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文化视野下中法亲属称谓语言比较研究

本文从体系、构词特征和语义特征三方面对中法亲属称谓语言进行了比较分析,揭示了中法亲属称谓在区分父系与母系、宗族与非宗族、血亲与姻亲以及长幼辈分等方面存在的异同及其背景原因。试图通过这种比较研究,对跨文化交际、法语教学以及汉法互译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     

试论俄汉亲属称谓的差异

表示家庭成员关系的亲属称谓系统包括父系称谓、母系称谓、姻系称谓和类亲属称谓四种。由于中俄两国民族语言和文化习俗的不同,两国称谓习惯特别是亲属称谓存在着很大的差异。这主要表现在宗族与非宗族、血亲与姻亲、长幼与辈分、父系与母系亲属称谓详略、派生词等方面。     

论清末民初陕西地产交易的宗族性

中国古代宗族血缘观念的深厚和聚族而居的特点,决定了土地买卖的宗族性特征非常明显,买主身份从宗亲血缘的视角来看,呈现出由亲及疏、由近及远的显著特征.在买主身份方面,亲族购买者比例较高,原因在于亲族对族人出售的地产具有优先权;所以,土地在宗族内交易的比例较高,几乎占地产交易的一半.最后,宗族对寡妇出卖土地的行为更为慎重,有大量族人作为中人参与、见证寡妇的土地买卖.究其原因,主要是宗族在地方社会的独特地位和深远影响力决定的;另外,还在于国家法律对宗法族规的支持.     

中英呼语文化特性比较

呼语包括头衔、亲属称谓以及爱称,与一个民族的文化息息相关.在文化背景迥异的中英两国,汉语和英语呼语的不同体现在贵族与官位等级、家庭等级、年龄等级、职业等级等表明身份权势的差别以及亲属称谓和爱称的差异上.呼语的差异反映了两个民族各具特色的文化特性和文化积淀.     

人类学视野中的宗族社会研究

本文大致以时间为纵轴,对以往的宗族研究进行了梳理,回顾和总结了人类学、历史学学者在宗族研究方面的理论视野、主要内容以及经验,并介绍了当前宗族研究的新动向和存在的不足。文章重点对传统与现代、国家与社会等框架下的宗族复兴和传统创造进行了探讨,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自己的一些新的看法。     

陕北宗族的形成与特征

陕北处于中原农耕文化与北方游牧文化的过渡地带。该地区地处偏远,交通闭塞,开发较晚,其宗族形态呈现出了独特的区域性特征。以往学界对我国的东南宗族关注较多,对北方尤其对西北的宗族关注较少。本文就陕北宗族的形成与特征作一探讨,以期为宗族的研究提供一个新的区域个案。     

宗族的民族性特征及其在村民自治中的表达--对捞车土家族村和摩哈苴彝族村的观察

在民族学研究中,宗族的民族性特征及其在村民自治中的表达一直未受到足够的重视.本文通过对捞车土家族村和摩哈苴彝族村的田野调查研究,指出某些少数民族在宗族观念上与汉族存在很大的差异汉族对宗族血亲关系高度重视,而某些少数民族对此却相对轻视.土家族是将已故地域性领袖土王当做共同的族祖神进行供奉与崇拜,彝族则是将图腾植物当做祖先进行供奉与崇拜.宗族的这些民族性特征在村民自治中或表现为对地缘政治领袖群体的认同,或表现为对村民自治权力竞争的集体无意识.     

布朗功能学派理论对林耀华东南宗族研究的影响

通过比较林耀华早期的经验研究和1936年拉德克里夫-布朗（A .R .Radcliffe-Brown）在燕京大学的讲学课程，发现了二者在社区研究等理论方面的相通之处。林耀华通过在东南宗族乡村作出的实地调查，发现宗族的社会学特点：宗族的经济功能基于血亲间的分工合作，其情感结构面向祖先和国家，是开放而又复合的。在面对市场时，宗族作为整体积极参与其中。在面对国家时，宗族接纳了国家的权力系统。宗族即是布朗所讲的“活”的功能体，具备适应现代化的能力。因此，林耀华一直坚持用宗族作为中国社会现代化问题的研究单位。     

汉文献中的壮傣民族亲属称谓

通过对壮傣民族亲属称谓的比较研究 ,可以窥见其历史渊源关系。而其亲属称谓的变迁 ,又可反映汉族文化对壮傣民族文化日益深刻的影响     

苗语亲属称谓系统研究——以贵州省松桃苗族自治县苗语为例

苗语亲属称谓系统可以分为本族称谓系统和外族称谓系统。本族称谓系统包括父亲和姨父两族,外族称谓系统包括舅父、姑父和岳父三族。苗语亲属称谓受当地汉语影响很大,主要表现在直接借用大量汉语亲属称谓、亲属称谓复合词由半苗半汉的词根构成等方面。     

藏族传统社会组织措哇的亲属称谓——以青海省互助县松多村为例

华锐松多位于中国青海互助土族自治县,这个村里有8个措哇.文章通过对该措哇中亲属称谓的分析,认为松多村的亲属称谓制度与非洲南部苏丹民族的描述制(或称苏丹制)有相同之处,也有不同地方,即既有性别上的差异,也有代际和系谱上的差异；亲属称谓与其相依附的居住形式以及背后的继嗣制度有着莫大的关系.措哇内部的主要成分由哈奇——父系的血亲成员和哈尼——通过与父系血亲成员通婚而进入父系的成员这两部分组成.这两部分内部均不能通婚,其成员必须与措哇外部的成员联结婚姻.     

从壮语和泰语的亲属称谓看壮、泰两族的婚姻形态

运用社会语言学和文化语言学的理论和方法,对壮语和泰语的亲属称谓进行比较,探索壮、泰两族曾经经历的婚姻形态及其演变情况.     

壮语称谓系统中ta～6、tak～8的特点和来源及其所反映的文化内容

引言在语言学中人们很早就重视亲属称谓的研究。十九世纪的历史比较语言学家确定语言的亲属关系时所依据的词汇首先就是亲属称谓和数词等基本词汇。我国古籍《尔雅》、《恒言录》、《恒言广证》、《称谓录》等亦有丰富的关于亲属称谓的记求和注释。至今,亲属称谓的研究仍然是国外语言学的一项热门课题。因此,亲属称谓的研究值得我国语言工作者的重视。民族学领域对亲属称谓的研究也不亚于语言学领域。美国著名的民族学家摩尔根就非常重视亲属称谓和这些称谓所反映的亲属制度。它的关于原始人类有过血婚制的学说,就是以对夏威夷等许多原始部落的亲属     

略论亲属制度的演变规律——以汉族亲属称谓为例

五、六十年前中国学者已经开始用现代民族学观点研究汉族亲属称谓制度。当时费孝通、芮逸夫、郭明昆等老前辈民族学家就汉族亲属称谓制的特征及其所反映的社会现象提出了不少精辟见解,为进一步开展汉族亲属制的研究打下了牢固的基楚。可惜的是解放后这方面的研究未能得到应有的重视,而60年代以来似乎中断。总结有关汉族亲属制度的极其丰富的文献     

城市化进程中的宗族变迁——以深圳龙西客家社区为例

本文结合珠江三角洲农村地区的城市化进程和影响,在充分考察深圳市龙城街道龙西客家社区的城市化进程及其宗族状况的基础上,着重从宗族的习俗调整、宗族的聚居格局、宗族的经济基础和宗族的权威体系等几个方面,探讨宗族在城市化进程中所发生的一系列变化,并据此对现代化理论关于传统与现代相对立的理念进行反思。     

汉族和藏族亲属称谓的比较研究

一、问题的提出亲属制度 (ＫｉｎｓｈｉｐＴｅｒｍｉｎｏｌｏｇｙ、ＫｉｎｓｈｉｐＳｙｓｔｅｍ)是反映人们的亲属关系以及代表这些亲属关系的称谓的一种社会规范。① 我国著名的历史学家、考古学家冯汉骥在研究中国亲属制度时指出 :“决定称谓的构成的原则是语言学的和社会学的原则。从语言学来看 ,亲属称谓是按汉语的句法规则组成的 ;从社会学看 ,亲属称谓的语义是由其反映的亲属关系以及所处的语境来决定的。”② 本文主要是从社会学、人类学的角度比较分析汉族和四川藏族地区的亲属称谓所反映的亲属关系及社会观念 ,并探讨导致这两种亲…     

“国家与地方社会”关系中的宗族研究范式及其存在的问题

人类学与社会史的汉人宗族研究之主流,实际上一直放在“国家与地方社会”关系的框架内来展开的,以致形成了一种思维范式.这个范式的主要特点是把宗族当成国家与地方社会交流的平台.传统帝国时期,国家支持宗族的存在,以维持地方社会秩序,支撑帝国的整体运转;但现代化运动却要试图革除之,因为它阻碍了现代社会的建立.在某种意义上说,这个视角也的确合乎中国的历史实情,因而今后需要继续加以开拓和深化.但必须意识到,它也遮蔽了作为亲属制度意义上的宗族之文化内涵.也就说,宗族不仅是政治的、经济的,更主要是文化的、风俗的.回归文化的角度理解宗族,是今后超越“国家与地方社会”关系中的宗族范式的一条可尝试的路径.     

大、小首人制度:山西曲沃靳氏宗族祭仪研究

宗族祭仪是理解中国汉人宗族的一个重要窗口,它不仅能反映宗族内部的房支结构关系,也能检验一个宗族在地方社会中的位置,包括与他姓宗族的关系。宗族祭仪同样可折射出国家与地方社会的互动。观察宗族祭仪不仅仅是停留于祭祀组织、祭祀活动、祭祀功能的考察,同样要高度重视它与特定地理文化空间的关系以及它的文化表达。其中,宗族的祭祀场所是宗族祭仪非常重要舞台。只有把宗族祭仪放在祭祀场所这一特定文化空间里才能更加透彻地理解它的象征意义。     

聚焦山西:中国宗族史研究的新区域

宗族研究区域由南向北转移是当前宗族研究的一个新趋势.北方宗族问题历来被学界视为非典型而未引起应有的重视.随着研究的深入,对宗族这一概念的理解已经从实体性功能组织到注重宗族的系谱性原则和归属感,再到将宗族视为一种文化、礼仪和制度.伴随着宗族概念的厘清,从事宗族社会史的研究者需要从文献和实践结合的层面重新审视北方的宗族问题.在此背景下,位于黄土高原的山西已经成为研究者开展宗族社会史研究的一个新区域.     

探析汉俄亲属称谓语的民族文化差异

不同的民族有不同的亲属称谓系统和使用习惯,汉俄亲属称谓语的对比研究是一个值得深入研究的课题。本文从汉俄亲属称谓语的特点出发,着重对比探讨了汉俄亲属称谓系统的民族文化差异,并对这种差异的根源作了探索分析。