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转型中的技术“筛滤”效应:机制、基础与应对

乡村振兴背景下,农业作为实体经济具有应用现代技术的天然优势。作为现阶段农业生产主力军,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经历着适应乡村情境的组织制度化过程,对现代农业技术形成了“筛滤”效应,这一过程可从新主体有限理性决策、与利益相关方的“松散联盟”型关联、地方情境政治嵌入三类机制做出诠释。新主体的制度化及其“筛滤”效应表明,现代农业技术与传统农业技艺之间存在客观性张力,实现二者融合具有重要的现实紧迫性。关于农业转型中技术“筛滤”效应的应对路径上,提出藏“技”于民和“技”宿乡土、构建“紧密联盟”型关联、发展社区支持型农业等方案,以有效促进现代技术与传统技艺协同效应的发挥。     

数字化助力乡村振兴的机理与策略——以湖北潜江等市县的实践为例

以数字化驱动乡村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治理方式变革,对于推动农业高质量发展和农业农村现代化具有重要意义。乡村发展史是一部农业文明发展史,经历了从“靠天吃饭”“靠技吃饭”到“靠数吃饭”的转变。数字化包括“数字生产”“数字营销”“数字服务”“数字追溯”“数字治理”等方面。数字信息化为农产品和生产资料的流动提供了条件,数字经济使得传统经济理论下的信息不完全问题得以纠偏或改善;数字资源成为农业增长中重要的生产要素,拓展了传统农业经济增长理论的内涵;数字技术带来了农业营销模式创新,新业态不断涌现;数字化拓展了企业的范围经济,降低产品的生产成本;数字治理节约了交易成本,提高了乡村治理效率。由此,提出推进数字乡村基础设施升级、加强数字农业技术研发、大力培育乡村数字人才、发展数字农产品品牌战略等政策建议。     

城乡关系变动与乡村工业变迁——以近代天津与高阳织布业的发展为例

近代以来,传统社会中的城乡关系在工业化过程中逐渐演化为一种新型关系。乡村在以农业资源支持城市发展的同时,城市也在以不同的方式促成了乡村的变迁。高阳织布业依靠天津提供的技术和棉纱,实现了“技术革命”和“原料革命”,依靠天津提供的市场与金融服务构建起产销体系,而得以兴盛和发展。这表明良性互动的城乡关系以及城乡间产业结构的重塑是乡村工业变迁的动力所在。从城乡关系变动的角度思考近代乡村工业的变迁,探索其内在逻辑,对当今乡村工业化和城镇化建设具有一定借鉴意义。     

农耕文化:乡村振兴的伦理本源

作为新时代农业农村现代化的主线,乡村振兴战略有着浓厚的现代性意蕴。而现代化进程的内在悖论召唤着传统农耕文化的返场,并在这一过程中进一步发育现代性、融入现代性、扬弃现代性。中华优秀传统农耕文化是劳动人民几千年生产生活实践的精华,汇聚着中华民族关于人与自然、人与他人、人与自我相处的伦理智慧,集中体现为“道法自然、和谐共生”的基本法则,“父慈子孝、耕读传家”的家庭美德,“同甘共苦、守望互助”的乡邻关系以及“勤劳勇敢、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充分发掘优秀传统农耕文化契合乡村振兴伦理之间的逻辑关联及其内在张力,探寻优秀传统农耕文化助力乡村振兴之道,对于新时代农业农村现代化建设意义深远。     

流动社会“代耕群体”的社会融入——兼评阳江苗族代耕农案例研究的现实与理论价值

在各民族的迁徙流动过程中,形成了各民族相互嵌入式的社会结构和社区环境,这为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奠定了重要的社会基础。传统乡村社会的人口迁徙依附在土地之上,并以获取土地这一重要生产资料为主要目的。改革开放以来,发生在乡村之间的人口迁徙被由乡村到城市的“主流”迁徙模式所遮蔽。乡村之间的人口迁徙现象,是一种“离乡不离土”的社会样态,“以土为生”的农业社会的生产方式依然是主流,即没有离开土的范畴。20世纪八九十年代,珠三角地区出现了相当数量的代耕农群体,这种典型的迁徙模式在移民研究中具有重要学术价值。《苗族代耕农的文化适应与社会融入研究》一书以阳江苗族代耕农为案例,探讨当前乡村外来移民群体的文化适应与社会融入问题。其核心观点认为,在当前的城镇化进程中,村落社区的边界日益开放,乡村社会的土地和房屋大量向外流转,进而为外来移民群体定居异乡提供了机会。苗族代耕农群体在异乡定居的过程中,重新建构自身的生存空间与社会网络,在一定意义上实现了与当地社会的“社会融入”。     

农民分化视角下小农经济转型与乡村秩序再造

农民是新型城镇化和乡村振兴的主体,城镇化进程中农民的流动和分化不断增强。在农民分化结构中,离农户逐渐脱离农业和农村社会完成城镇化进程,而占农户中绝大多数比例的半工半耕农户和纯农户仍然对农业生产和农村生活有依赖性,小农经济依然是乡村社会秩序建构的经济基础。农民分化促进了小农经济转型发展,中坚农民与老人农业有机结合的乡村社会和农业经营结构,既促进了传统小农经济的去内卷化,同时也再造了城镇化进程中乡村社会的基本生产生活秩序。新时期推进新型城镇化和乡村振兴融合发展要重视农民分化的社会经济基础,提升城镇化发展质量,增强对进城农民的吸纳能力,同时发挥中坚农民等多元主体在乡村振兴中的主体作用,坚持以农民为主体的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的融合发展路径创新。     

从经验积累到分工经济:农业规模报酬递增的演变逻辑

传统农业经济理论认为,农业具有规模报酬不变的特征,这不仅与主流经济学的内生技术进步和“干中学”等理论概念不符,也无法解释传统小农社会的“精耕细作”和现代农业分工带来的农业增长。文章通过拓展Arrow和杨小凯构建的“干中学”理论模型,分析了无外生技术进步情形下,传统小农社会和农业分工阶段的农户是如何通过调整农业种植结构和要素配置结构,实现“干中学”过程中的农业规模报酬递增的。结果表明：（1）当不存在农业劳动力刚性约束时,农户在租入农地或提高农作物种植频率以充分利用农业劳动力的过程中,“干中学”会改善劳动生产效率并提高农业规模报酬;（2）进入农业劳动力非农转移加速阶段,农业劳动力刚性约束会使得农业规模报酬从“干中学”诱致的递增阶段进入递减阶段;（3）为克服农业劳动力的刚性约束,农户会自发参与农业分工,由此加速农业“干中学”和提高农业专业化程度,并诱致农业规模报酬递增。研究表明,农业并不是一个低效率的被动的产业。     

空间表征与象征秩序：桂西南壮族乡村治理中传统文化的现代价值重塑

乡村治理是国家治理的重要基础,是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基层工程。少数民族地区传统文化的现代价值重塑,是推进基层治理体系,完善基层治理机制的内在需要。桂西南壮族地区传统文化与乡村治理的多维耦合空间,表征出“文化空间”“空间表征”“象征秩序”三个维度的空间生产特性。在新时代“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制度,“自治法治德治”结合的基层治理体系中,乡村治理中的个体实践能动性、内在价值动能性和社会互动礼俗性,诠释出了地方传统在乡村治理中的价值重塑效能。     

半正式治理:乡村危机应对中的简约治理及其实践逻辑

简约主义是传统社会基层治理的重要逻辑,并且在乡村治理现代化建设进程中引发了关于“重建简约治理”的讨论。既有研究大多基于常态情境考察简约治理传统及其当代价值,鲜有研究将视野切换至危机情境。通过考察安徽省L市H镇疫情防控中乡镇政府动员以村规民约为代表的“非正式规则”和以村民理事会为代表的“非正式组织”的实践过程,发现乡村社会内生性治理机制及其实践在危机情境下往往呈现为一种简约主义的“半正式治理”过程,并且在乡村危机治理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在这一过程中,以乡镇政府为代表的“正式力量”和以村民自组织为代表的“非正式力量”均参与其中,共同提升了乡村社会应对危机的内生能力。这一发现对构建简约、高效的基层危机治理体系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乡村产业振兴的空间生产解析——基于W市T镇经验研究

乡村振兴战略是新时代加快农村社会发展的重大举措，是中国现代化进程向前迈进的重要一步。通过对芜湖市陶辛镇产业振兴的实地调查，从空间社会学的视角将乡村产业发展的空间布局加以探析，发现传统农业型地区在产业发展中具有三维层次的空间生产。分别是政府及精英构想的制度空间生产、以第一产业为核心的三产融合发展的经济空间生产与以村民为主体地位的社会空间生产。然而，在产业振兴的空间生产过程中，制度空间呈现出失序状态，经济空间的功能失调，社会空间存量不足，即空间表征、空间实践与表征空间在产业振兴的空间生产中的不平衡性阻碍了传统农业型地区产业发展，基于此，本文提出相应的提升产业振兴的路径选择建议。     

清末民初晋水流域乡村社会的变迁：以“营村”为例

清末民初晋水流域乡村社会与华北其他地区共同经历着传统社会近代化的历程。其中＂营村＂地处汾河太原盆地晋水流域北段,南接太原县城,对于晋水的管理与利用尤具典型意义。清末由于本区社会动荡不安,商品经济持续发展,外国商品与新型经济作物出现,天主教势力也趁机扩张,地方政权控制力减弱,＂营村＂的社会矛盾空前加剧,一度达到了不可调和的程度。＂营村＂的主要矛盾表现为耕地频繁流转,但广大无地少地村民难以维持生存转而寻求其他生计手段;传统宗教民俗活动趋向繁荣的同时天主教势力膨胀并成为村庄新的地方势力。民国初年随着地方政权的下沉,传统社会中地方政权与乡村社会的良性互动转变成自上而下的控制,社区发展的动力受到抑制。通过分析营村的具体情况在一定层面上反映出近代华北农村社会变迁的一些基本面向。     

刍议乡村公民共同体构建进路

共同体是人们彼此平等、相互关爱、和谐温馨的生活形态。我国乡村社会的历史形态包括传统的宗族共同体与村落共同体、人民公社时期的行政共同体,但随着乡村价值体系与社会关系图式从传统向现代的嬗变,这些共同体形态已不适应时代的发展要求,公民共同体的构建成为当前乡村自治的学理诉求与实践圭臬。公民共同体构建的现实进路是通过重塑乡规民约与发展公民教育、培育乡村公民社会、发动村民积极参与自治实践来培育乡村公共精神。     

熟人社会还是半熟人社会？——乡村人际关系变迁的思考

随着国家工业化、城市化和信息化的推进,农民外出务工长期化、村民之间关联市场化,思想观念多元化,由此导致村民关系日渐生疏,乡村传统文化日益退潮,传统组织和权威弱化,灰恶化现象增多,乡村传统的熟人社会正在向半熟人社会变迁。     

离土熟人社会：村落水利失序问题的一个解释框架——以水利纠纷为视角

近十多年来,乡村社会变化巨大,传统熟人社会蜕变明显。选取巢湖流域的蒋村,通过对其农田水利纠纷演变的分析来解读当前乡村社会秩序变迁。研究发现,传统时期村落水资源紧张,农户利用身份排斥、家族联合、以理服人等策略争水,水利纠纷频发,但是乡土熟人社会和礼治秩序能够及时惩罚违规者,匡正和恢复水利秩序。进入新世纪,农民的流动性、理性化,导致水利纠纷减少,但也伴随着乡村水利治理的失序,原因在于人口持续外流,人-地联结弱化,导致乡土熟人社会退化为离土熟人社会。解决农村水利秩序问题不能仅仅着眼于增强政府治理责任,更应该紧扣离土熟人社会的背景,从农村人口流动、土地制度、社会建设等方面统筹考虑。     

基于村落保留观念的城中村改造路径分析——以济源市城中村为例

目前国内对于城中村改造的实践各地均处于探索阶段。随着城镇化的发展,新农村建设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是也出现了很多问题,对于一些中小城市的城中村,住宅建筑情况大多良好,盲目采取大城市建设城市型居住区的做法显然不合时宜。村落作为人类最原始的群居方式,是地域特色和乡土文化的体现,在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城中村作为原始的村落,在更新改造过程中要转变传统拆迁观念,以村落保留为基础,挖掘村庄特色,更要树立多样化的城市发展观念,改善基础设施,循序渐进,达到城市与乡村的自然融合。     

生态农业与新生产主义乡村的型构——江西垣村的田野调查

乡村社会学研究"去农业化"的趋势,带来了农业研究与乡村研究的二元分立。同时,生产主义、后生产主义和多功能乡村概念,不仅是对西方国家乡村转型与变迁过程的理论抽象,"农民的终结""农业的终结"也成为逻辑推演的必然结果。文章以江西垣村生态农业的田野调查为基础,主要讨论三个问题:(1)如何重新将农业与乡村结合起来分析;(2)新生产主义乡村如何可能;(3)生态农业发展带来的理论命题及其挑战。生态农业技术和产量、合作社的生产组织过程、生产端中心的产消连接、新型城乡关系形塑、乡村社会运作及与国家关系六个层面上出现的新变化、新组合,使新生产主义乡村成为中国乡村一种极为重要的(新的)发展类型与形态。如何面对生态农业对农业种植与乡村社会的重塑,如何面对中国社会食物需求上的转型及其引发的对乡村与农业和广义城乡关系的重新定义和塑造,是生态农业带来的理论命题及研究上的挑战。文章以中国乡村实践案例的分析和抽象,提示乡村转型一种重要发展类型和形态之外,丰富和推进乡村社会学对农业与乡村关系的再认识。     

家庭、宗族与乡里制度：中国传统社会的乡村治理

我国古代由种植文明所形成的家庭宗族结构,形成了以血缘为纽带,以孝为核心的宗法思想,经儒家的宣扬和主张,横向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纵向延续几千年,并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部分。封建国家看到了乡村政治文化的这种特点,充分利用宗法意识与宗族结构,建构出官民共治的乡里制度,充分利用宗族巨大的内聚力,将国家权力渗透到乡村社会,从而达到对乡里社会和乡里百姓的严密控制,实现有效的乡村治理。     

关中“水利社区”与北方乡村的社会组织

文章以关中"水利社区"为例,探讨了中国北方乡村的社会组织.人类学汉人社会研究的"宗族模式"并不能解释复杂的汉人乡村社会,特别是中国北方地区."非宗族乡村"的视角可以弥补这个缺口.在北方乡村社会,一般是非血缘性的组织"会"在引导乡村社会的运转.本研究企图超越和延伸人类学早期汉人社会研究的框架和范式.     

传统文化村落乡村振兴路径的实践与启示

周礼村落二十多年乡村振兴的历程,对于研究传统村落的乡村振兴路径具有很强的借鉴意义。周礼村落以周文化为依托,大力发展民俗旅游,继而推动经济社会变迁的实践,给传统村落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提供了宝贵启示。要解决好当今乡村振兴的现实问题,必须要依靠政府、市场、文化和社会四重力量协同推进来实现。     

规则与资源的重构：村庄记忆变迁中精英行动策略的社会学解读

乡村精英一直是国内外学者研究中国村治制度的切入点,随着中国现代化建设的不断推进,农村社会在经济、政治、文化等个方面都发生了巨大的变迁,对乡村精英的探讨也越来越成为政治学或社会学、管理学等学科讨论的重点和热点话题。以村庄记忆为参照物,探讨乡村精英在村庄记忆这一现代化产物的变迁中行动的策略问题,以精英的行动策略为对象分析和反思中国社会转型的后果是如何在农村社会中得到反映和体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