君子、小人人格的新探索——对郭沫若《武则天》的一种解读

郭沫若的戏剧创作时间跨度近半个世纪,但他所关注的领域大体上是文人与政治。从诗剧《女神》,到历史剧《屈原》,再到《蔡文姬》,我们往往习惯于将郭沫若在“五四”时期的戏剧创作看作第一次高峰,将四十年代的戏剧创作看作第二次高峰,而很少去研究他的后期剧作。的确,他在建国前的剧作所表现出来的那种狂飙突进式的勇猛热情与灼人的青春气息曾震撼过几代青年人的心灵,似乎郭沫若就代表着凤凰涅槃般非常富有时代化气息的青年,以至于无论哪一代的青年读者都很容易把郭沫若看作自己的同代人,而无法想象郭沫若也有他的老年期。而实际上,郭沫若不仅有他热情奔放的青年期,同时也有他深邃成熟的老年期。如果我们仔细品味郭沫若的后期剧作,也许能更深刻地理解他的前期创作以及后期作家本人内心的孤独。作为一个始终热切注视社会政治的文学家,与时代密不可分的政治家,他后期的思索肯定蕴藏着前期探讨所缺少的深层意蕴。对灾难深重的中国来说,从二十年代走到六     

论郭沫若“五四”时期的诗剧

郭沫若是“五四”时代第一个称得起伟大的诗人,他以《女神》诗集登上“五四”文坛,树起革命浪漫主义的旗帜,为新诗开辟了发展的道路.郭沫若在新文学领域,以诗人的热情,在艺术上进行多方面的探索和创造,成为诗剧和历史剧的奠基者和开拓者.他不仅是杰出的诗人,而且是有独创精神的戏剧家.郭沫若的诗剧《女神三部曲》(《女神之再生》、《湘累》、《棠棣之花》)是《女神》诗集绚烂夺目的奇花,是清新悦目、别开生面的中国现代新诗剧的开创性的作品.郭沫若从诗剧创作开始,走上新的历史剧创作的康庄大道,成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杰出的历史剧作家,为历史剧创作艺术的发展做出了独特的贡献.他在“五四”时代的诗剧创作,正如有的评论者早就指出的,是“在蔓延的野草中特然孤立着的一枝苍松”,是“警聋启聩的创作界的明星”.     

关于人物性格“合理的发展”论——郭沫若史剧理论研究

一历史剧塑造历史人物的艺术形象,是可以赋予历史人物以现实的血肉,使其得到合理的发展,还是依照历史上实有人物的面貌如实地写出?这是常常发生争议的一个问题。郭沫若通过总结前人的特别是自己的实践经验,对这一问题从理论上做出了自己的回答。从古至今,在历史剧的创作上同样存在着两大流派;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古希腊的戏剧理论家亚里斯多德在《诗学》里谈到了诗人摹仿现实的两种不同方式,即“照事物的本来的样子去摹仿”或是“照事物应当有的样子去摹仿”。郭沫若曾经说过“写作历史剧可以用诗经的赋、比、兴来代表”。他所说的“赋”的方法,就是严格按照历史的记载,“敷陈其事而直     

抗战背景下老舍的民族焦虑与文学担当——由《老舍书信集》谈老舍缘何走上戏剧创作之路

老舍在中国现代戏剧史上颇有建树,被称为戏剧大师.然而他的戏剧创作之路与小说相比,绝不平坦,而是一条充满艰辛之路.这一点可以从《老舍书信集》中得知.可以说正是因为抗日战争的全面爆发,老舍从事“文协”工作之后,才被逼上梁山,从事了自己并不熟悉的戏剧创作,期间经历了常人难以想象的困难和挫折,正是老舍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和对“文协”的无私奉献才使得他最终在戏剧舞台上占据了一席之地.     

试论郑伯奇的小说创作

创造社主要成员、现代作家郑伯奇(1895—1979)早年加入同盟会,并参加过辛亥革命。1917年,他赴日留学,主要“想学习些科学知识”,为振兴中华尽力。他终于会走上“五四”新文学道路,则是由于郭沫若和田汉的“引进”。起初,他写作新诗,继而开始了小说和戏剧创作。1922年,他在《创造季刊》创刊号上发表了第一个短篇小说《最初之课》,接着,又在《创     

评王富仁的郭沫若研究

王富仁不仅对郭沫若做过很深入的研究,而且他的学术成果具有很高的文学史/文化史研究的启示意义和学术史价值,学界至今没有对他的郭沫若研究做专门的评述。王富仁对郭沫若研究的贡献主要体现在：1.他以高水平研究成果对郭沫若研究起到了加持和推进作用,遏制了当时郭沫若研究“滑坡”的态势;2.作为鲁迅研究的旗帜人物,他对郭沫若及其创作的客观认识,对扭转“以鲁视郭”的偏向具有示范性和引领性;3.他对郭沫若诗歌的研究真正走进了郭沫若诗歌世界,对其文学史价值和历史局限都有独到的学术发现。     

郭沫若与历史人物翻案

注重为被歪曲了的历史人物翻案,是郭沫若研究历史人物的特点之一。郭沫若认为,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来追求历史的真实性,须得替一切受到歪曲的历史人物翻案。他不仅在理论上加以阐述,而且在研究实践中身体力行。1926年4月发表的用唯物史观研究历史人物的论文《写在<三个叛逆的女性>后面》中已经表明,他研究卓文君、王昭君等历史人物,“完全是在做翻案文章”。以后,他曾为许多历史人物翻过案。殷纣王,历来被认为“暴虐无道”,“荒淫无耻”,坏事做绝,而郭沫若则一再指出:殷纣     

谈郭沫若历史剧处理史与戏关系的艺术经验

在现代戏剧史上,郭沫若同志是最喜欢运用历史题材进行创作的一个作家。他一生写了十九个剧本,其中十八个是用历史题材写成的。他的历史剧有极高的艺术造诣。尤其值得重视的是,他的历史剧在处理史与戏的关系方面作了许多有益的尝试,为我们提供了丰富的艺术经验。     

中国现代诗歌史上的高峰──论郭沫若《女神》的历史地位

中国现代诗歌史上的高峰──论郭沫若《女神》的历史地位李乐平虽然说“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先驱者于１９１７年就已大张旗鼓地进行新诗的创作了,但在人们的心目中,后起的郭沫若才称得上新诗的奠基者;虽然说胡适于１９２０年３月就出版了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本新诗集《...     

试论宋之的的戏剧创作

宋之的是我国杰出的剧作家。自1931年投身戏剧事业到1956年逝世,一直在为我国的戏剧事业辛勤地工作着。虽说他的创作生涯不长,但他卓越的艺术成就和勤奋的战斗精神是值得我们认真研究和发扬的。 一 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到1937年“七七”事变,是宋之的戏剧剧作生活的第一个阶段。1931年,十七岁的宋之的,正在北京读书,参加了进步学生组织的“呵莽剧社”的反帝演出。之后由他组织了“芭利芭剧社”,主编“左翼剧联”北京分会的机关刊物《戏剧新闻》,从此开始了戏剧创作的生涯。1933年,北京的白色恐怖驱使他流亡上海,在上     

李渔的戏剧结构论简说

李渔对我国戏剧理论的发展和完善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他的戏剧结构论强调“传奇之设，专为登场”，特别重视戏剧创作的总体构思，并提出结构戏剧作品所要遵循的三条基本原则：一日“立主脑”；二日“减头绪”；三日“密针线”。在李渔的戏剧结构论中，这三个基本原则是互为表里、相辅相成的。     

词中含词 语中酝语——双关语在莎士比亚十四行诗中的巧妙运用

文学巨匠威廉·莎士比亚在众多人眼中, 首先是一位戏剧大师,他创作的三十七部举世闻名的戏剧也足以让他举世闻名；但同时, 他也是一位才华横溢的诗人,可以说他的十四行诗就是作为诗人的莎士比亚思想和艺术高度凝练的结晶。正如弗·史雷戈尔所评价的那样：“他是诗人中的壮年”“我们可以用哈姆雷特描写过去老的国王来称呼他：‘他是一个人,真叫是尽善尽美,我再也不会见到他那样     

论吴祖光剧作的日神精神与酒神精神

吴祖光是一位有着独特美学追求的剧作家,他的戏剧创作以独特的审美视角,富于浓郁的民族文化韵味和新颖别致的艺术风格,在抗战以来的剧坛占据了一席之地。本文试图运用尼采的“日神精神”与“酒神精神”观点,探讨吴祖光戏剧的浪漫主义内蕴及其流变。尼采的“日神精神”与“酒神精神”,实际上是从审美观照的角度,揭示艺术家和欣赏者在进入艺术境界时的一种“迷狂”、“陶醉”、“幻想”的心理状态,强调艺术家高亢的审美激情对激发创作灵感的巨大作用。所谓“日神精神”,是一种超越现实的主观梦幻精神,体现了幻象世界的美;“日神精神”使人沉湎…     

剧之诗与诗之剧——论曹禺剧作的诗美特征

杰出的戏剧诗人曹禺 ,赋予其作品诗的情感内质、诗的显在体征和文体精神 ,这使他的戏剧创作从审美意义上真正具备了“剧之诗”与“诗之剧”的美学品格。     

论郭沫若历史剧的情感因素

<正> 注重主观内在情感的表现,是郭沫若的艺术个性。在他的史剧创作中,情感因素居于十分突出的地位。它既影响着创作过程,又影响着作品的内容和形式,成为郭沫若史剧细胞中的“原形质”。突出情感因素,使郭沫若的历史剧具有独特的抒情风格。这风格除众所周知的,表现为语言的抒情风格外,还极其鲜明地体现在戏剧人物和戏剧结构上。作者在人物性格描写中,总是注意从智、情、意三方面挖掘人物的性格内容,但对情感内容的挖掘与表现更为注重,也最成功。因此,史剧中性格突出的人物,都是情感化的人物。他们具有浓重的感情气质,情感特别丰富,而且在表现方式上也不同于常     

冯至与创造社

冯至因其早期新诗创作被鲁迅誉为“中国最杰出的抒情诗人”。他早期新诗创作的艺术资源主要来自三个方面:中国古典诗词,德国浪漫主义诗歌和创造社作家的文学作品。冯至与创造社的关系已被众多学者所论述,然而,他们所普遍关注的是冯至与郭沫若之间在新诗创作方面的艺术关联,而忽视了冯至与郁达夫之间的关系。实际上,在表现内容、创作倾向和美学风格等各方面对冯至早期文学创作产生重要影响的,正是创造社作家郁达夫。     

中国现代戏剧表演体系的形成(上)

中国现代戏剧表演体系的形成（上）●李树凯２０世纪初，话剧从西方传入中国，我国的戏剧开始从古典戏剧时代，发展到“废除歌唱而全用对话”的现代戏剧时代。在近百年中，中国现代戏剧经历了初创、发展和成熟的不同历史时期，并造就了一代伟大而杰出的现代戏剧家，郭沫若...     

历史的心灵镜像——郭沫若历史小说论

郭沫若的历史小说可分为前后两期,其前后期历史小说的思想脉络与郭沫若的思想脉络一致.不仅叙述者与郭沫若自我的思想历程存在着一种对应关系,而且被叙述的主要历史人物也常常与郭沫若的自我构成互文关系,郭沫若的自我形象常常隐藏在叙述者与部分历史人物的身影里,他们互为投射自我的心灵镜像.之所以如此,与郭沫若不"博考文献",更不求"言必有据",而是"借着古人的皮毛来说自己的话"这种独特的历史小说创作观念有关.     

现代悲剧艺术对峙的双峰——曹禺和郭沫若的创作风格

如果我们把中国现代戏剧史里的悲剧艺术比作一个山系,那么,曹禺和郭沫若就是这山系里巍然对峙、竞险斗奇的双峰。他们在选材眼光、人物旨趣、艺术精神、审美风格等方面,都形成了颇为引人注目的区别对照。这类对照既饶有趣味,也极富意义,既泾渭分明,又经纬交错。 “现实中的小人物”和“历史上的英杰” 曹禺悲剧和郭沫若悲剧在表象层次的区别对照十分明显。曹禺悲剧题材无一例外地来自当代现实,它同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现代中国社会,挨得紧密贴得着实,郭沫若悲剧却毫无二致地采自古代历史,它在遥远的历史生活领域里纵横驰骋。悲剧女神的锋利刻刀,在曹禺手中雕琢着背心旗袍、粗衣短褐的现代人物,在郭沫若手里则塑造出峨冠博带、佩剑陆离的古代英雄。郭沫若手中还多拿了一把历史女神的尖锐匕     

郭沫若中期历史悲剧的审美价值

文艺创作的实质是一种审美活动 ,文艺作品的审美价值 ,来源于作家在某种美学观指导下 ,写出他所感知的美和美感。郭沫若抗战时期创作的六大历史悲剧 ,称得上是一份“美”的精神食粮。其内涵主要包括 :坚持先进而完整的悲剧美学观 ,展示普遍永恒的诗情美哲理美 ,塑造符合美的规律的舞台艺术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