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缘政治视角下的大国因素与台湾问题分析

台湾的地缘政治特点与战略地位是在大国对华政策中体现的,也是随着中国国家发展战略的需要而不断提升.从美国和日本以及中国的角度来解读三方在台湾问题上的利益需求成为必然.而三方在台湾问题的利益角逐折射出中日关系和中美关系的战略内涵.     

超越双边关系:日本的常任理事国目标与中国的姿态

通过争取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实现政治大国目标 ,在国际关系中发挥重大政治影响力是日本既定的国家目标 ,我国学术界和媒体高度关注它的这一目标 ,对此进行了激烈的争论 ,应该说这些争论对活跃学术气氛有积极意义 ,但这些争论基本没有突破双边的层次 ,是一种狭隘的国家利益观。本文认为 ,中日两国的一举一动都会对国际关系产生重大影响 ,因此 ,应该超越双边关系 ,站在更高的基点来辩证地、理性地、创造性地理解和处理中日关系 ,我们将努力寻找既能解决中日关系的现实矛盾 ,同时又能够推动中日关系的向前发展的新途径 ,并以此服务于亚太地区的长期稳定与中国的发展     

析中日之间的信任问题

导致当前中日关系处于“战略性困境”状态的重要原因之一是两个国家间严重缺乏信任。中日之间信任度低的原因主要包括:近代以来,日本对中国长达70年的侵略,成为当前中国不信任日本的历史根源;两国意识形态上的分歧和国家制度的差异;中日之间的争端使两国国民感情上的距离渐行渐远。但中日之间利益的互补性以及共有利益的存在为两国信任机制的建立提供了可能性。中日双方可以通过“强化相互依存;构建共有观念,加强身份认同;以及强化‘自我约束’”等路径来构建中日之间的信任机制,为中日关系的健康发展提供必要的条件。     

从建构主义角度分析中国崛起中的中日关系

中日有着极大的共同利益,中日关系对于两国而言,都是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两国间经济大戏仍然在唱,但是两国间的政治、社会矛盾却在不断加深,特别是民间对日本反感的情绪在不断高涨。从建构主义理论上看,集体尊严、国家之间的道义就已成为中国国家利益的一部分。中国政府将对日本全面的认识通过宣传渠道上升为国家认同,引导民众的行为朝着更有利于国家利益的方向发展。     

美日同盟对中国防范的加强与中日关系走向

冷战结束以来,美日同盟逐渐加强,对中日关系发展影响深刻。一方面,日本依托美日同盟走在防范中国的前沿,推行强硬的对华政策,使中日关系不断恶化。这是中日关系的现状。另一方面,在未来,当中日关系的持续恶化损害到美国在东亚地区的战略利益时,美国将对日本强硬的对华政策有所牵制。这一趋势已初见端倪。最近的将来,中日关系仍然不容乐观,很难好于中美关系,将处于中美关系与中日关系完全恶化之间的灰色地带。     

试论小泉政府对华政策给中日关系造成的影响

小泉政府的对华政策,使中日关系降到了1972年9月中日邦交正常化以来的最低点。小泉五次参拜靖国神社,严重影响了中日关系,这是向受过日本军国主义侵略的受害国人民的挑衅。日本在战略层面上的改变非常明显:加速修改《和平宪法》、强化日美军事同盟、对华军事防范已进入了实施阶段。小泉政府对华政策导致中日两国之间在双边问题上的冲突日益增多,究其原因是小泉政府想遏制中国的发展势头,转移国内对其政策的不满和压力,以维护他们认为的所谓国家利益。     

冷战后中美日三角关系中的台湾问题

台湾问题是当前中美日三角关系中的一个焦点问题,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中美、中日和美日关系的发展.美日插手中国台湾问题,目的在于两国战略利益和遏制中国的考虑,但却阻碍了中美、中日关系的健康发展,也损害了自己的利益.在中美日三角关系框架下,中国为解决台湾问题应采取积极的对策,在提高自身综合国力的同时,发展良好的中美、中日关系,为早日解决台湾问题寻找有利的因素.     

冷战后美日同盟的强化与中美日关系的互动发展——从战略思想与国家利益的角度出发

战后以来,由于战略利益的驱使,美国选择日本作为远东的核心盟国。冷战后,出于国家利益的需要,美国加强了美日同盟关系。在对华政策层面,美日两国对中国都采取了政经分离的两面性政策,但在具体举措上存在一定差异。美国在保持其对华原则分歧的前提下,进一步加强将中国纳入其中的“利益攸关者”政策。日本则在美日同盟关系的框架内,强化了对华政策,安倍新首相则提出了“战略互惠”的中日关系的架构。基于中国和平发展的国家利益需要,今后应加强中、美、日之间的战略对话,推动美国对华接触政策对日本的积极影响。     

石油：中日关系提升的助推剂还是绊脚石

被众多棘手问题所困扰的中日关系因石油领域全方位的争夺而陷入全面倒退的境地。有着密切地缘政治与共同能源利益的两个东亚大国能否从欧洲的联合自强的经历中获得一个新的思路,从而不仅使能源成为中日关系提升的助推剂,而且还能为彼此在新时期找到一条共荣的双赢之路。     

冷战后中日关系的困境与选择

中日关系是东亚乃至全球最重要的关系之一,双方关系的好与坏直接影响着地区、世界的稳定与否。中日之间既有历史问题、安全困境、领土、资源开发等不利因素,也有对和平的发展环境、相互经济依存度、共同安全利益等共同点。鉴于中日关系的复杂性,双方应该探讨在开放的区域主义中来推动中日两国关系向前发展。     

中日社交语言文化差异之比较

人际交往始于称呼语。称呼语体现着交际者的身份、地位、彼此间的亲疏关系,以及相互尊重、友好、和谐的人际关系。由于中日民族风俗习惯各异,交际语言有很大的区别。中日交流中语言运用的恰当与否,对交际的成败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探索中日交际语言的异同,对了解丰富细腻的民族文化内涵、加强两国友好往来很有裨益。     

影响中日民间关系的因素分析

中日民间关系中存在着一个有意思的现象,即双方在地理和文化上都非常接近,在经贸和人员往来上也十分密切;而从另一个角度看,双方民众彼此在心理上却存在着巨大的陌生感,这种陌生远远超过双方各自对西方的了解。这似乎是有悖常理的现象。本文将就中日民间关系中存在的矛盾进行描述和分析,并就中日民间关系的发展做出评价。     

廖承志与中日友好事业统一战线的建立

统一战线是中国共产党克敌致胜的成功经验之一,在恢复和发展中日友好关系的实践中,廖承志作为中国政府对日工作最高负责人,成功的运用了这一经验。他大力发展民间外交,使更多的日本人了解中国,造就了民间交往的潮流,为中日邦交正常化奠定了基础。在这种思想指导下,廖承志广交朋友,通过与日本各界的广泛接触,建立了中日友好事业最广泛的统一战线,不断推动着中日友好事业之车向邦交正常化前行。     

《中日修好条规》是近代中国第一个平等的建交条约

学术界对近代中国的不平等条约十分重视,但对近代中国的平等条约却缺乏研究.1871年签订的<中日修好条规>是由中日双方自愿商定,权利与义务对等,明确规定互不侵犯领土,互不干涉内政的平等条约.<中日修好条规>不仅是中日关系史上的第一个条约,而且也是近代中国第一个平等的建交条约.<中日修好条规>的签订及其命运昭示后人:对外平等交往是历史的必然和发展的前提;强权和武力解决不了国家与国家之间的问题;强大的国力及和平诚信的理念比条约的平等性更重要.     

试论中日关系中的“历史认识问题”

“历史认识问题”已经成为影响中日关系政治基础的重大问题。这个问题的产生有深刻的历史和社会原因。主要由于美国冷战政策的实施 ,日本军国主义势力、法西斯思想未得到彻底地铲除 ,日本社会民众中未能建立起正确的历史观。在日本成为经济大国之后 ,日本右翼想以歪曲历史美化侵略作为迈向政治大国的出发点 ,由此造成中日关系中的“历史认识问题”。在冷战后日本长达十年的经济低速期中 ,日本右翼又利用这个问题凝聚人心 ,企图把日本引向他们希望达到的所谓振兴目标。对此 ,本文从理论上予以分析 ,指出该问题是中日关系中的严肃重大的政治问题 ,如何解决将影响中日关系未来发展 ,并提出了应对的五点建议。     

从盂兰盆节看日本人的祖先信仰

孟兰盆节是日本继新年以后的第二大传统节日。飞鸟时代传入日本后，主要内容从施僧演变为祭祖，最终确立了祖先信仰的主导地位。该信仰是中日传统文化交流的产物，基本内容可分为迎接祖先、祭祀祖先、欢送祖先三个方面。一千多年来，孟兰盆节的祭祖思想深深扎根于日本人心中，是孟兰盆节在日本传承的根本原因。基于此，考察日本孟兰盆节的祖先信仰可以深入了解日本人的精神世界，探索中日交流的轨迹。     

协定贸易时期日本经济界的对华观(1952—1958)

进入近代以来,日本对中国一直缺乏一种客观的认识,特别是甲午中日战争以来,日本更多是带着一种鄙夷的态度来观察这个邻居的。二战后,日本的战败以及新中国的成立,为双方重新获得彼此之间的正确认识,创造了一个绝好的条件。但随之而来的冷战,又为两者关系的发展平添了莫大的障碍。无论如何,加强交流都是消除误解、增进好感的重要渠道。冷战的展开,使得初现曙光的中日关系又落入谷底,但此时日本经济界人士,或为了单纯的经济利益,或因为对华亲近而要实现中日友好,对推动并实现中日民间的经济交往,发挥了重要作用。     

中日两国南京大屠杀研究的回顾与思考

南京大屠杀是人类历史上最为残暴的惨案之一。20年来,中日两国学者在南京大屠杀的史料搜集和历史研究方面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是,中日双方以及日本学者内部在南京大屠杀的概念、死亡人数、大屠杀成因以及对史料的解读等方面仍存在较大的分歧,争论至今没有停止。战后日本政府对待侵略战争的态度、国际政治的变幻、学者和社会大众立场身份的限制以及有关南京大屠杀核心史料的缺失等因素扩大了中日之间历史认识的分歧。因此,突破政治制约,构建学术对话平台,并注入人类文明的视角以推动研究的国际化将是中日史学工作者今后努力的方向。     

李维时代罗马人民的跨民族法体系

对李维时代罗马的万民法、战争法、随军祭司法以及三者关系的研究,可以展现罗马私法以外的罗马跨民族关系公法.罗马人民的跨民族法包括神法和人法两个方面,随军祭司法属于前者,它主要调整以誓言的遵守为核心的战和事务;万民法和战争法属于后者.在这个意义上的万民法是使节地位法,涉及使节不受侵犯原则、使节不得实施敌对行为原则、侵害使节的后果、使节于战时在敌邦的居留权等问题;战争法则关涉战时对敌人的人身和财产的处置权.     

中日民族心理和解的主要障碍及其克服路径———写在中日邦交正常化40周年之际

中日关系仍系既脆弱又棘手的一对中外双边关系。这是因为影响两国民族心理和解的主要障碍迄今尚未克服,诸如部分日本政要尚未像德国政要那样正视侵略历史、日本国民尚未全部走向觉醒、中国尚未完全崛起。对此我们宜从四个方面入手,加快中日民族心理和解进程:通过加大对日宣传力度和改变对日宣传基调,努力推动日本国民更多更快地走向觉醒;通过密切和充实中美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直接促进中日关系的改善;既需摆脱对日外交"新思维"的后续影响,也要避免滑入狭隘民族主义的泥潭;应着手"中日关系研究工程"立项,为国家对日外交决策提供科学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