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古典悲剧创作特点之比较

悲剧是一个文艺理论著作中广泛使用的概念。在中国传统戏曲理论中,与西方悲剧概念相对应的只有“苦戏“、“哀曲”、“怨谱”之类说法。中国古代的“苦戏”与西方古典悲剧在创作实践上有各自的特点和差异,主要表现在悲剧人物的选择、悲剧冲突的展现、悲剧结构的安排、悲剧结局的设置等四个方面。     

将那无价值的撕破给人看——从《西厢记》看我国喜剧的民族特点

中国古典戏曲中是否存在悲、喜剧之别?这是一个学术界尚有争议的问题。王季思等先生在《中国十大古典喜剧集·前言》中说:“戏剧作为一种艺术,归根结蒂来源于现实生活。中国古代戏曲是古代中国人民生活的反映。生活中本来存在着悲剧性成喜剧性的现象,这些现象必然会反映到戏曲作品中来,这就决定了中国古代戏曲必然有悲剧和喜剧的存在。”这个论证是有说服力的。那么,为什么还会继续存在中国古代戏曲中是否存在悲、喜剧之别的争议呢?恐怕关键是硬用西方关于悲、喜剧的概念来套中国戏曲。其实,鲁迅先生     

试论吕天成《曲品》对传统戏曲批评观念的突破

中国古代的戏曲批评深受传统诗学理论影响,对戏曲艺术规律的探讨多集中在填词制曲方面。晚明曲家吕天成《曲品》的大量品评则围绕着“事”和“关目”而展开,越出了单纯以诗评曲的范畴,启动了古代戏曲批评从“曲”的意识到“剧”的观念的重要转折。     

冯梦龙的戏曲导演艺术

冯梦龙虽然没有完整、系统的导演理论传世,但在《墨憨斋定本传奇》的总评、小引和眉批中遗留了大量与之相关的文字阐述。这些阐述反映了我国古代戏曲导演艺术在当时所达到的水平,是中国戏曲史上弥足珍贵的文化遗产。     

“整整在目,而后可施结撰”——试论《闲情偶寄》对《曲律》戏曲结构论的继承和发展

明代文坛自李挚以后,一改以往文人墨客贱视小说、戏曲的局面,戏曲创作已走出俗文学的圈子,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随着创作、表演的日臻成熟,以及人们欣赏水准的提高。明中叶以后杂剧越来越不适应形势的需要。继之而起的明传奇却得到迅猛的发展,传奇创作洋洋大观,各种流派争香斗艳。戏曲理论家也各树一帜,著名的“吴江”、“临川”论争。已涉及戏曲理论的许多根本问题,同时各自的合理因素与谬误的成分也暴露无遗。因此,在这种局面下总结产生的戏曲论著。具有取各家之长,弃各家之短的优点,王骥德的《曲律》堪称理论的集大成者。有人认为它是对戏曲理论世界所作的一种富有创造性的“补阙”。到了清朝初期,传奇创作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在创作实践的基础上,戏曲理论相应得到发展。李渔在创作实践及舞台演出方面提出许多可贵意见,尤其在结构论方面的建树更为卓著,《闲情偶寄》开了戏曲结构论的新篇章,有着总结前者,启迪来者之功绩!     

论《闲情偶寄》之戏曲文体思想及意义

李渔的《闲情偶寄》肯定戏曲文体特有的叙事性、舞台性,是戏曲编剧技巧、舞台实践经验的总结和推进,也是在前人理论成果基础上的新创。他将戏曲与“史传诗文”并列,抬高它的文体地位;更从形式、创作、功用等方面说明戏曲是“绝大文章”。他从创作的角度,强调戏曲文体服务于舞台演出的目的,强调“填词之设,专为登场”;又从戏曲叙事性的角度,要求“结构第一,一人一事”。李渔发展了王骥德“大头脑”、金圣叹“一人”“一事”等意见,强调戏曲创作要有吸引观众的新奇故事,能够收到深入大众、劝善戒恶的传播效果,并将“一事”引申为戏剧的核心事件及引发后续情节和戏剧冲突的重要关键,深入到了叙事和戏剧的本质。史传叙事思想为金圣叹评点《西厢记》重视,也是李渔戏曲批评的理论来源。李渔称戏曲与史传“同源而异派”,客观上将戏曲纳入叙事文学的轨道。又将叙事批评的“人情”“物理”概念引申到史传及其他传统文学,肯定了戏曲这种俗文学体裁的叙事特征。这显示出李渔以戏剧为本体、以登场为目的、以演出效果为标准的戏剧观构造下的戏曲理论超出一般文人戏曲思想和评论的特出之处。     

小议李渔的“立主脑”

李渔是清代著名的戏曲评论家,他写了本杂若《闲情偶寄》,谈到戏曲的结构、音律、宾白、表演、唱腔等问题,其中有不少超越前人之处,例如“立主脑”的问题,在我国古代戏曲理论中,确是不同凡响,议识新颖,见解独到。何为“主脑”?李渔这样写道:“古人作文一篇,定有一篇之主脑。主脑非他,即作者立言之本意也。传奇亦然。一本戏中,有无数人名,究竟俱属陪宾;原其初心,止为一人而     

论《奇酸记》的批评话语与主体意识

《奇酸记》是清代戏曲家李斗根据《金瓶梅》改编的一部戏曲作品,主要表达张竹坡的“苦孝”主题。作为该剧的主要批评者,防风馆客以文本细读的方式对该剧进行评点,阐释了作品的主旨,考订了音律的得失,探讨了戏曲改编与舞台实现的问题。从批评意识来看,防风馆客不仅在接受中完成了对作品的批评,而且以积极的姿态探讨从戏曲改编到舞台实现的整个艺术生产过程,主体意识明显。防风馆客在批评中推究作者之意,考察改编得失并传达其审美期待,是一种理性化的戏曲批评。作为一种“实际批评”,防风馆客对《奇酸记》的评点对于探讨清代中期的戏曲批评及戏曲理论建构具有一定的范本意义。     

论明清传奇中画中人意象

“画中人”是一种在中国古代小说戏曲中普遍采用的艺术手法。尤以明清传奇《牡丹亭记》、《梦花酣》、《画中人》和《桃花影》中“画中人”意象刻画最为成功。作家借助画像这个特殊载体,或附身画中,或化为人形,在现实与虚幻,阳世与阴间,传达自己的人生观和爱情观,使“画中人”这一母题具有深刻的文学价值和思想内涵。     

《张协状元》与古典戏曲美学特征

世界上最早的戏剧是形成于公元前五世纪的古希腊悲剧,它是以对话和动作为主要表现手段的话剧。虽然它也用合唱队进行伴唱,但这种伴唱只处于“旁观者”的地位,而且越来越趋于减弱。后来,亚里斯多德在他的《诗学》中对古希腊悲剧作了重要的理论概括:“悲剧是对于一个严肃、完整,有一定长度的动作的摹仿。……摹仿方式是借人物的动作来表达,而不是采用叙述法。”亚里斯多德的这一论述,对世界戏剧的发展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正如车尔尼雪夫斯基所说的“他的概念雄霸了二千余年”。然而,亚氏的这一理论概括并没有囊括中国古典戏曲的特征。     

明清戏曲美学论纲

明清戏曲美学理论是我国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世界戏剧理论史上具有先进性和鲜明的民族特色。明代戏曲美学的主要贡献在两个方面：一是对传统“教化说”的完善与背离之争,丰富和提高了戏曲创作论;二是以汤显祖、沈王景和王骥德《曲律》为代表的对戏曲艺术内部规律的精细研究。清代戏曲美学的主要贡献在于：以李渔《闲情偶寄》中的“词曲部”、“演习部”、“声容部”等为代表的戏曲美学的理论化、体系化;以金圣叹对《西厢记》的评点为代表的对戏曲美学的核心问题———人物形象塑造的深入探讨。明清戏曲美学理论可分为三部分：戏曲创作论、戏曲表演论、批评鉴赏论     

张竹坡在《金瓶梅》评点的中“情理”范畴及其在小说批评史上的地位

张竹坡在《金瓶梅》评点的中“情理”范畴及其在小说批评史上的地位崔晓西在张竹坡的《金瓶梅》评点中，“情理”这概念在总评、回评和夹评中多次出现，它实际上被当作一个理论范畴使用。为了更全面、准确地把握张竹坡的小说理论，有必要对他使用的这一范畴作一番辨析。竹...     

戏曲理论批评之审美“趣味”论

以"味"论"艺"是中国古代文艺理论批评的一个重要的传统特点,但学术界主要对"诗味论"研究较多,而对古代戏曲理论批评中的"味"论涉及甚少。古代戏曲理论批评中的"味"论,主要涉及两个层面的内涵,一是要通俗、有"俚趣",二是要有"境界(意境)"。本文初次从通论角度对中国古代戏曲理论批评中的"味"论及其主要特点,做了一个总体性的论述,旨在分析戏曲理论批评著作中的"味"及"趣"之概念的审美内涵,分析戏曲"趣味"论与其"境界(意境)"论的关系,由此说明中国古代戏曲理论批评家关于戏曲"美感"论的主要观念。     

昆山腔戏曲艺术与苏州

从明代中叶到清代中叶,两百多年来依照昆山腔的格律创作和演唱的传奇和杂剧(习惯上称之为昆曲或昆剧)一直称雄于我国的剧坛。苏州的戏曲家,无论在戏曲的创作、表演和理论批评方面,还是在剧本的整理、编选、刊刻,以及曲谱的编纂、增补等方面,对于昆山腔戏曲艺术的发展都作出了巨大的贡献。昆山腔戏曲艺术与苏州结下了不解之缘。苏州是昆山腔的发源地昆山腔这个名称,最早见之于祝允明的《猥淡》①。魏良辅撰于嘉靖二十六年(1547)前的《南词引正》亦提到元末明初已有“昆山腔之称”。徐渭的《南词叙录》(自序作于嘉靖三十八年),则赞美革新后的昆     

建国后中国古代戏曲序跋体批评研究述评

中国古代戏曲序跋体批评是中国古代戏曲理论批评的一种重要批评体式。建国后关于中国戏曲序跋体批评的研究主要有单篇的学术论文、学位论文、专著等几种形式。研究内容主要涉及到文献整理、戏曲序跋的功用、戏曲序跋的理论价值评判等几个方面。     

清代四曲家考辨

据康熙、雍正间文人詹贤之《詹铁牛文集》,考得其时江西曲家三人:何圣符、谢士鹗、詹贤。何圣符曾作传奇《缘外缘》;谢士鹗曾作传奇《快目前》、《玉蝴蝶》、杂剧《情文种》,另有《愤商山》一种,不明是杂剧还是传奇;詹贤曾作杂剧《一线春》、《画中缘》、《同林鸟》、《女锺期》。詹贤为何圣符、谢士鹗剧作所写的序,可补《中国古典戏曲序跋汇编》之阙,充实中国古代戏曲理论。邓长风在《明清戏曲家考略三编》中,将江苏兴化人李雨商误作《镜中花》传奇的作者、河南人李雨商。     

唐传奇与“三言”中的悲剧形象

在唐传奇和“三言”中，爱情悲剧题材的作品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在艺术成就上具有代表意义。如果对二者进行一番比较，则可以看出我国古代短篇小说从形成阶段到成熟阶段艺术演进的轨迹，对于我们进一步研究中国小说史，正确评价作品的艺术成就有重要意义。本文通过与唐传奇爱情悲剧作品的比较，论述“三言”爱情悲剧作品在悲剧形象塑造上所取得的艺术成就。     

试论贾仲明《凌波仙》吊词

中国的戏曲批评萌芽,最早可追溯到唐宋。唐代崔令钦的《教坊记》、杜佑的《通典》、段安节的《乐府杂录》,记录了一些早期戏曲活动的情况,宋代的一些史书、琐记、诗文中,也零散记有一些唐代戏曲名称、演出活动。但这一时期的戏曲批评,通常只是纪事的附属物。元代燕南芝庵的《唱论》论述了戏曲声乐理论与歌唱方法,周德清的《中原音韵》探讨了戏曲的声乐理论,夏庭芝的《青楼集》包含了若干女艺人的小传。这些戏曲论著固然有其一定意义和价值,但面对着刚刚从诸种单次艺术的综合中     

金圣叹、李渔文论之不同特点新探

金圣叹和李渔虽同属明末清初的文学家,且都精于小说戏曲理论批评,但两人的性格为人、生活态度、人生道路等许多方面也存在不同之处。因此,金圣叹与李渔的文学思想也有明显的不同,呈现各自独有的特点。金圣叹服膺司马迁“发愤著书”的创作理念,推崇悲剧,肯定《水浒传》与《西厢记》都是以悲剧结尾的杰作。李渔则表明并不认同“发愤著书”,宣扬“唯我填词不卖愁”,极力肯定喜剧创作,甚至认为自己的诗文“皆属笑资”。     

貂蝉“连环计”故事的文化解读

貂蝉“连环计”故事来自民间,之后被文人接受。元明时期,“连环计”故事备受欢迎,主要体现在文人与民间在创作上的有意偏好、戏曲选本对《连环计》杂剧和《连环记》传奇的浓厚兴趣和《连环记》传奇的备受赞赏三个方面。“连环计”故事具体地说,实际上是历史加计谋加美女的故事。文人与民间对由这三种因素组合而成的“连环计”故事的喜爱,体现的是重史、尚智、爱美的共同民族文化心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