策勒县的四件唐代汉文文书残页考释

本文刊布和考释了2006年由民间找宝者发现于策勒县达玛沟乡北沙漠废墟的四件汉文文书残页(其中一件背面有于阗文),论证了文书中的"蔺城镇"可能即《新唐书》中的"兰城镇",《新唐书.地理志》所载"兰城镇"或"兰城守捉",应是"蔺城镇"或"蔺城守捉"之误。考释了《唐某年于阗供酒帐》,指出账页上的"硕"即容量单位"石"。C6号文书残页首次透露了中土诸子百家的经典曾通行于古于阗,但残存文字出自何书,或者系失传古籍佚文,尚需研究。     

试论沙陀政权后唐的兴起

沙陀是曾活动于新疆后在中原建立政权的部族;沙陀政权后唐,国祚虽短,但从一开始就被汉族士人认同并接受;对后唐兴起的探讨,对于深刻理解中华民族融合的规律有着重要意义。     

从吐鲁番文书看唐代西州县以下行政建制

贞观十四年,侯君集率兵平定高昌国后,唐朝政府在该地设置西州,属于正州。据传世文献记载,唐朝在西州推行与内地一样的州县制度。但是,县以下的行政建制阙载。本文根据出土文书证明,唐朝实行于内地的县以下的乡里制度也推行于西州地区。但是,由于地理条件的差异,西州地区乡里制度与内地不尽相同,西州地区没有发现“村”的建制。但这并不表明是乡里制度的变通,而是唐朝执行该制度严格的象征。     

唐代西州僧尼的社会生活

本文根据吐鲁番出土书,分析唐代西州僧尼与坊里居民、与其本家以及僧尼与寺院之间的关系。     

论唐代物价的几个问题

虚估是以虚钱估物价 ,最初因乾元二年 (75 9)虚钱的初次产生而出现 ,又因宝应元年 (76 1)虚钱的消亡而不复存在 ;省估也是一种虚估 ,但它不是因虚钱而产生 ,而是由省估产生虚钱 ;省估因两税法实行后农民负担加重而在建中二年 (781)至贞元二年 (786 )间产生 ,因是各地征收虚估物的标准物价 ,也称中估 ,但不能称“省中估” ,现有文献中无此说法。省估虽然在减轻百姓负担方面的作用很有限 ,但因方便统治者做到“量出为入”而长期存在。     

关于唐代江南士族兴衰问题的考察

研究者多认为:江南士族“于梁末被全部消灭”或“入唐时已经全面没落”。然而,通过对江南士族的代表王、谢、袁、萧和朱、张、顾、陆八大姓进行个案考察,笔者发现:事实上,江南八大士族只有少数在梁末彻底衰亡,大多数则由南北朝入隋唐,冠冕蝉联,且家学礼法传承不衰。江南士族在唐政权中的地位和作用虽不及山东士族和关陇士族,但仍有一定的政治势力,尤其在高祖、武后、德宗三朝,江南士族出身的宰相受到信重,发挥了较大的政治作用。与六朝时相比,江南士族在唐代虽然整体政治、经济势力衰落,但仍有崇高的社会地位,保持着文化世家的传统优势,从而保证其子弟在晚唐时期失去门荫世袭做官特权的情况下,复能通过进士科考试,维持家族世代官宦的地位与唐相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