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诗的句式变异修辞

新诗句式变异修辞手段表现在省略、倒装、重复、凝缩、表里等几个主要方面,各种手段的具体运用、修辞意图和修辞效果等也表现出不同于日常语言、古诗语言的特色。新诗句式变异的探讨表明,新诗句式运用灵活多样并与修辞密切关联。     

论作为文化的语境和语境中的文化

通过对语言学上文化和语境内涵的论述，进一步对作为文化的语境和语境中的文化进行了深。的探讨。认为，语境是社会文化的一部分，作为文化的语境是社会文化的载体之一，对人们的语言活动或语言行为有着文化的制约功能，并与社会文化有着密切的依存关系。同时语境中的文化又有其特定的“知识”内容，它是语境的构成基础，受集团或语用主体所具有的文化信息制约，具有鲜明的地域性和相对的封闭性。     

历史与现实语境中的90后新诗

90后新诗生存在两大历史语境中。一是具有两千多年历史和辉煌业绩的古典诗歌,古典诗歌在文体的基本范式、演变历程和价值标准上成为新诗的重要参照;二是新诗初期发展历程,期间新诗的文化身份基拳得到确认,在标准建立和创作等方面进行了有益的尝试。新诗的现实语境是建立在以竞争为基本手段的市场经济体制,以及在这个体制之上形成的具有竞争陛质的文化生态环境。90后新诗的发展要顺应时代潮流,增强竞争意识、发展意识、满足市场的意识,在真善美统一的价值追求中延续中国诗歌传统。     

论语言变异中的语境

语言变异在语言实际运用中是一种常见的语言现象。引起语言变异的因素诸多 ,其中 ,语境对语言变异的影响和制约是至关重要的。交际对象、交际目的、交际场合、一定的上下文、语体的选择等构成了语言环境 ,制约了语言变异的运用     

论早期新诗美学合法性的建立

在初步建立起外部空间的合法性之后,面对越来越多的“非诗”罪名的指责,早期新诗美学合法性的寻求就显得十分迫切.早期新诗的探索者们主要从诗歌翻译和创作实践两个方面去建立美学合法性,为“新诗”艺术的长久、持续发展谋求一个开阔的发展空间.     

新诗理论的开拓和周作人的新诗主张

考察与分析周作人关于中国新诗的理论主张———从诗的本质、特点 ,诗人的个性表现与诗的地方性、民族性的关系 ,诗的内容与形式的关系 ,诗人“梦想”的素质和诗歌语言的“简练”、“含蓄” ,到新诗人对中国古代诗歌和对外国近现代诗歌的态度 ,中国现代诗歌的发展道路 ,以及怎样进行诗歌批评等问题。周作人对于中国新诗这些见解和主张 ,不仅对中国现代诗歌的理论建设具有开拓性的意义 ,并具有完整性、系统性、开放性和包容性的特点     

早期新诗"说理风气"之形成

在早期中国新诗中,“说理”这一观念的产生及传播,直至成为主导范型之一,不仅凸现了早期新诗的特殊语境,也反映了时人对于新诗不同的想像方式。胡适以“说理”为视角,以建立自己于旧文学的风格性,并藉此开拓出新诗之空间。在其后关于新诗的种种辩驳中,“诗文之分”、“诗之好坏”、“说理与诗”等话题亦被讨论,而成为新诗话语争夺之场所。     

中国浪漫派新诗与政治文化

中国浪漫派新诗,从它的产生之日起就带有一定的政治色彩,因此,中国的浪漫派新诗不仅是一个文学话题,也是一个政治话题。一方面,中国的浪漫派新诗能够对社会现状做出及时迅速的反映,承担起一定的社会责任,另一方面中国特殊的社会和文化环境使它在一定时期政治性超过了文学性,曾一度沦为社会宣传和革命斗争的工具以及现实主义的附庸。从它的产生、发展到今天对它的反思和重新定位,中国浪漫派新诗所带有的政治烙印是无法磨灭的。     

语言变异的审美信息及其语境解读

语言变异是偏离语言常规的一种语言形式 ,变异的语言传递着一种特殊的审美信息。语境是受话者进行话语理解的重要基础 ,它具有八种功能 ,其中最基本的功能是制约和解释功能。语境的制约功能对言语的选择起限定作用 ,语境的解释功能可对语音、语义、词汇、形式变异审美信息进行解读。     

新诗与政治文化

20世纪90年代是新诗发展过程中受外界因素特别是"政治"因素影响最为"式微"的时代,同时,也是中国新诗真正进入艺术探索的时代。站在20世纪90年代的立场看待新诗的发展则不难发现其与政治文化的密切关系:不但新诗的发生、发展和历次诗歌运动无法远离政治文化,即使是诗人心理和诗人评价中,甚至是最不应受到影响的"纯诗"也同样没有避免政治文化的问题。目前,无论是蓬勃发展的文学史研究工作,还是方兴未艾的诗歌史修治工作,都使我们无法回避"20世纪诗歌与政治"这一客观存在的问题。因此,我们应该充分利用20世纪90年代以来诗歌可以沿着艺术的轨道自主前进的时代条件,从已有的历史、传统中总结经验和教训,从而为新诗的研究乃至新诗的未来发展探寻出路。     

新诗与旧诗--重读胡适谈新诗兼论新诗的标准问题

中国现代新诗自20世纪初诞生以来,新诗与旧诗的高下优劣一直是中国现代诗歌理论批评的重要话题,其实质是怎样看待新诗的标准问题.近来有关新诗二次革命的呼声再次掀起有关新诗标准问题的论争,与胡适当年提出新诗革命的主张一脉相承.因此,重读胡适当年谈新诗的有关论述,结合中国现代新诗90年发展历程中的成败得失重新思考新诗的标准问题,可以给我们思考今日新诗所面临的问题提供有益的启发.     

中国韵文学研究的突破性进展--评蒋长栋的《中国韵文学概论》

《中国韵文学概论》一书以质素研究与系统论相结合的方法进行韵文研究,一改传统研究法囿于分体研究的格局,在构建完整独立的中国韵文学之研究方法上取得了突破性进展;以这种研究法所构建起来的多层次的学术思想体系,勾画出科学的具创新意义的中国韵文学之蓝图,在中国韵文学实质内容的研究上取得了突破性进展。     

"圣言痞说"与新诗革命

汉字与汉诗的神圣性获得古代诗人的自觉坚持与守护."文学革命"对汉字与旧诗的清理与批判,为新诗的发展埋下了积重难返的隐患,最让人痛心的或许是"圣言痞说"现象:不少"诗人",丧失了对汉字与汉诗的基本敬畏之心.新诗的发展又到了关键时刻,急需"否定之否定"的批判与清理.据此,我们提出"新诗革命"的主张,希望通过冷静的批判、有序的建构、合理的创新,廓清新诗的混乱现状,厘定新诗的发展方向,确立新诗的汉语特色,以此恢复诗歌作为精神产品的价值定位,再次激活新诗的内在生命活力.     

形式、诗体与新诗的繁荣

形式是确定诗之为诗的重要艺术因素之一,也是诗歌区别于其他文学样式的重要艺术元素之一,因此诗的形式建设(包括诗体建设)是诗歌艺术探索的重要方面.这当然不是说,诗歌与内容无关,而是说它们的关系比较特别,对于诗,没有形式,内容将无所依附,而形式主义的形式探索同样不具有诗学价值.优秀的诗是以形式为基础并与内容达成和谐整体的作品.     

戴望舒:自由诗成熟的新界标

戴望舒是＂现代＂诗派的灵魂,也是中国自由诗走向成熟的代表人物。他突破＂新月＂派的格律主张,将重心转向探寻诗的内在情绪和内在节奏,变格律美为旋律美,注重日常语言的运用,创造出了一种既有情绪节奏又有回荡旋律的具有散文美特征的自由诗体。这种诗体,是对＂五四＂以来自由体形式探索的一种新的提升;而他的以情绪为核心的诗歌理论,则又是对新诗美学原则的一次科学性总结和本质性阐释,对现代汉诗的发展产生了相当重要的影响。     

《努力周报》与新诗

《努力周报》在论政的同时一直兼顾新诗的建设:扶持新人,发表多种题材、体裁和风格的诗作品,积极探讨新诗理论,重视译诗及歌谣的发掘。《努力周报》在中国新诗史上具有独到的地位。     

论周初的制度建设与文化变迁

西周王朝建立后,建立起分封制、宗法制和同姓不婚等一系列崭新制度,殷周之际思想观念和礼的精神随之发生一系列明显深刻的变化.商人天帝崇拜观念逐渐淡去,重人轻天思想日臻突显,"亲亲"、"尊尊"的原则渗透周礼的方方面面.殷周文化之间是继承和发展的关系,以往学者所论殷周文化"一脉相承"说、"大同小异"说与"旧文化废而新文化兴"的深刻"剧变"说,多疏于对殷、周之际制度建设与文化变迁作系统缜密考察,各执一端,顾此失彼,证据偏颇,结论武断.     

论惠特曼自由诗对胡适白话诗的影响

胡适倡导白话诗与惠特曼开创自由诗有着相似的历史语境,二者都是在文学代变的关口,分别承担起了中美诗歌变革史上除旧布新的历史使命。胡适提倡白话诗的目的是要推翻文言文学,建立白话的国语文学,而惠特曼则是为了冲破英国文学的藩篱,建立符合时代要求的独立的美国诗歌。在白话诗诗学理论的阐述上,胡适偏取了惠特曼自由诗的分段自由、造句自由和诗歌散文化等诗歌主张。但由于白话诗发展进程的内在制约等原因,在诗歌的意境和风格上,胡适对惠特曼自由诗的接受并不明显。     

河洛文学研究存在的问题与文化突围

河洛文学是地域、文化、文学三者的共生互创.河洛作家研究要探寻创作主体的情感地理,从"地方亲属关系"中呈现地域文化人格与原型意象.河洛作品研究重在解析文本的地域文化品质,揭示河洛理学文化、宗教文化、王都文化等对河洛文学的"深度构成".河洛文学史的书写要凸显长河意识、多元意识、当代意识.对河洛文学的研究,既是对文学传统的追忆与眷恋,也是对今天的聆听、关注、阐释与反思.     

新月诗派在新诗发展上的历史贡献

新月诗派对新诗的发展做出了不可低估的历史贡献.其一,在特定的历史境遇、历史契机中形成的新月诗派对新诗诗坛产生了积极的意义.其二,就诗歌理论建设的角度而言,它繁荣了新诗理论,对新诗的理论建设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其三,从新月诗人们创作实践的角度来说,它有力推动了新诗的稳步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