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乡老年人生活需求满足状况及其对生活满意度的影响——以贵阳市1518份问卷调查为例

利用2010年8月对贵阳市1 518份60岁及以上老年人的调查数据,分析了老年人在经济支持、医疗保健、生活照料、精神慰藉、社会交往和居住安排6个方面生活需求的满足状况,并将它们作为老年人生活满意度的影响因素纳入多元回归分析模型,分析结果发现:经济支持的满足程度是影响老年人生活满意度的最强变量,居住安排没有影响,其他4个方面的影响强度依次是:生活照料、医疗保健、社会交往、精神慰藉。从城乡来看,经济支持的满足程度是影响城镇老年人生活满意度的最强变量,但影响农村老年人生活满意度最强的变量则是生活照料。     

城乡老年人社会支持的差异以及对健康状况和生活满意度的影响

基于2011年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CHARLS）数据,通过卡方检验及二项Logistic回归分析研究了城乡老年人社会支持的差异以及对健康状况和生活满意度的影响。结果表明：城镇老年人不仅获得的社会支持多于农村老年人,身体健康状况及生活满意度也优于农村老年人。正式社会支持仅对老年人的生活满意度有积极影响,对老年人身体健康的作用有限;在非正式社会支持中,子女的经济支持对老年人身体健康和生活满意度的作用都非常有限,精神支持则对老年人的身体健康及生活满意度有很大的促进作用。因此,要进一步加强城乡社会保障制度的统筹建设,家庭及社会要关注老年人的精神需求,注重老年人慢性病的预防,以改善老年人的健康状况和生活满意度。     

子女支持能够提升农村老年人生活满意度吗?

基于2016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结合Probit回归模型实证分析子女支持对农村老年人生活满意度的影响。研究发现,子女经济支持和生活照护能够显著提高农村老年人的生活满意度;将两种子女支持行为同时纳入模型时,虽然结果在统计上不显著,但生活照护会在一定程度上降低经济支持对农村老年人生活满意度的提升作用;通过分组回归和引入交互项的检验,发现男性和中低龄老年群体的生活满意度对于子女提供的经济支持反应更加敏感,子女生活照护对农村老年人生活满意度的影响则不存在显著性的性别和年龄异质性。因此为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和提升农村老年人生活满意度,建议加强家庭支持体系的立法和制度建设、合理配置子女支持资源,促使老年人形成良好的生活习惯和社会交往关系。     

我国农村老年人养老状况及满意度分析

本文根据“2014年千村调查”数据资料,描述了当前我国农村老年人养老状况,并运用次序Logit模型,对我国农村老年人养老满意度的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得出我国农村老年人养老满意度的影响因素包括老人与子女关系、经济状况、健康状况、政策支持状况、个人家庭状况.提出应加强对农村老年人的精神慰藉、建设农村老年人与外界联系的农村通讯网络系统、建立农村老年人自我管理的“村老年协会”.     

社会支持、主观幸福感与农村老年人 精神生活满意度 ——基于辽宁省三个市的调查

文章基于辽宁省三个市农村老年人的调查数据,采用多分类Logistic回归方法分析社会支持对农村老年人精神生活满意度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目前农村老年人精神生活满意度不高,年龄、文化程度、婚姻状况3个人口学因素和居住安排、子女是否孝顺、与邻里的关系、是否有宗教信仰、是否有诉说心事的人、近两年村里是否组织过老年人活动6个社会支持因素对农村老年人的精神生活满意度有显著影响.基于研究结果建议各级政府和农村基层组织应直接或间接地加强对农村老年人的社会支持,改善农村老年人的精神生活.     

代际交换与城市老年人的生活满意度

基于"2013年上海市老年人口状况与意愿跟踪调查"数据,通过交互表观察城市家庭中双向的代际交换以及老年人的生活满意度状况,并采用二元Logistic回归的方法讨论双向代际交换对老年人生活满意度的影响.分析结果显示:代际交换中已出现重心下移趋势,即亲代对子代的支持多于子代对亲代的支持.亲代对子代的支持与老年人生活满意度有显著的相关性,老年人与子女相处过程中表现出利他性,为子女照看孙辈对提高其生活满意度有正向作用.而子代对亲代的支持与老年人生活满意度无显著相关,老年人经济上的独立性反而会提高其生活满意度.     

多子未必多福——基于子女数量与老年人养老状况的定量分析

从老年人个体生活质素角度来分析子女数量对于城乡老年人养老的影响,以验证“多子即多福”的观念.分析结果表明,子女数量的多少对于老年人的养老影响都不显著,基本否定了子女数量多的老年人经济收入更高、生活自理能力更强、精神状况更好以及生活满意度更高这四个假设.子女的经济状况以及婚姻状况分别对农村和城市老年人的经济收入有显著影响;城乡仍有子女处于不在婚状态的老年人,其生活自理能力较低;有子女同住的农村老人生活自理能力相对更强;同住、有子女不在婚的城市老年人,其精神状况较差.子女对老年人养老状况的影响更多地体现在有无子女以及子女提供养老资源的方式以及质量上.     

照料孙子女对老年人生活满意度的影响—基于流动老人和非流动老人的研究

生活满意度一直是老年学研究中备受关注的主题,但鲜有研究将之放置在城镇化背景下加以考察。本文从农村老人迁移的视角,综合利用2013年深圳市P区农村流动老人专项调查、2015年河南省Y县农村老人调查数据,深入分析提供孙子女照料对农村流动老人与非流动老人生活满意度的影响。研究发现:孙子女照料强度的增加会显著提高老年人的生活满意度;流动老人的隔代照料行为具有显著的性别差异,女性老人隔代照料强度的增长会降低其生活满意度,而男性老人照料强度的增长会提高其生活满意度;对于非流动老人而言,照料孙子女会提高其生活满意度,并且这种影响不存在性别差异。此外,老年人的年龄、教育程度、经济水平、健康自评得分和代际情感支持对老年人生活满意度都具有显著影响。研究有利于理解城镇化对老年人生活福利的影响及照料孙子女强度所起的作用。     

子女代际经济支持对农村老年人参与新农保的影响——基于CHARLS数据的实证分析

老龄化背景下,子女经济支持与新农保在农村养老中都发挥了重要作用,本文旨在分析子女对父母的经济支持对老年父母参与新农保的影响。主要采用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数据库（CHARLS）,利用spss的交叉列联表相关检验功能检验了子女对父母的经济支持与农村老年父母参与新农保的相关关系。发现有无子女的经济支持以及经济支持的水平与父母是否参与新农保是显著相关的。子女的代际经济支持与参与新农保之间并不是非此即彼的替代关系,农村子女对父母的代际经济支持都会不同程度地“挤出”或“挤入”父母参与新农保。在鼓励参与新农保、提高待遇水平的同时更应注重家庭子女赡养的“反馈模式”,促进二者相互融合。     

我国城乡老年人口生活质量比较研究

老年人口的核心问题是生活质量问题,对老年人口主观幸福感的关注有助于提高老年人口的生活质量.基于杭州市城乡老年人口主观幸福感的调查研究发现,城市老年人比农村老年人具有更强烈的主观幸福感.子女孝顺是影响城市和农村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最主要因素;经济状况、对社区工作满意度、婚姻、性别等也是共同影响因素,但影响程度在城市和农村间存在差异.此外,在城市模型中,自我照料程度、子女个数等个人特征因素对老年人主观幸福感影响显著;在农村模型中,经济来源、对权益受侵害后的处理方式等经济和社会保障因素对老年人主观幸福感影响显著.总之,城乡老年人对提高生活质量的需求不同,城市老年人已侧重于对精神的需求,而农村老年人首先还需要物质的满足.     

老年人养老保障满意度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基于CSS(2013)问卷数据的分析

通过对老年人养老保障满意度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发现:老年人对养老保障的满意度基本上不存在显著的区域差异;身体健康的老年人对养老保障满意的可能性大于身体不健康的老年人;社会经济地位越高的老年人对养老保障满意的可能性也越大;家庭经济状况差、家庭支持小、家庭关系差会显著降低老年人对养老保障的满意度;没有养老保险、没有医疗保险、养老保障不公平会显著降低老年人对养老保障的满意度。为更好提升老年人对养老保障的满意度,必须要有一个科学、合理、良性的运行机制,这一运行机制必须要与老年人生活的外在经济、社会、文化环境和老年人自身的经济、社会、文化需求相适应。     

农村老年人生活满意度实证分析——以苏北5市1008个样本为例

提高农村老年人生活满意度有助于促进社会和谐发展。采用二元Logistic模型对影响农村老年人生活满意度的因素进行计量分析,研究发现:居住方式、子女是否孝顺、受教育程度、职业、是否定期检查身体及身体状况等变量对农村老年人生活满意度影响显著。据此,分别从家庭、个人、政府等方面对提高农村老年人生活满意度提出相应对策。     

代际支持、制度供给与老年人养老责任认知——基于CGSS2015数据的实证分析

从代际支持与制度供给角度出发,利用CGSS2015年调查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发现:代际陪同、对政府生活保障供给满意度高、家庭经济状况良好,以及生活在农村与中部地区的老年人更倾向于选择家庭养老,教育程度越高的老年人越认为政府应发挥养老保障作用,而子女经济支持、政府医疗卫生服务供给以及年龄对老年人养老责任认知的影响不显著。代际陪同与政府在生活上的保障能有效促进家庭养老功能的实现。     

医疗卫生服务利用对贫困老年人身体健康的影响研究

基于华北电力大学2012年《我国城乡老年人生活及养老服务需求》调查数据,发现贫困老年人的身体健康状况要明显比总体老年人和非贫困老年人差,医疗卫生服务利用率也更低,医疗卫生服务利用率指标之一的是否去医院就诊显著影响老年人身体健康状况。此外,老年人受教育程度、与主要赡养人的关系和帮助者的社会经济地位也对贫困老年人的身体健康有着显著影响。消减贫困、加强农村医疗卫生保障、联动发展社会支持网络,是改善贫困老年人身体健康状况的路径和措施。     

农村老年人生活满意度及其影响因素研究

本文利用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CHARLS)数据,基于类数据的广义线性混合模型研究中国农村老年人生活满意度及其影响因素.结果表明,经济水平、性别、健康水平和是否参加社会活动对农村老年人的生活满意度有显著影响.其中,经济水平是最主要的影响因素,较高的经济水平意味着较高的生活满意度.此外,本文采用广义线性混合模型可以很好地解决CHARLS数据中同一家庭样本不独立的问题,可以为其他基于CHARLS数据的研究提供科学的统计方法借鉴.     

老年人住房满意度及影响因素分析——以北京市为例

基于2015年中国城乡老年人生活状况抽样调查北京数据,探讨老年人住房满意度和影响因素。总体来看,大部分老年人对调查时住房条件持满意或一般的态度。农村老年人的住房满意度好于城市,北京市周边区县好于市中心;随着年龄的增长,老年人的住房满意度先升高后降低。此外,老年人个体因素中的年龄、城乡、经济和健康状况以及住房条件中的建筑时间、适老化程度和产权状况显著影响老年人的住房满意度。基于此,要在保障"老有所居"前提下重点关注城市老年人的居住状况和住房条件,尤其应优先对高龄老人的住宅进行适老化改造。     

子女代际支持对农村老年人自评健康的影响

文章基于2016年、2018年和2020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三期数据,实证分析子女代际支持对农村老年人自评健康水平的影响。结果显示,子女的照料支持和情感支持可以显著提升农村老年人自评健康水平,采用OLS以及倾向性得分匹配（PSM）发现上述结果仍然成立;低龄、 女性、中部和东部地区老年人的自评健康水平更容易受到子女代际支持的影响;存在着“子女代际支持—生活满意度—农村老年人自评健康”的传导机制。此研究结果为进一步推进健康老龄化的进程提供了有效参考。     

社会保险对农村留守老年人的子女养老替代效应研究——基于CHARLS的微观数据

基于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CHARLS)2011年与2015年两期平衡面板数据,运用倍差法(DID)分析了以新农保、新农合为主的农村社会保险对农村留守老年人的子女经济供养、医疗供给的替代性效果,实证研究发现:新农保、新农合对其子女提供的经济供养、医疗供给具有替代性,但替代程度均较低;新农合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提高其医疗参与率,降低其医疗担忧;同时,基于异质性讨论进一步发现,个人(家庭)保障能力越低,新农保、新农合对其子女养老的替代效应越明显。因此,要加大新农保、新农合等社会保险政策为农村留守老年人带来的经济与医疗福利效应,在有效提高政策补贴标准与范围的基础上,着重关注农村留守老年人群体的养老与医疗困境,并实施具有针对性的倾斜政策。     

居住模式、居住距离与农村老年人主观福利的关系研究

老年人居住模式与主观福利的关系是家庭研究中的重要问题。基于2013年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CHARLS）数据,以代际居住距离为切入点,考察“亲子同住”、“分而不离”以及“既分又离”等居住模式对农村老年人主观福利的影响差异,同时进行影响异质性及影响路径的讨论与检验。研究发现：代际居住距离与农村老年人抑郁程度呈正“U”型关系,与生活满意度呈倒“U”型关系,“分而不离”的居住模式对老年人主观福利状况更具优势,尤其是女性、年龄相对较低和有一定生活自理能力的老年人。从影响途径看,“分而不离”的居住模式主要通过增加子女的经济支持、改善代际关系以及提高老年人的社会活动参与水平,从而促进老年人的主观福利。其中,代际关系的改善是“分而不离”居住模式提升老年人主观福利水平的主要原因。     

农村老年人生活满意度与子女状况关联性分析——关于海南黎族的调查

在家庭养老依然是少数民族地区农村首要养老方式的情况下,探讨怎样的子女状况最令老年人满意,将有助于提高农村老年人生活质量政策的制定。与此同时,从老年人生活满意度的视角,对最为传统和最为保守的少数民族地区农村老年人生育观的揭示,能为全面认识我国当前农村生育观提供有价值的参照。鉴于此,我们对海南五指山地区60岁及60岁以上的黎族农村老年人展开了实地调查,研究了子女数量、性别和质量与老年人生活满意度间的关联性。结果发现,绝对数量上的"多子多福"和儿子性别偏好均不存在,但有无子女具有明显的"门槛效应",子女过多或过少都将不利于老年人生活。儿女双全是老年人最喜欢的性别组合,且子女质量对数量更强的替代作用已经促使老年人形成了自愿生育控制意识。研究表明,加强农村家庭建设、提高女性社会地位、提高人口素质对少数民族地区农村老年人生活满意度提升具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