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变迁中的乡村教育

中国是一个名副其实的"乡村型"大国,传统文化大多产生于乡村社会。中国乡村社会的发展与变迁直接影响着乡村教育的发展与变化。古代时期,"生存型"社会决定了生活化的乡村教育、官学无力导致私学的兴起、乡里的士绅对乡村教育做出积极贡献,追求功名激起了乡村社会的自学浪潮;近代时期,城市化发展决定了城乡学堂不均衡布局、新式教育的实施造就了一大批乡村教育家;现代时期,人民公社制推动了生产劳动式的乡村教育、文化大革命导致乡村教育的断层、乡村文化的滞后要求全面实施乡村素质教育、改革开放政策推动了多样化创新人才的培养。     

乡村振兴视野下的传统文化与乡村治理

文化与治理是研究乡村振兴的两个重要维度。乡村文化与社会治理的现实困境,形成乡村衰败的时代镜像,使乡村振兴成为当务之急。基于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实践需求,必须高度关注传统文化与乡村治理的辩证关系、耦合机制及其联动实践,建构并凸显乡村治理的文化使命,充分激发传统文化多方面的乡村治理功能。围绕传统文化与乡村治理的互嵌和相融,作出适应性实践探索和文化应激反应,才能营造适宜、良好的人文环境和秩序状态,筑牢乡村振兴根柢。     

新中国成立初期乡村社会变迁研究述评

围绕新中国成立初期乡村的社会变迁,学界集中在社会结构、社会组织、社会关系和社会文化等方面和领域进行了深入研究,并取得了诸多的成果;但总的来看,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必须从研究框架和研究方法的整合、研究思路的开阔、研究视角的转变和研究内容的展开诸方面进行深化和拓展。     

社会变迁背景下外来宗教与乡村传统的共生

本文通过对长春市近郊的一个村庄的实地考察,探讨了在社会变迁的背景下外来的基督教与本地的乡村传统融合的具体过程,认为乡村传统在被基督教消解的同时也反作用于基督教,使得乡村的基督教具有了乡土特质,从而构成了对传统的延续。中国的乡村基督教具有发散与制度二重性。     

城市化语境下的广东乡村社会变迁

广东乡村社会受到城市化的冲击而发生了和正在发生着剧烈的社会变迁,这一变迁的趋势是：传统意义上的农村将不复存在,农村逐步变成城镇,农民逐步变成市民。二元结构渐趋向于解体,工农业差别日趋缩小,但农业不会因城市化和工业化而消失。目前,广东处于城市化加速期并致力干城乡一体化建设,采取许多有力措施实现城乡协调发展。     

传统农业技术在现代区域农业发展中的作用

中国传统农业技术经过与自然和社会诸多条件的长期磨合,已具备了其完善的形式.传统农业技术在现代农业发展中的作用表现在:有利于农业可持续发展;有利于特色农业的形成;有利于吸收农村劳动力;为技术创新的提供可能性.由于现代生产要素对农业生产的贡献缺乏敏感性,加上机械工具对人力畜力替代的有限和农村劳动力供给的无限,依靠传统农业技术,精耕细作,提高农产品质量和土地的生产力,是适合中国国情的农业生产发展道路.新一轮的制度安排对传统农业技术的运用和创新带来发展的契机,发展中国家绿色无污染农产品的高需求收入弹性以及传统农业技术对现代农业发展的作用又推动了新一轮的制度创新.做好中国区域农业技术规划,应从产品适应性和技术适应度两个维度对农业区域进行矩阵划分,不同的区域采用不同的农业技术战略;应该充分利用传统农业技术改造传统农业,发展中国特色农业;应促进传统农业技术标准化,提高其生产效率,增进其投资收益.     

近十年来清末民初中国乡村社会变迁研究述评

近代中国的乡村问题是关乎中国革命与现代化能否彻底成功的关键问题.20世纪初,中国社会承栽着近代化与半殖民地化的双重历史任务,乡村社会变迁呈现出在传统与现代激烈碰撞的困境中寻求解脱的走向.进入21世纪,中国社会承载着全面实现现代化的历史任务,而乡村社会的现代化在很大程度上成为现代化进程中的瓶颈.近十年来随着现代化脚步的迈进,乡村社会现代化越来越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研究者们发现,乡村社会始终是中国社会的基础,乡村社会的变迁牵动着中国社会各个领域的发展进程,中国乡村社会的变迁,是整个中国近现代史发展演变的基础.近十年来,学界对乡村社会的研究呈上升趋势,对清末民初的中国乡村社会变迁研究也渐行渐进,但存在着划地为牢,研究颇多、交流甚少的问题.     

试论宋代农业信仰对乡村社会的影响

宋朝以农立国,故而与农业有关的诸神在宋人的信仰体系中占有很重的分量。农业信仰作为宋代民间信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民间极为盛行。宋代农业信仰在调节民众心理、稳定社会秩序、丰富文化生活、加强社会凝聚力等方面起到重要作用,但也有其局限性。     

网络影响下国家与乡村互动方式的嬗变

网络问政的兴起推动着各级政府和乡村社区间的信息交流与互动由串联式向并联式转变,基层政府作为乡村社区和上级政府间的信息中介角色被弱化,其原有的双向信息优势被消解,这导致其自利性施政空间被压缩。网络化背景下社区外的多元社会主体可以参与到乡村与国家间的信息互动过程中,原有的国家——乡村二元互动转变为国家——社会——乡村三方互动。因网络技术而生发的诸变化昭示着乡村政治社会生态的某种趋势性变迁,乡村社区的治理机制需要进行适应性转型,应由封闭型治理转向开放型治理,由控制型治理转向合作型治理。     

清代四川竹枝词中的农业图景

竹枝词之于社会史研究的价值已不言而喻。清代四川竹枝词的创作进入高峰期,筛选其中与农业相关的作品对研究四川农业史很有意义,文章从水田、旱地及农村日常生活三方面入手,以竹枝词为主要史料来源,勾勒出了三幅清代四川的农业图景,以期加深对四川农业文化史的认识。     

广东农户农业科技需要的影响因素

对广东284个农户的农业科技需要(度和类型)以及影响需要的因素进行了分析,发现绝大多数农户需要农业科技,且存在传统农业科技与新型农业科技的需要差异;农户农业科技需要是以农业经营主业为结构基础,在考虑农业科技效应情况下,综合分析农户自身科技技能掌握情况和农业科技服务完善度的结果。农业经营类型、科技效应评价和农户科技技能掌握对农户科技需要的作用具有显著正相关。提出在完善农业科技服务体系的同时鼓励农户经营新型农业。     

农业现代化进程中的村落变迁研究——山东寿光三元朱村的个案调查

文章以山东寿光三元朱村为个案,以现代性在村落与村民日常生产与生活中的渗透与扩展为研究的主要内容,以文献分析、村民访谈与实地调查的有机融合为研究方法,通过对村落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与村民价值观念的描述与分析,探讨乡村社会变迁的内在实践和逻辑,从而认识中国农村现代化的发生发展过程,并寻求中国农村社会变迁的本土化解释.     

社会资本与和谐村庄建设

社会资本是"现实或潜在资源的集合体,这些资源与大家共同熟悉和认可的、已形成体制化的关系网络有关"。因此,社会资本与和谐村庄建设之间有密切关系。通过对四县市农村居民面临冲突的情况的调查,结果表明:性别、年龄等个人社会特征以及社团参与、信任、社会网络等社会资本因素对村民与本村其他村民之间的冲突有着显著影响。透过社会资本等因素关注村庄冲突状况,有利于了解冲突发生的内生机制,帮助寻求化解冲突的方法,从而促进和谐社会的建构。     

家户制、村落保护主义与农业现代化发展

家户制因素和村落保护主义因素在一定程度上都会影响农业现代化的发展.研究表明:村庄内部亲缘关系越紧密、村组间保护主义现象越弱、外地户口农户租入农地越难以及上一年非农户口比例越高,越有利于农地流转率的提高;村组内集体互助合作越差和上一年村组农业生产总值越高,越有利于机械化普及率的提高;其他村庄人员落户本村越困难、本村农户对外地机械进入本村组耕种越抵制、上一年村组农业生产总值越高以及上一年非农户口比例越高,越有利于农用机械总动力的提升;村庄内部亲缘关系越紧密和上一年非农户口比例越高,越有利于合作化率的提高.此外,家户制变量、村落保护主义变量以及社会经济变量对农业信息化率的提高没有显著性影响.     

“新村级债务”：形成机制与社会后果

不同于税费时期的“老村级债务”,“新村级债务”是在取消农业税以后,国家公共财政资源以项目制为主要形式向农村输送的背景下产生的村级债务,项目制是新村级债务产生的基础。新村级债务具有普遍性、差异性、私人性、隐蔽性等特点。村庄发展导向、村干部经营项目是村级债务产生的内在原因,项目的资金配套制度和地方政府的自利逻辑是村级债务形成的外因。新村级债务对乡村社会的影响是全面的,造成了村级权力固化、村庄主体性丧失、乡村关系扭曲以及村庄间分化加剧等严重后果。随着新村级债务的不断膨胀,容易造成新的债务危机,应当高度警惕。     

新绛稷益庙壁画中的农业科技文化

山西新绛稷益庙壁画以其独特的题材形式在众多的山西寺观壁画之中占有一席之地.画中表现的古代农事与农具成为我们了解中国古代农业活动的重要图证史料.丰富的人文内涵与科技含量促使它成为古代农业科技史之饕餮盛宴.     

村庄非农化、社会资本与农民家庭收入

聚焦于社会资本影响农民收入的微观和宏观机制,利用中国家庭动态追踪调查数据构建“家庭—村庄”两个层次的交互模型,考察了不同生产情景下社会资本效用的差异性以及村庄非农化过程对其产生的影响。研究表明：在微观层面,家庭社会网络规模的扩张能够同时提高农业收入和非农收入,而社会网络结构异质性的提高只有利于非农收入的增长;并且随着村庄非农化程度的提高,社会网络的效应对于农业收入逐步减弱,而对于非农收入的影响则逐步增强。在宏观层面,村庄社会融合程度的提高仅有利于农民农业收入的增长,但随着非农化进程的推进,村庄集体社会资本在农业生产中所凸显的优势将会逐渐削弱。这预示着,中国农村非农经济的迅猛发展正逐步改变乡村社会资本的经济意涵。     

我国农业技术推广的研究回溯与展望

随着农业经营主体的变化和新《农业技术推广法》的实施,农业技术推广研究受到人们广泛关注。我国农业技术推广研究聚焦于当前的农业技术推广实践,注重政府公益性农技推广服务考察,重视非政府农技推广服务调研,强调农技推广服务效益分析,突出农技推广服务创新探讨,并对现代社会科技服务业建设进行跟踪。但在理论依据上,本土理论建树少;在研究对象上,群体均衡取样少;在研究内容上,内在机理探索少;在研究方法上,定性定量结合少;在研究视角上,多种学科交叉少。展望我国农业技术推广研究,要加强基础理论建设,重视整体综合调查,做好质量结合探究,强化多维视角剖析,致力科学机制构建。     

乡村“技术赋能”:内涵、动力及其边界

乡村具有广阔的技术赋能空间。乡村“技术赋能”是指通过现代技术赋能农业、农村、农民,助力乡村振兴。乡村“技术赋能”是一种内外融合的发展模式,它使乡村实现了由“技术—现代性”这一外源性发展模式向“技术—能力”这一新内源性发展模式的转变。乡村“技术赋能”命题的提出源于城乡之间巨大的能力差异,而技术恰恰可以提升乡村经济发展能力、公共服务能力、治理能力以及村民的知识能力,是实现乡村振兴的关键变量。乡村“技术赋能”的前提是技术下乡;条件是契合乡村场域,实现技术和乡村的特征匹配;边界是遵循“以人为本”的底层逻辑,实现技术与人文的联姻,防止技术由“赋能”走向“控制”。     

社会资本视角下农业技术扩散主体及路径分析

引入社会资本理论,分析社会网络在农业技术扩散中的具体作用,并以石门县"密改稀"技术为例,阐述其扩散的路径及方式,为提高我国农业科技成果转化,加快农业技术推广改革提供一些借鉴。通过分析农业技术扩散中各参与主体的分布规律以及社会资本对农业技术扩散路径的影响得出:农业技术扩散主体主要由农业科技研发者、农业科技传递者、农业科技接纳者、政策制定者、环境要素五部分组成;农业技术扩散中各主体在纵向上呈"金字塔"型分层,各层次之间的互动交流有利于新技术的传入;在横向上呈"同心圆"状分布,各区域之间的互动交流有利于新技术的传染。最后从社会资本的角度提出促进农业技术扩散的相应对策及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