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建立我国特困刑事被害人救助制度

作为一种法律制度,特困刑事被害人救助制度以确保被害人的利益为基础和出发点,以保障被害人的生存权与发展权为根本目的,以救助的方式实现被害人与加害人、被害人与社会关系的和谐。无论是从理论基础还是从现实基础来看,通过立法建立一部科学、合理的《特困刑事被害人国家救助法》,是我国刑事诉讼法制建设的一项重要而紧迫的任务。     

刑事被害人权利保护之困境与出路——以刑事诉讼目的为视角

刑事被害人权利是刑事被害人获得法律救济的关键问题,其核心内容包括人身惩罚权和经济求偿权两大权利,对刑事被害人权利的保护应依此展开。在目前刑事诉讼体制下,被害人的人身惩罚权已被国家替代;经济求偿权因诉讼、执行环节瓶颈难以得到应有的贯彻。因此,克服制度上的瓶颈是保护刑事被害人权利的必然途径。文章以刑事诉讼目的为视角分析了刑事被害人权利保护困境的成因,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刑事诉讼目的的重构。     

公诉案件被害人权利救济的理论探索

文章从公诉案件被害人的权利救济切入,探索公诉案件被害人权利保障的涵义、性质、权能、限制等基础理论,并从关注被害人的角度提出了刑事诉讼"立体结构"的构造理论,指出被害人有力量的核心就是赋予被害人实实在在的救济权,使其成为独立、自主的刑诉主体,而被害人的救济权是被害人的基本人权.     

刑事和解的机理研究

刑事案件涉及加害人与被害人之间、国家与加害人之间以及国家与被害人之间三种关系。在刑事案件中,国家通过作为国民代表、有为国民提供保护义务的逻辑成为刑事案件的受害人,但这无疑使被害个体的利益在诉讼过程中被忽视。刑事和解通过加害人的真诚悔过、道歉、赔偿等,被害人接受道歉从而宽宥被告人并导致刑事案件可以不进入刑事诉讼程序或者从宽处理的机理,使得被害和加害双方真正成为影响刑事案件解决的主体。但从刑事和解制度的具体组合形式来看,在较轻案件和一般案件中刑事和解有适用的余地,但刑事和解排除在严重案件中的适用。刑事和解的具体适用只有在个体要求与社会利益、被害人宽宥与加害人悔罪、国家被害与被害人被害之间进行综合权衡才可适用。     

论刑事被害人经济救济法律制度的系统化

刑事被害人经济救济法律制度系统化的意义在于满足刑事被害人利益诉求、构建和谐社会、改善刑事司法环境、落实公民宪法权利以及履行相关国际义务.相关部门应当综合运用刑事诉讼法、商业保险法、社会保障法等各种法律手段,建立加害人赔偿、责任保险、社会救助、社会保险等多元的经济救济法律制度体系.     

论犯罪被害人补偿制度

现代法治国家不仅要防止公民的权利受到侵犯,而且在公民权利受到侵犯后,要及时给予公正的救济。建立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不仅是对被害人的救济,而且是对国家内涵更好的阐释。随着中国政治经济的发展以及对刑事诉讼的理性认识,建立中国的被害人保护制度是社会发展的必然。     

关于构建犯罪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的几点思考

犯罪被害人是犯罪行为直接侵害的对象,对犯罪被害人合法利益的保护是我国立法的宗旨。从完善对被害人合法权益的救济和保障刑事诉讼中权利平衡的角度出发,建立犯罪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以维护被害人合法权益是必然的,是紧迫的,明确设立犯罪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的基本原则,同时对我国的犯罪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提出了初步的设想。     

刑事和解适用范围的匡定

刑事和解指在犯罪发生后,经由调停人的帮助,使被害人与加害人直接商谈、解决刑事纠纷。刑事和解案件适用范围过宽或者过窄,都有可能导致被害人刑事诉讼程序中重新被边缘化。刑事和解原则上只适用于涉及个体权益遭受侵害的犯罪,并需要通过对故意与过失、轻罪和重罪等概念范畴的界分,来确定刑事和解的具体适用范围。     

刑事诉讼被害人的法律特征分析

刑事诉讼中被害人应界定为刑事诉讼被害人。他具有四个特征:一是以刑事被害为前提,二是享有刑事诉讼权利为基础,三是以制裁犯罪人、实现自己合法权利为目的,四是具有当事人的诉讼地位。前三者是刑事诉讼被害人的实质特征,后者是刑事诉讼被害人的形式特征。     

被害人视野中的刑事案件撤销制度

刑事案件撤销导致刑事诉讼程序终结,可能使被害人追诉请求落空,导致被害人"二次被害".从被害人视角看我国刑事案件撤销制度,它完全就是一个由侦查机关按照行政程序作出刑事决定的过程,既剥夺了被害人的知情权、参与权,又限制了被害人获得救济权,有悖程序公正的基本要求.因此,应当借鉴域外先进做法,按照正当法律程序的要求进行改革,加强撤案过程中被害人的人权保障.     

我国刑事被害人救济制度及其设计

刑事被害人救济制度是针对刑事被害人实施的一种特别救济制度,是国家基于保护刑事被害人权益、维护社会公平正义,通过经济救助使刑事被害人尽快摆脱不利境地的一种制度设计。通过分析认为:我国刑事被害人救济制度应从刑事被害人救助到补偿逐步过渡,刑事被害人补偿制度是我国刑事被害人救济模式的最终选择,刑事被害人救济制度应从救济的对象、救济条件及救济程序几方面加以构建。     

被害人利益的维度考量之刑法意义思考——以亲告罪为视角

随着"被害人学"的勃兴,被害人的主体地位、权利救济等在刑事政策的变迁中得到彰显,由此影响到刑事立法对被害人利益的尊重与考量。反观我国刑法,除了亲告罪,几乎没有对被害人主体利益特别是自我决定的尊重与保护,这不利于扩张刑法的法益保护机能与贯彻刑法谦抑性理念。为了让被害人利益在我国刑法中得到彰显,不仅要在完善亲告罪立法体例基础上适度扩张其适用范围,还要对被害人承诺进行适度的法定化,明确被害人承诺的概念,并就被害人对身体健康权的承诺进行限定,以与新增设的组织出卖人体器官罪的设置保持协调。     

浅析刑事和解制度在我国的构建和发展

刑事和解制度自20世纪70年代在英美等国司法实践中适用以来已有几十年的发展历史,这种纠纷处理方式节省了被害人、加害人的诉讼成本和国家的司法资源,目前已被许多国家和地区所接受。在我国刑事司法实践中引入刑事和解制度是实现刑罚目的、推进刑事民主化、改革重刑化的刑罚体系以及实现与国际接轨的必然要求。     

论我国刑事被害人救济的渐进模式及立法设计

我国当下尚不具备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法施行需要的经济条件和社会保障水平,在立法需求尤为紧迫的情况下,我国刑事被害人救济立法的可行路径是由"救助"渐进式地向"补偿"过渡。我国的刑事被害人国家救助制度应是兼采一般社会救助制度和犯罪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相关合理因素的"紧急司法救助"制度。     

缺位与还原:被害人在刑事执行程序中的地位探究

被害人在刑事诉讼程序中的每一个环节均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然而我国刑事执行程序却将被害人排除在外。被害人在执行程序中地位的缺失不仅与其当事人的地位相矛盾,也与被害人在执行程序中地位的历史发展规律不符。被害人参与刑事执行程序可以彰显人的尊严,是程序参与性与主体性的内在要求,也是实现刑罚功能的需要。我国立法应该确立被害人在刑事执行程序中的主体地位,执行程序的诉讼化改造和被害人的理性化参与是确保被害人在执行阶段主体地位得以实现的保障。     

我国刑事被害人权利保护缺位浅析

保护刑事被害人,给予其恰当的诉讼权利是追求程序公正的重要环节。随着近年来各国对被害人权利保护的日益重视,许多国家的刑事司法制度已逐步发展到同时保护被告人和被害人的权利。我国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明确赋予了被害人当事人地位,但因相关法律规定缺乏可操作性,造成被害人权利的缺失,因而完善刑事被害人诉讼代理制度、建立国家补偿制度等措施亟待实施。     

论恢复性司法中被害人与犯罪人的关系

作为犯罪行为的直接承受者,被害人是刑事法律关系中的重要一方,他们的权益保障程度是衡量一国刑事法治文明的重要标尺。我们应该着力探讨恢复性司法中的被害人与犯罪人的关系,以被害人为中心,从关系的角度深入发掘被害人权利保护与恢复性司法的互动关系以避免受害人恶逆变。     

论刑事和解的主体及适用

刑事和解的主体包括被害人、加害人、调解人、司法机关和其他参与人。刑事和解可以适用于所有侵犯个人法益的犯罪,对于侵犯社会和国家法益的犯罪,如涉及到侵害个人法益的,也可以适用刑事和解。     

韩国刑事诉讼法中保护被害人制度的探析

在韩国刑事诉讼中,犯罪被害人的法律地位较低,诉讼权利缺乏保障;犯罪人对被害人的损害赔偿制度有待于完善;对犯罪被害人的国家补偿制度较为健全,值得我们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