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曲阜的“仰圣门”

<正> 对孔令河、孟竹春同志为曲阜“仰圣门”事写的文章,简复如下: 今曲阜城南、北门各有“仰圣门”之说的根据是:《阙里文献考》卷二十九记:“正南日仰圣门。”《曲阜县志》卷五记:“金声玉振坊南为县正南门,曰仰圣门。明胡缵宗题(后改为乾隆帝题)额曰‘万仞宫墙’。”但在北门外首门额上却醒目地嵌着“仰圣门”三字。拙文《曲阜文物古迹》《《齐鲁学刊》1980年第4期)曾沿用南门成说。但日后渐觉不妥,在此后发表两篇有关的文章时,便采取了回避和“正南门”之说。到了一年半后的《孔林漫步》(《知识与生活》1982年第1期)一文中则又持北门说。理由如次: 一、尽管明、清时称南门为“仰圣门”,但门额上只有“万仞宫墙”题字,以前城上还有“万仞宫墙碑”。此门上下、内外皆无“仰圣门”字样,曲阜群众从来称“正南门”。二、孔庙是历代统治者祭享孔子的殿堂,历代统治者对其固然重视,但他们对孔子本人长眠于地下的孔林更加重视。如孔庙中的门钉多横七竖七,而孔林大门及墓门之门针则各为横七竖九,仿帝王制。因此。他们“进入”南门去瞻仰供奉“圣人”塑象的殿堂,不如“走出”北门去瞻仰埋葬“圣人”躯体的林墓更加隆重。故出北门“仰圣”不无道理。     

曲阜城有两个“仰圣门”吗?

<正> 骆承烈同志在其《曲阜文物古迹·孔庙》一文中称“进入曲阜城的正南门,便是孔庙。名为‘仰圣门’,实际上成为孔庙的大门。”可是骆同志在《孔林漫步》一文中又写道:“走出曲阜(旧)城的仰圣门(北门),穿过北关,……便是孔林。”这样看来,“进入”名为“仰圣门”的曲阜城的“正南门”,便是孔庙;“走出”名为“帅圣门”的曲阜城的“北门”,便是孔林。两个相对的城门——南门和北门同起一个名字,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茂陵刘郎秋风客”漫议

李贺《金铜仙人辞汉歌》云;“茂陵刘郎秋风客。”王琦注曰:“以古之帝王而渺称之曰刘郎,又曰秋风客,亦是长吉欠理处。”苏州人民纺织厂与江苏师范学院合编之《李贺诗选注》则云:“李贺能冲破传统观念的束缚,直呼帝王为郎,这是他的可贵处。”二者“道”不同,故褒贬异辞,而其不中腠理则一。其失盖在一“束于教”,一“笃于时”也。     

唐武三思之镇墓石

唐武三思之鎮墓石。不知何时由咸阳北原唐順陵周围出土,石之制式如墓志,正方形,每边○·五六米,多年来存县,而咸阳县志則不减,梁王而陪葬順陵,当然武三思也。武后临朝,尊其母楊氏墓为順陵,玄宗詔改其名为楊氏墓,俗傅至今犹不改也。三思为其孙,故陪葬焉。“新唐书”“外戚武士彟傅附三思傅曰”:“(武三思)既死,帝为举哀,廢朝五日,贈太尉,复封梁王,谥曰宣。追封崇訓魯     

45 二王庙之殇

背景资料 二王庙位于都江堰岷江东岸的玉垒山麓，是纪念中国都江堰的开凿者、秦蜀郡太守李冰及其子二郎的祀庙。初建于东汉，时为纪念蜀王杜宇的“望帝祠”，南朝齐明帝建武年间（494--498），益州剌吏刘季连迁“望帝祠”于郫县，改祀李冰父子于此，称名“崇德庙”，后亦有“江渎庙”，“李公庙”、“王庙”、“秦太守李公祠”、“真常道院”、“川主庙”、“显英王庙”、“二王宫”之称。清乾隆时之《灌县志》中称“二郎庙”，后遂称之曰“二王庙”。     

绵阳地区十九县（下）

九广元县(附兴安、利州、葭萌、昭化)广元县,在秦、汉、魏、西晋皆只为葭萌县境邮传之一驿,至东晋,始立兴安县(《寰宇记》谓在孝武帝太元十五年)。为什么县名兴安?先是,汉末有略阳氐人阿贵,称兴国氐王,据渭水上游与嘉陵上游地区。晋初,以其地立秦州,氐人仍然缘袭旧称为兴国氐。十六国时期,秦州氐民流离入四川的侨居嘉陵两岸诸山中,与蜀人市易于此。符秦据蜀时,于此置县,故曰“兴安”。苻秦崩溃后,地曾入魏。晋既收复蜀地,仍其县名。历宋、齐而弗改。后魏攻蜀,阻于白龙江,不能前进,因于兴安立益州,表示其为益州之地。《隋志》义城郡云:“后魏立益州,世号小益州。梁曰黎州。西魏复曰益州。又改曰利州,置总管府。”     

温江地区十二县（下）

九、新都县蜀王鱼凫氏都郫。开明氏才自郫徙邑于天隳山(今云天回山)外沱江之北,称为“新都”。开明氏九世曰开明帝,始徒国邑于成都;其死仍葬于新都附近。今年二月,新都马家公社发现战国时的棺墓,疑是开明王墓。秦灭蜀,置新都县,与成都、广都皆用蜀国旧称。汉置广汉郡,以新都隶之。晋初属梁州新都郡,后属广汉郡。西魏废郡留县。隋改县名“兴乐”,后与新繁皆省入成都县。唐武德二年(公元619年)复置县,仍叫新都(《隋志》)。迄今未改。     

荆蛮浅释

荆蛮,据新《辞海》云:“即楚,周人敌视楚国的称呼。”新《辞源》云:“古代中原地区泛称江南楚地之民。”窃以为皆失之太简。考之史籍,似应有以下三种解释:(一)指楚。《春秋左传·昭公二十六年》:“王子朝奔楚,而其告诸侯曰:‘兹不榖震盈播越,窜在荆蛮,未有攸底。”周人敌视楚国,称为蛮荆,《诗经·采芑》:“蠢尔蛮荆,大邦为仇。”《说苑·尊贤》:“救中国,攘戎狄,卒协荆蛮,以尊周室。”(二)古族名。《史记·吴太伯世家》:“荆蛮义之,纵而归之者千余家。”《史记索隐》云:“荆蛮,南夷之名。”《汉书》谓:“荆蛮之吴子寿梦,盛大称王。”荆蛮为吴越之地的古族称。而朱熹注《诗经·采芑》云:“荆蛮,荆州之蛮也。”为荆州之古族称。荆蛮为古代长江中下游之古民族。(三)指地域。(1)指吴越之地,《史记正义》在注释《史记·周本纪》:“古公有长子太伯奔荆蛮。”一段时说:“而亡荆蛮者,楚灭越,其地属楚,秦灭楚,其地属秦,秦讳楚,故曰荆。故通称吴越之地为荆。及北人书史云蛮,势之然也。”这里说明是长江下游的吴越之地的通称。(2)指长江中游江     

唐甄是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吗?

唐甄(1630——1704年),字铸万,四川省达县人,顺治丁酉举于乡,会试不第,谒选山西长子知县。未一岁,以逃人诖误去职。僦居吴市,振笔著书三十年,累而存之,分为上下篇,号曰《潜书》。《潜书》中有“自秦以来,凡为帝王者皆贼也”之名句(见《潜书·室语》,下引本书,只注篇名),此乃封建社会中抨击君主最大胆之激烈言辞,正如清人潘耒所说:     

古代特定称名考意

本文认为:诸侯对周天子自称“天子之吏”,表达的是“我是您的保卫者”之意;诸侯间自称“天子之老”,表达的是“我们是天子的办事员”之意;人们称诸侯曰“君”,表达的是“您是天子最尊贵的臣子”之意。秦汉以后,君用于对一般人的称呼,表达的是对人的尊敬之意;子有尊贵之义,称他人曰“子”或“某子”“某某子”,是认为他是一个尊贵的人;国君的嗣子称为“世子”或“太子”,谓此子最为尊贵;世子太子继位为君王,若尚未除丧,自称“予小子”,是相对其尊贵的父亲的自谦之称,表达的是我虽尊贵,但还不如父亲尊贵之意;国君称诸侯曰“小子”表达的也是对诸侯的尊敬之意。     

汉宫夫人疏证

《汉书·外戚传》载:“汉兴,因秦之称号,帝母称皇太后,祖母称太皇太后,嫡称皇后,妾皆称夫人,又有美人、良人、八子、七子、长使、少使之号焉。”妾皆称夫人”以下史文,可有两种解释。一种,汉宫群妾皆称夫人,夫人以外,另有美人至少使六种人物。照此理解,夫人便是一个特定的品级名号;另一种,汉宫除皇后以外,凡妾皆可称曰夫人,夫人又分为美人至少使六种品职。照此理解,夫人乃众妾之泛称,非品级之谓。     

“禽”字与生死无干

山东临沂银雀山汉墓出土竹书《齐孙子》,学者多称其内容与传世史书有所不合,最为乐于援引称道者,即为载于该篇第一简简背之“……孙子弗息而击之桂陵,而擒庞涓”。按《史记·魏世家》记魏惠王十八年齐、魏桂陵之战,未提及庞涓,记其后十三年齐、魏马陵之战,谓庞涓自杀,太子申被虏;又《孙子吴起列传》记载马陵之战曰:“……庞涓自知智穷兵败,乃自刭,曰:‘遂成竖子之名!’齐因乘胜尽破其军,虏魏太子申以归。”这就与《齐孙子》所载除战地不同之外,厥为庞涓的自刭与被禽之不     

苛政猛于虎——孔子的仁政主张

《礼记·檀弓下》有这样一段记载： 孔子过泰山侧，有妇人哭于墓而哀。夫子式而听之，使子路问之曰：“子之哭也，一似重有忧者。”而曰：“然。昔者吾舅死于虎，吾夫又死焉，今吾子又死焉。”夫子曰：“何为不去也？”曰：“无苛政。”夫子曰：“小子识之，苛政猛于虎也。”     

从《春秋左传》看春秋时代的城市

<正> 春秋时代,诸侯百国群起争雄,战争不断发生,为了防御而竞相筑城建郭。仅见于《春秋左传》的筑城之举就达六十八次,其中六十三次是建筑新城,可见春秋时期城市发展之快。当时,城有都和邑之分,《左》庄二十八年曰:“凡邑有宗庙先君之主曰都,无曰邑。邑曰筑,都曰城。”《左传》所记载的建城事,绝大多数是“都”。对于城市建设的规模,西周时已有具体的规定。《左》隐元年曰:“先王之制,大都不过参     

台阁体与明代文人的奴性品格

应制诗,制,据《史记·曲礼下》“士死制”,郑玄注“制,谓君教令,所使为之。”又,《史记·秦皇本纪》：“命为‘制’,令为‘诏’。”顾名思义是应帝王之命而制作的诗,应制文如之,后世有称这类诗文为应制体。提起应制诗,一般学者都认为是专门谄谀帝王、歌功颂德之诗,连权威辞书《辞源》上释“应制”也说是“唐宋人诗文有以应制为标题的,皆是应皇帝之命而作,内容多半是歌功颂德,蹈袭陈言”。我查阅唐宋人应制诗,多数根本就没有歌功颂德,极少数的诗文歌功颂德成分都微乎其微。查《全唐诗》中众多诗人写过应制诗,皆应皇帝之命而…     

论“汤始居亳，从先王居”之亳都即偃师商城——兼与《论“郑亳”之失名与“西亳”之得名》一文商讨

“郑亳”说所依据的文献《左传&#183;襄公十一年》中的“亳城”乃“京城”之误,陶文上的“亳”为“亳社”之亳,故其并无坚实之基础;郑州商城并非“最有资格”作为早商都城。偃师商城从建城时间要比郑州商城早,文献资料和考古实物资料也说明成汤的“亳都”是在“下洛之阳”的偃师商城,“桐宫”只是汤墓旁守陵和祭祀的建筑。     

秦汉移民论上

上王制言地邑民居,必参相得。管子曰:「地大而不为,命曰土满;人众而不理,命曰人满;」霸言。若是乎,人之舆地,不可不加以调剂也。然欲事调剂,必不免于移徙,而移徒之事,行之无弊甚难。故自晋以后,能行之者逐寡,惟秦、汉去古近,其事何时有所闻耳。     

泰州方志考略

方志的名称,与地方建置的名称紧密相连。泰州的方志,历史上有吴陵志、海陵志、泰州志、泰县志诸名。因此,在考探泰州方志之前,得先简述一下泰州这个建置的革沿。泰州,是淮东古城之一,向有“淮海名邦,汉唐古郡”之称。夏商时,属于九州中的扬州。周时,先后属吴、越、楚。公元前333年(时在战国,属楚)称海阳。秦统一     

太史公释名考辨——兼论《史记》书名之演变

《史记》一百三十篇之论赞皆称“太史公曰”,全书称“太史公”凡一百五十二见。“太史公”既称司马谈,又称司马迁,并为《史记》书之原名。最集中的是《太史公自序》(以下简称《自序》)一篇,凡称“太史公”十四处,却有四种指     

《明史》两处地名勘误

《明史·李自成传》:崇祯十五年,“自成自攻荆州,湘阴王俨锣遇害,烧献陵木城,穿毁宫殿。”“十六年春陷承天(今湖北钟祥县),将发献陵,有声震山谷,惧而止。旁掠潜山、京山、云梦、黄陂、孝感等州县,皆下。”一、“献陵”系“显陵”之讹记《明通鉴》卷八十九亦同《明史》载:“先是湖广巡抚宋一鹤,闻襄阳、德安、荆州连告陷,超承天护献陵……”但据《明会要》卷十七山陵条载:献陵、仁宗陵,在今北京市昌平天寿山,是明十三陵之一。又据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