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论明清时期的思想与园林设计

当代存在两种思想阻碍我国园林设计的进步,一种对中国古典园林的设计理论持抛弃的态度,盲目抄袭西方园林设计,还有一种对中国古典园林设计方法照搬照抄。明清时期的园林文献记载丰富,现存数量较多。本文结合明清时期的思想发展,以及明清时期的造园要素,对明清时期古代园林的设计思想进行分析,以揭示其在中国古典园林体系中的地位和价值。     

明清时期澳门人在帝汶的活动

帝汶很早即与中国有来往。明清时期,同为葡萄牙殖民地的澳门和帝汶相互往来频繁。本文就所掌握的资料,综合论述明清时期澳门人在帝汶的活动。     

明清时期瑶族地区的学校教育

明清时期,瑶族地区的学校教育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封建统治阶级在瑶族地区大力兴办儒学、社学、义学,推动了瑶族子弟向学之风的形成,培养了一批瑶族知识分子。但受瑶族社会经济发展不平衡性的影响,瑶族地区教育发展的不平衡性亦十分突出,并一直影响至今。     

明清时期华人向暹罗的移民

15世纪初,中国东南沿海地区的一些居民开始移居暹罗。到20世纪初,华人移居暹罗的规模越来越大,逐渐形成历史上华人向暹罗移民的高潮。不少华人与暹罗妇女通婚,定居于此,并遵从暹罗的习俗、文化,逐渐被暹罗人同化。     

论明清时期的土舍

土舍在土司家族中具有不可忽视的地位 ,它同早期的土司一样是由土目转化而来 ,之后又转化为不同级别的土司及土司自署官员。揭秘土舍问题系揭开土司政治家族化内幕的关键。本文以明清时期两次“改土归流”之间的历史事件为背景 ,对土司管区土舍的源流、官僚化、类型、职权诸问题作了较为系统的考察     

论明清时期土目的职能及其转变

清土目职能由明代带兵、朝贡职能向清代"提唤"职能转换,不仅表明土目活跃于地方社会并参与地方事务,而且能够说它借助家族村社控制土司社会了。明朝时,土司区尚未完全形成朝廷、土司、家族村社三级互动模式,这种模式在明洪武年间处于发育期,基本以朝廷、土司的二级互动形式进行运动,到清朝"康乾盛世"时期才形成蔚为大观的规模,并迅速转化为朝廷与家族村社之间二级互动模式。     

论明清时期土司制度的功能——学理层面的诠释

明清时期国家成文的土司制度既是国家政权主导、土司政府配合、土司辖区民众积极参与而形成的产物,又是明清时期中央政府与各地土司互动与博弈、认同与调适的必然结果.明清时期国家成文的土司制度具有政治、管理、法律、社会及文化等功能.土司制度功能的学理性主要体现在工具性和稳定性两个方面.从学理层面探讨和诠释土司制度的功能,能为“土司学”的构建以及制度创新提供理论支撑.     

明清时期青海地区驿传设置与驿传役负担的演变

本文在梳理大量文献史料的基础上对明代青海境内驿站、驿道及驿传役负担状况做了较深入探讨,对清代的驿传制度只作简单介绍。     

明清时期传教士入藏传教述评

明清传教士入藏传教,凡两百余年,先后呈现出三个阶段,即王朝统治者支持下的传教、传教士与僧人斗争下的传教,以及民族矛盾激化下的传教.基督教入藏传教,从宗教传播而言,其是一种宗教行为,客观上促进了西藏与西方的文化交流,起到了积极作用.然而它发生在殖民主义扩张的时代背景下,染上了浓重的殖民主义扩张色彩,因此不能将其单纯看成一般的宗教活动.     

明清时期“三位一体”的土司制度治理

明清时期王朝国家、地方政府与各地土司利用土司制度治理土司及土司地区称为“三位一体”的土司制度治理。明清政府治理土司及土司地区的举措有三：中央政府规定土司官秩;中央政府颁布土司承袭法规;中央政府管控土司权力。地方政府治理土司及土司地区的举措有四：落实土司制度治理的规章和决策;提出土司地区制度治理的对策建议;协调王朝国家与土司地区社会关系;更替土司地区基层社会权力。各地土司对其辖区治理举措有二：土司机构保持正常运行,执行国家的成文制度;土司族内统治阶层等协同运行。从宏观、中观和微观三个层面探讨土司制度治理,不仅有助于深化土司制度的研究,而且对民族地区国家治理现代化有所启迪。     

明清时期广西城镇商业网络研究论纲

明清时期,伴随着邻省经济性移民的大量涌入,地处西南边疆的广西农业、手工业商品经济日趋活跃,出现了一批以商业贸易为中心的城市与口岸。于是以它们为核心,依托所在江河流域构建了四个相对独立的具有明显区域性经济和文化的城镇商业网络。但缘于内向型经济格局的制约,加之地理的封闭和特定的生存环境,直至19世纪末,广西仍未形成全省统一性的城镇商业网络体系。     

论明清时期土目的拣选提升

本文锁定我国土司区权威建构过程,进行多方位追踪,认为土目完全可以通过正当途径提升为土司,甚至成为高品级土司.不同类型的土目提升为土司的力度不同,土目提升为土司的职衔涉及面相当宽泛,拣选为土司的标准趋向统一.这基本反映了明清时期乃至宋元时期土司家族政治的实际,对于厘清土目之成为土司的最高临界点以及最低临界点,把握我国古代民族政策的大走势,均具有指导意义.     

论明清时期土目的生存形态

本文对明清时期反映颇多的土目生存形态进行初步探讨之后认为,家族村社之间械斗、土司武力扫荡和土民不满造成土目天生具有极强防范心理以及叛逆行为的表象,土司夫人与土目的性政治关系、土司之女与另一土司治下土目的政治婚姻、土舍与另一土司治下土目军政联络只是寻求政治归属一种必然反映,此种归属决定土舍集团并非为土司婚姻群体的唯一来源。政治利益驱使土目在对土司极尽讨好之能事的同时对土民采取压服的态度,土司区的封闭、淡漠科举制度致使土目难有仕进之机,所以废立土司、夺土司之印甚至取土司之位而代之就成了土目一生追求的最高价值体现。     

明清时期两广的地缘政治关系及其影响

明清时期,广西区域社会开发不平衡现象进一步加剧,而且明显表现为东西发展不平衡,这与周边省区特别是两广的地缘关系是密不可分的。随着广东经济的迅速崛起,其以强大的地缘经济辐射力影响着桂东、桂东南地区,并且在文化上也产生了强烈的影响,造就了桂东地区与桂西地区在社会经济、文化方面的明显差异。     

明清时期桥约的格式研究——基于福建闽东地区

中国的廊桥历史悠久,尤其是福建廊桥的木拱廊桥造型优美、结构科学合理,有非常鲜明的地方特色,也是我国的重要文物价值。本文对福建闽东地区的明清时期的桥约格式进行研究,以此给相关人员提供参考。     

明清时期麽些民族服饰分布及其特征研究

服饰是一个民族文化的表征。明代麽些民族服饰可分为丽江服饰区、永宁-盐源服饰区、北地-俄亚服饰区。麽些民族服饰在头饰、衣裳和装饰方面都有显著的特征,总体上呈现出“分异”的趋势。造成这种变迁的原因包括：明清时期中央不同的民族政策措施,麽些民族各支系所处的不同地理环境,周边民族和宗教的共同影响。     

论明清时期广西少数民族户口的调查统计与入籍问题

在明清王朝大力推行户籍、赋役制度的背景下,无论是桂东、桂中流官统治区,还是桂西的土司地区,都对相当多的少数民族户口进行了调查统计,而桂东、桂中的熟瑶、熟僮先被纳入户籍系统.随着改土归流政策的推行,桂西改流地区的少数民族户口被编入户籍系统,成为王朝的编户齐民.土司户口虽然仍未入籍,土官却进行了调查统计,并上报地方官府备案,成为官府管理土司地方的重要依据.     

明清时期西南民族地区乡村社会与国家间的良性互动

本文的良性互动是指国家与西南民族地区乡村社会中的各种人群、各种组织之间,通过语言或某种手段传播信息而相互发生积极作用的过程.明清时期,西南民族地区乡村社会与国家之间良性互动的表征体现在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四个方面.这种长期稳定的良性互动关系,必须具备三个条件:一是共同的价值理念,二是健全的互信机制,三是恰当的管理模式.只有民族地区乡村社会与国家之间形成良性互动,才能构建民族地区的和谐社会,推动民族地区的社会进步、经济发展、文化繁荣和民族团结,实现“和谐共生”的目标.     

明清时期西南民族地区乡村社会与国家关系的运行特点

明清时期西南民族地区乡村社会与国家之间的关系,其运行特点十分复杂,主要体现在"家国同构"的一致性、"因俗而治"的差异性和合作共赢的依存性三个方面.任何时代、任何社会,没有一个个家庭的富裕,没有乡村社会的支持,就没有国家的强盛;没有强大的国家对家庭和乡村社会强有力的保护,乡村社会就不会有安宁的生活.因此,乡村社会与国家之间是一种相互依存、上下互动、有效合作的关系.     

明清的回回宰牛业

由于饮食习俗的原因,宰牛业是回回民族的传统行业之一。然而传统的中国是以汉族为主体的农业国家,耕牛在经济中具有重要意义。文章回顾了明清两朝回回宰牛业生存发展的社会环境,对部分官员、文人对宰牛业的态度进行了述评,分析了明清宰牛业不能禁止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